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题图来自：unsplash
一
近日，安徽自曝“人口断崖式下跌”再次将人口问题拉回公众视野。
因为人口下跌太快，安徽的人口危机感剧增。在近日的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说明中，安徽公开了近五年的人口出生率。
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安徽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安徽的人口增长下行趋势，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极不匹配的分化现象。
安徽近些年经济增长加速，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中部省份向长三角省份的身份转变，GDP从2000年的3125.3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37114亿元，全国排名从第15位上升到第11位，排在上海之后。
可别小看安徽前进的这四位，你要是看现在的全国前十，要么是江浙等经济大省，要么是河南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安徽从一个中部经济并不突出的省份到紧跟上海的脚步，已经非常不容易。
毕竟，融入江浙沪，安徽还面临着包邮区的经济、人口虹吸等压力。
如今，在经济上打了翻身仗的安徽，开始在人口上慌了。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养育和居住成本越高，对应的生育意愿越低、生育间隔时间跨度越长，导致了越来越低的生育率。但安徽本质上还是属于欠发达省份，远未到经济发展抑制人口生育的地步。
或者说，从整个中国的情况来说，都呈现出生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未富先老”可不仅仅是说老年人多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不愿生了。
二
作为长三角三省一市中的“小弟”，安徽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代表性。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测算，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常住人口中，江苏位居第一，浙江反超安徽居第二。十年来，浙江和江苏分别增加1014万和609万人，占长三角总增量的51.7%和31.0%。其中浙江人口年均增速为1.72%，远高于上海、江苏和安徽。
尽管安徽人口增幅低于长三角兄弟省份，但其人口总量和人口出生率在全国处于中游偏上水平。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其常住人口总量在全国排第10位。根据2020年该省发布的《我省人口现状与挑战》，2019年其人口出生率在全国排第11位。
与江浙沪相比，安徽与其差距在哪里？
首先是经济上，江浙沪的经济发展比较均衡，远非安徽能比。以浙江为例，浙江的经济发展比较均衡，既有杭州、宁波这两个副省级城市，同时温州、绍兴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也不少，尤其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很好，每个县基本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形成各自特色、差异化发展的产业集群，大多数县域人口都实现增长。
从近十年来浙江县域人口的变化情况看，浙江53个县域中，48个县人口增长，仅5个县人口减少，增长面达90.57%。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2021年赛迪百强县榜单中，江苏省与浙江省分别占25席和18席，安徽仅三县入围，排名都在50名以后。
而对比安徽，省内经济合肥一枝独秀，2020年正式迈入万亿俱乐部，达到10045亿元，而省内第二的芜湖仅3753亿元，不及合肥的四成，可以说，安徽是集全省之力在支撑合肥。
人口方面合肥也同样领跑，十年前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合肥的常住人口为570万人，但十年后的七普数据显示，合肥的常住人口达到936万，增长超过366万，即使去除巢湖、庐江县的部分基数，合肥这几年的实际增量还是高达191.3万人。
在安徽的16个地级市中，2010-2020年间，人口呈现净增长的只有6个，除了合肥，还有阜阳（60万人）、亳州（14.6万人）、蚌埠（13.2万人）、芜湖（9.9万人）、滁州（4.9万人），但后五个城市全部的净增长数量也只有合肥的一个零头。
这说明什么？除了合肥确实增长量大以外，更说明其他城市实在是太少了。
这种人口数量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安徽省内前两大城市合肥和阜阳的总人口达到1757万，近乎于全省的1/3。安徽省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见一斑。
其次是安徽省与中西部大多数省份一样，面临人口外流，是人口输出大省。数据显示，2020年安徽省常住人口为6102.7万人，虽然相比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增加了152.7万人，但是流出人口也增加了114万人。
2020年，安徽共计流出人口为1152万人，为全国人口流出大省第二名，也是唯二超千万人口流出的省份。第一名是河南，2020年，河南流出到外省人口达1610.09万。
尽管近些年，安徽也呈现出人口回流的趋势，每年有30～50万的回流人口，但同一千余万的净流出人口相比，比例还是很小。
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相比，安徽、河南、江西、四川这样的省份，除了要应对人口外流之外，还得加大力度减缓不断下降的生育率，经济的虹吸效应叠加人口的马太效应，正在成为中西部省份发展的难题。
三
为了刺激人口生育，同时配合国家三胎政策，安徽在此次的人口计生条例修订中，大幅提高了生育福利，征求意见稿显示，符合法定结婚的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外，增加婚假10天；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90天；男方享受30天护理假；在子女6周岁前，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10天育儿假。
但休假的社会成本如何分摊，依旧没有明确。简单地增加产假，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太大。
跳出安徽看全国，我们发现，对于中西部省份来说，抢人、留人、造人都是难题。而与干巴巴的鼓励措施相比，“来点实际”的激励措施才显得更加急切。
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对生育二胎三胎的家庭给予现金补贴，一度引发会不会全国推广的热议。而最近，北京为了落实国家的“三胎”政策，规定二胎及以上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成为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落实国家“三胎”政策的城市，目前首批选房已经启动。
如果说前一轮的抢人大战主要是靠放开户籍给予政策红利来吸引人口，在未来的催生大战中，真金白银的投入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当下年轻人不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生不起”和“生不了”两种。从破解“生不起”来看，我们提出加快生育配套措施建设，比如完善托育托幼服务；探索建立家庭其他成员（如祖辈）参与家庭养育的政府补贴制度，要加大生育津贴及发放再生育补助金；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家庭的成本分担比例等。
从破解“生不了”来看，提出将辅助生殖等费用纳入医保，增加不孕不育治疗补助等。
而这一切，最后归根到底都需要财政投入。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财政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催生之中，还能通过经济吸引力加大人口引进，而众多的中西部省份，则不仅要面临人口外流，更要解决财政不足情况下的生育投入，那句鸡汤怎么说来着，“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而是比你有钱的人比你更加地努力”，这可能是未来中西部省份要面临的人口困境。
从目前来看，中西部省份，除了攀枝花的现金政策，并没有其他省份跟进相关政策，“催生”仍旧停留在政策的调整上。
无论是人口生育还是经济发展，最后我们都会落实到数字上。当我们的目光只盯着那些数字——生育率是升了还是降了，人口流出多少，进来多少，GDP增速有没有变化……我们可能会权衡利弊，用各种公式去计算投入产出比。只是，人口除了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伦问题，这些都很难用数字来精确衡量。
安徽能不能再带个头？
参考资料：浙江发布：《长三角总人口达2.35亿，浙江反超安徽》；经济观察报：《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安徽：年人口流出900万，育龄妇女年均减少20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