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果显示，近1亿中国人抑郁障碍，其中仅0.5%得到充分治疗。在抑郁障碍各亚型患者中，抑郁症患者寻求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的比例最高，也仅为4.7%。
此后，她的微博主页成为了抑郁症患者的聚集地。直到今天，这条微博消息下的留言已超过100万，每天还有全国各地的人们在下面留言，袒露自己濒临崩溃的边缘。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World Mental Health Day），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在1992年发起，旨在呼吁和提高社会各界对精神卫生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但就国内而言，广大群众对于“抑郁症”的认识和理解仍旧参差不齐。
对于国内部分深受心理问题困扰的患者们来说，他们所能求助的对象只有心理医生和抗抑郁药物。但受到病耻感、文化传统、疾病认知等社会因素等影响，很多患者不愿、甚至不敢去看心理医生，因而更多地依赖于药物治疗。
针对抗抑郁症药物，一位英国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却指出，自己服用了20多年的抗抑郁药物，才发现一切只是一场骗局，其效用约等于“安慰剂”，根本无法有效缓解和治愈自己的病情。
那么，他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导致抑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果抗抑郁药物无效，我们又该如何治疗它呢？
一位抑郁症患者的迷思
在我们的生活中，抑郁症广泛存在于各类人群中，有数据调查显示，全球抑郁症患病人群人数累计超过3.5亿人，而约翰·哈里正是其中之一。
在外人看来，哈里理应是个“生活无忧”的人。
他18岁考取了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22岁从剑桥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知名记者，先后在英国《独立报》、《卫报》、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拿过好几项国家级媒体大奖。
但他本人却因为遗传和家庭因素，从小患有抑郁症，持续服药治疗20余年。
在哈里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遭受抑郁症的反复侵扰。他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和焦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
一开始，哈里为自己的“异样”感到痛苦：“直到我去看医生之前，我都以为我的抑郁症全在我的脑海里，这意味着我的软弱和无能，我一度认为这是可耻的。”
为了帮助自己走出抑郁症的阴霾，哈里尝试求助医生，医生告诉他，造成抑郁的原因在于大脑化学平衡失调，抗抑郁药可以让体内的化学物质恢复正常，所以只要坚持吃药，抑郁症就会慢慢好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抑郁症药物都带给他强烈的安全感，成为了他生活的依赖。但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抑郁症却一直都没有痊愈的迹象。
回想这些年自己服用药物的经历，哈里发现，那些药物在短期内确实是有效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就大不如前。并且，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带来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他变得越来越胖，经常爱出汗，甚至连性功能都有点衰退。
他开始疑惑为什么那些给他开抑郁症药物的医生，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抑郁，也从未试图找出抑郁症的诱因？
为了找到抑郁症形成的真正原因和应对方法，哈里走访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和一些正在经历或战胜抑郁症的人，前后花费了整整3年的时间，进行了不下200次的采访，最终将自己的采访所得写成了一本书，名叫《失去的联系》。
希拉里评价道：“《失去的联系》对困扰美国社会的抑郁和焦虑现象，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哈里指出，现代社会很多关于抑郁症的信息都是错误的，并提出了以下两个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观点：
第一，抗抑郁药只是“安慰剂”，只在短期有效，根本不可能治好抑郁症。
其二，科学家之间存在广泛的共识，即抑郁是由三种不同因素引起的，表现为：生物学原因（基因）、心理原因（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社会原因（社会共同生活的广泛方式）。现在普遍的抑郁症治疗只关注于药物，忽视心理解决方案，更完全忽略了环境解决方案，成为抑郁症治疗的一大误区。
抗抑郁药物只是一场骗局？
自2006年以来，在英国，仅抗抑郁药的处方量就增加了180％。而且，每11个人中就有1个人正在服用抗抑郁药，但全社会抑郁症的发病率并没有明显下降。
根据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硕士研究表明，大约有50% 的抑郁症患者对药物产生了最初的积极反应，而在所有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估计介于5%至20%之间）会得到完全而持久的缓解。
换句话说：这些药物可以缓解抑郁，因此具有实际价值，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其实，抗抑郁药物出现的历史并不长，30年代广泛采用电休克治疗抑郁，而真正的药物治疗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到了现在，市面上已经到处都是抗抑郁药物，包括百忧解、帕罗西定、左洛复、怡诺思等等。
2018年2月，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包含超过10万人的500项研究的回顾研究，支持了许多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话，那就是抗抑郁药确实有效。
然而，临床随机对照实验的数据表明，在改善患者症状上，安慰剂与抗抑郁药疗效相差无几。
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是哈佛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最初也是化学抗抑郁药物的支持者。他在研究中得出，化学抗抑郁药在汉密尔顿量表（抑郁症的一种重要诊断工具）上表现的作用平均比安慰剂作用高出1.8点，还不到改善睡眠方式所带来的提升的三分之一。
