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告诉你，你很有可能会认为这个如此全球化的场景是某个现代化都市的一角，但是事实上，上述描绘的街道和商店位于中国的泉州，公元1000年的泉州。
上述文字来源于美国著名汉学家韩森的《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一书，在书中韩森教授讲述了一个跟今天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的一千年前的世界，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阿拉伯工匠跟千里之外中国同行隔空对拼；君士坦丁堡因为贫富不均而发生大屠杀；大宋王朝抓住全球化的贸易机遇，不但解决了自身的财政危机，还成为一千年前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
当时的中国，超乎你的想象！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忙于内斗的中国跟世界一时失去了联系。直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中国的对外贸易才逐渐开始恢复。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复苏，中国的造船技术开始提高，中国制造的帆船在海上贸易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在此之前，往来于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船只，大多是东南亚制造的独桅三角帆船或拼版船。这种船在面对风暴时的表现极为差劲，一旦船体发生了泄露，整个船身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在乘坐时，所有的乘客也只能集中在甲板上休息。
而中国的造船工人用铁钉和木板创造出了单独的客舱，船壁和水密舱增加了船只的浮力，使得中国船只能更好的抵御风暴和海上恶劣的天气。
并且，乘客们可以呆在独立的私人空间里享受海上旅程。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就对这种带有独立客舱的船只赞不绝口，因为他可以在里面自由的享受随行小妾的侍奉。
而中国的冶金学家在炼制铁丝和制造磁针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又为全球化的进程的推波助澜。他们将磁针漂浮在水面上，由此发明了船用指南针，使得中国海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辨别方位。此前在伊斯兰世界被广泛使用的星盘，也只能在晴朗的天气下才能正常使用。
航海技术的发展让中国的海上贸易的扬帆远航。
公元1000年，泉州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大多数来自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船只都停泊于泉州和广州。而位于第三的宁波港，成为了日本和高丽船只的主要停泊口岸。虽然当时宋朝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贸易关系，但是两国船只经常往返于宁波和福冈，来自北方的辽国船只也在福冈登陆。
海外贸易给宋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尽管1127年北宋被金国所灭，南宋失去北方大片疆土不得不偏安且每年需支付给女真人高额欠款，中国南方的居民依然享受了将近2个世纪的繁华生活。
到了1200年，泉州已经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生活在泉州和广州的商人、官员都发了财，有钱人会为整船的货物出资，资金不多的老百姓也可以购买股份。如果航行顺利，所有人都能获得可观的利润。
泉州的繁荣也蔓延到了整个福建省，让福建人也适应了生活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挑战。
居民逐渐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从而生产商业市场所需要的商品。比如福建的荔枝，在刚刚开花的时候就有商人拿着定金统统买断，等到成熟结果之后，马上装船运走，送到日本、朝鲜半岛和印度。
此外，种植甘蔗、糯米、苎麻、大麻也能赚取更多的钱，于是，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农业；有些人在银矿、铜矿、铁矿和铅矿工作；一些人选择打鱼；还有一些人将海水引人池沼，蒸晒制盐。
陶瓷业吸收了最多的劳动力。业主们在山坡上建造了绵延100米的龙窑。这些窑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一次可烧制一万到三万件陶瓷。在12世纪和13世纪，福建500万人口中有7.5%（37.5万人）的人从事陶瓷的出口生产。
虽然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产生的弊端也随之而来。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许多商品都从地球的一端被交易到了另一端，在这其中就有很多动植物就沦为走私贸易的牺牲品，老虎、大象、犀牛无不惨遭毒手。
贸易冲突也是屡见不鲜。比如中国和美国，两国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一直争端不断，之前就因为中国出口轮胎的事情引发过矛盾，到了2019年，又因为关税问题掀起了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
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1000年前的宋人也同样面对着各种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宋朝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政策。
在公元1000年的泉州，走私活动可以用猖獗两个字来形容。为了打击走私，宋代采取了高额的罚金制度，哪怕是走私极少量的货物，也会面临被全部没收的风险。到了公元1087年，宋朝在泉州设立泉州第一任市舶司。
市舶司，是港口特有的负责监督所有来港贸易的外国商人，并向出港的中国商人颁发许可证的高级官员。除此之外，市舶司还负责征收新税，并将税收上交给位于都城开封的北宋朝廷。
公元971年，宋代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位市舶司，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杭州宁波等港口也都任命了市舶司，这标志着国际贸易收入对宋王朝的重要性。
为此，宋朝的税务官员建立了三种新的“税”。
首先，当外国船队抵达港口时，负责贸易的官员会先登上这艘船，对货物的价值进行估算，接着会征收货物价值10%-20%的货物作为关税。这种直接征收货物的行为，实际是为皇帝和他的家庭获取生活必需品。
贸易官员还会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人为价格购买“宝货”，如珍珠、大的象牙和龙涎香等高价进口商品，这就是第二种税。这一规定有效地授予了政府对所有精品商品的垄断权，而宋朝贸易官员在帝国各地建立了这些商品的市场。这些商品中有许多是被批发商购买的，但个人也可以进行小宗购买。
第三种税针对的是 “粗色杂货”也就是散装货，通常是大块的香木，它们都属于被剩下的货物。外国商人一旦缴纳了税款，就会被允许直接将这些货物卖给中国买家，有时他们还会在码头进行销售。
到了两宋交替之际，朝廷已经难征收赋税了，尤其是作为主要财政收人来源的土地税。南宋高宗皇帝意识到征收国际贸易税是解决财政预算不足的一个好办法，他还深刻的意识到征收贸易税可以减轻臣民的负担。
于是，在“靖康之变”之后的几年里，国际贸易税的收入占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己高达20%。而当南宋王朝在江南重新站稳脚跟恢复农业生产之后，国际贸易税的比例才回到了北宋时期的5%左右。
虽然增加贸易税收可以解决宋王朝的燃眉之急，不过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当税率经常变动，商家利益受损的时候，商家就会提出抗议，虽然有时商家会赢得胜利，但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会一点一点地摧毁国际商人开展商贸活动的动力。所以当财政困难的朝廷将征收的额度提升到远远高于平时的40%的时候，外国商人干脆不再来中国港口了。
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也像今天一样，让人又爱又恨。
即便是在今天，想要完全理解全球化也并非易事，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时间去了解一千年前的全球化呢？
这是因为，早期全球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现代全球化的诸多特征。
生活在千年前的人们，虽然有着与我们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是他们也有着和今天我们一样的情感。我们在观察他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反应时，也能看到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的反应与我们完全相同。
没错，全球化并没有惠及所有人。但比起拒绝了所有新事物的人，那些对陌生事物保持开放心态的人显然得到的更多。这在公元1000年是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
这也是我们能从祖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