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枪
上跑道前，徐冬林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深呼吸，橘色背心上贴的标签“Guide”也随着胸腔起伏。刘翠青听到了这一声长长的吐气。她没有多问，在赛场上，她只负责不停地跑，方向、节奏、成绩，全都交给徐冬林主导。
这是2021年9月4号，东京残奥会田径女子200米T11级的决赛现场。残奥会前，赛事方会根据选手的残疾情况和运动能力进行评估，情况相近的选手分在同一组进行比赛。刘翠青是一名盲人运动员，参加的是T11级比赛，T代表径赛，11是指全盲，而12和13则是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根据残疾人田径比赛的规定，盲人运动员需要有领跑员带跑，协助完成比赛。徐冬林就是刘翠青的领跑员，他们已经合作了8年。
这一天，东京下了点小雨，徐冬林搀着刘翠青，慢慢走上湿滑的跑道。刘翠青戴着眼罩，右脚先碰到了摆在左脚边的起跑器。她把整个身子往右边挪了挪，弯下腰，摸索着将右脚先摆到起跑器上。徐冬林站在身后，帮她固定好左脚，在刘翠青直起身子之后，双手扶住她的肩膀，把方向调正。随后，徐冬林踩上隔壁跑道的起跑器，捡起放在地上的引导绳，把自己的四只手指套进绳子一端的橡皮圈，绳子另一端的橡皮圈已经套上了刘翠青的四只手指。
这条10厘米的引导绳，会在奔跑时把运动员和领跑员连接在一起，就像运动会上常见的“两人三足”项目，只不过他们被绑住的是手。徐冬林要通过这条绳子带着刘翠青跑向正确的方向，当刘翠青迈右腿时，徐冬林要迈左腿配合。两人的抬腿高度、步幅、摆臂幅度需要完全一致，动作稍微不同，就会发生磕绊和拉扯——从侧面看，只有一个人的身影。
一声枪响，4组运动员和领跑员全都从起跑器上弹了出去。最后50米，刘翠青和徐冬林开始加速，拉开第一、第三跑道的运动员，只是相邻的巴西运动员始终跟得紧，几乎和刘翠青同时冲过终点线。
停下后，徐冬林双手撑着膝盖，表情有些痛苦，眼睛盯着远方的大屏幕。大屏幕上，“刘翠青/徐冬林”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成绩是23.94秒。徐冬林一下子直起身拥抱刘翠青，用力拍了拍她的背，告诉她“我们是第一名”。刘翠青看不见，听到徐冬林报出成绩时，也笑开了，抱着徐冬林蹦起来。但不到两秒，徐冬林又扭头转回大屏幕，表情不太放心。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刘翠青感觉到了搭档“没有那种兴奋了”，她的笑也逐渐消失，看起来有些迷茫。
大屏幕上，巴西选手和领跑员的名字虽然排在第二，成绩却同样是23.94秒。
很快，徐冬林又转向观众席，伸出右手食指做出“1”的动作，眼神急切地寻找教练。这一次他坚定了许多，高高举起刘翠青的手，大声喊出“第一！”。刘翠青跳起来，喊了一声“耶！”。徐冬林又一次伸手比“1”，一边走到观众席旁，接过一面国旗，让刘翠青披在身上，把她举了起来。此时，电视转播插入了两次回放，用一道横线标出了运动员撞线瞬间的差距——
刘翠青比巴西运动员快了0.004秒。
以千分之四秒的优势，他们拿下了东京之旅的第二块金牌。这是徐冬林和刘翠青在东京残奥会跑的最后一枪，此前9天，他们已经连续跑了10场比赛，两人的体能和精神都到了极限，在之前的一场接力赛中，徐冬林因为一个急刹车扭伤了腰。
这场决赛前，他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这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枪。严格来说，徐冬林不知道自己能撑到哪一场，他打着绷带，大腿勒得紧紧的，今年残奥会上的每一枪，都当作最后一场比赛来跑。2020年训练时，徐冬林的膝盖半月板震裂，一直没有恢复好。去东京之前，他的腿伤复发，膝盖发炎、积液渗出，只能不停地打消炎针和抽积液。最严重时，徐冬林无法下地走路。“这么频繁抽积液，你的腿还要不要了？”医生质问他。到东京奥运村时，他是坐在轮椅上，由队友和教练推着去的。