Kirsch认为，他发现的1.8分增益在临床上毫无意义，并不能证明这些药物的有效性。
此外，基尔希教授有次偶然看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些内部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抗抑郁药物在研发阶段原始的实验结果。结果发现，制药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选择性公布实验结果。
比如说，一个实验中，一共有245名患者服用了这种药物，但是等到制药公司对社会公布的时候，他们只挑选其中有效果的27名患者的数据，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药品有效，可以售卖。
针对这个问题，作者还曾咨询过一位教授，这位教授透露说：“你是制药公司，那你做了1000个实验，其中998个失败了也没关系，只要你有2个成功，你的药就能进入当地的药店。”
但倘若药品的效果因人而异，那么这些实验数据就不具有普适性，因而毫无意义。
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市面上已有几十种药物可用于治疗抑郁症，但这些药物对50%的患者无效，而2/3的患者治疗后症状无明显缓解，患者个体差异性显著。
如果单纯没有效果也就算了，关键是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使人发胖、大量出汗、性功能障碍等等。随着抑郁症的“反弹”，患者一般会加大剂量，药越吃越多，副作用也越来越大，掉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那么，如果改变人体内的化学元素失衡并不能改善抑郁症，形成抑郁症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造成抑郁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人类有天生的心理需求，就像我们有生理需求一样。我们需要归属感，需要有生存的意义和目的，需要被珍视感和自主权。但现实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社会之中。
面对这种不满足，大多数人只是会偶尔感到一点不快乐，产生一点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感觉。但对于另外一小部分人来说，如果一些深层次的需求反复无法得到满足，就可能产生绝望、抑郁的心理。
书中，作者总结了9大可能导致人们产生抑郁的因素：
1.工作的意义
2.与他人的联系
3.正确的价值观
4.美好童年
5.地位尊严
6.对未来的期待
7.大自然
8.基因
9.大脑
以工作联系为例，大多数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有偿工作。
投票机构盖洛普（Gallup）进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研究了人们对工作的看法：其中，13％的人表示喜欢并期待他们的工作；63％的人不喜欢也不讨厌，他们的一整天被定义为“梦游”；剩下24％的人讨厌并恐惧自己的工作。总结来看就是，十分之一的人喜欢工作，而讨厌工作的人是热爱工作的人的两倍。
人们常常会反驳说，讨厌工作又如何？他们拥有快乐所需要的一切，比如良好报酬带来的昂贵的消费品等等。但如果你接下去追问他们的社交关系、工作成就感、压力指数等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你会发现这部分是明显缺失的。
所谓抑郁症，很多时候是人们内心对周边环境因素做出的一种应激反应。因此，人们在应对抑郁症这样复杂的心理状况时，化学抗抑郁药物不该成为唯一的选择。
心理医生德里克·萨默菲尔德（Derek Summerfield）曾于21世纪初前往柬埔寨，希望将抗抑郁药物引入柬埔寨。可当他开始与柬埔寨医生交谈时，对方无所谓地表示：“我们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们早就有抗抑郁药了。”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农夫在稻田里工作，不小心踩到地雷，腿被炸断了。医生们给他装上了一条假肢，迫于生机，农夫在短暂修养之后又回到了野外工作。但即使有了假肢，对这位农夫来说，重复之前的工作依旧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因而感到十分痛苦，时常大声哭泣，不想起床，渐渐抑郁。
当地的医生们意识到问题的重点在于生活的困境。于是他们决定，要给这位农夫买一头奶牛，饲养奶牛要比在田野里耕种轻松的多，只要生活重燃希望，那么抑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医生告诉德里克，在这种情况下，牛就是抗抑郁药，因为它有效地填补了病人的内心需求。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它说明了一个大家一直以来普遍忽视的真理，那就是当患者表现出极度痛苦的迹象时，最需要的是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以解决实际上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
在上述的9种原因里，有7种是社会相关的，仅有2种为生理原因。而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抑郁症患者只有少部分是遗传的。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调节自己内心需求，从根源上避免和摆脱抑郁症。
第一，寻找一份对自己而言有意义的工作，它能带给你一定的成就感、人生尊严，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第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化自己和他人、社会的联系，合理增加社交，减少孤独感和被排斥感，找到生活的意义。
第三，调节心态和价值观，正视童年遭受的心理创伤，积极寻求心理疏导，反思“消费主义至上”的价值观念，降低焦虑感。
约翰·哈里在书中陈述的观点无疑是大胆而惊人的。他认为，虽然化学抗抑郁药具有一定的治疗价值，但医生需要从根本上扩展为治疗抑郁症患者的选择菜单，以便他们能够真正应对这种深层次的内在心理矛盾。
而对于那些正遭受抑郁症困扰的人们来说，这本书传递了一份寻求理解的信号，那就是：“我们的痛苦是有道理的。”它鼓励患者探寻诱因、找回自己、建立信心，更告诉人们，想要战胜抑郁症仍需要更多的尝试和探索，重点是不要放弃！
正如哈里所说的那样，倾听内心发出的信号，去做那些能真正满足你需求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以更加健康、更为明智的方式生活，只要你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