“隐形人”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徐冬林”的名字，自动跳出的一个联想词是“好帅”。徐冬林身高1.84米，长得方正，长期运动使得他的四肢肌肉线条明显，皮肤晒得有些黝黑，看起来很有精神。和徐冬林约定采访的那个上午，由于教练临时安排了一场训练，每位运动员在隔离房间里通过线上视频的方式一起练习，他把采访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采访前，徐冬林多次道歉，仔细解释是为10月初的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做准备。他很健谈，也很耐心，对本刊记者提出的许多基础问题都不厌其烦地解答。
如果没有当上领跑员，徐冬林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枪或许在10年前就跑完了。1989年出生的徐冬林原本是江西省体工队的一名专业短跑运动员，2011年，因为训练时大腿严重拉伤，他的成绩始终无法有新突破。徐冬林有些气馁，打算直接退役，和许多同学、队友一样，谋求一份体育老师或是体校教练的职位。也是在那一年，他接受了残联教练的邀请，成为一名领跑员。
要为盲人运动员找到一名合适的领跑员并不容易。沈阳体育学院田径教研室讲师邢昊天曾经总结，领跑员需要是30岁以下的男性，身高在1.80米至1.85米之间，且近4年内在市级以上运动会上，电子计时成绩不低于100米11秒20。这些要求对专业运动员而言，不算太高，但一个领跑员需要的远不止这些。胡正观是中国残疾人田径队的“金牌教练”，也是残奥会冠军周国华、刘翠青的教练，他告诉本刊，选择领跑员时，不是一味求快，更重要的是领跑员和运动员的动作风格相近。“我们偏重于力量型的人。有些人可能跑得快，但主要靠技术动作取胜，跑起步来脚下轻飘飘的，不太合适。最最重要的是，辅助盲人，一定要有耐心和爱心。”
2011年时，“领跑员”在大众眼里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词。残奥会的关注度远不如奥运会，即使是拿了冠军的运动员，也常常不为人知。领跑员更像是运动员身边的一个“隐形人”，成绩栏上没有领跑员的名字，虽然能和运动员一起站上领奖台，却没有奖牌可领。成绩拔尖的运动员大多背负着比赛任务，也有自己的规划和抱负，成为“领跑员”几乎等于放弃了职业发展前景。因此，大部分领跑员由体校在读学生担任，当学生毕业时，运动员就不得不重新更换领跑员。
领跑员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是2008年北京残奥会。在女子100米T11级比赛的颁奖现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吴春苗在国歌响起前，摘下胸前的金牌，挂在了领跑员李佳雨的脖子上。
那时的李佳雨是沈阳体育学院大四的学生。他不是专业运动员，但短跑成绩不差，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出过百米10秒05的成绩。或许正因为不是专业运动员，2006年成为吴春苗的领跑员时，李佳雨没有其他负担。他和吴春苗一起训练了两年，照顾吴春苗的生活起居，“每年只有初一放假一天，大年三十都在训练”。
北京残奥会是他们参加的第一个大赛。时隔14年，李佳雨还能记起领奖台上的那一幕。他站在吴春苗身后，看着她戴上金牌。突然，吴春苗转身，把金牌从脖子上摘下来，往李佳雨的方向比画。她一句话也没说，但李佳雨明白那个意思。他有点害羞，“不知道该不该去接这个金牌”。吴春苗的双手停滞在空中，几秒钟后，李佳雨还是把头伸过去接住金牌。赛后的采访里，李佳雨才听吴春苗说：“我听说没有颁给领跑员的金牌，很失望，金牌里也应该有他的一份。”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没多久，李佳雨毕业了，不再担任领跑员。按照原先的规划，他成了辽宁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当领跑员是他生命里一段宝贵的经历，如今他的微信朋友圈封面，还是2008年夺冠后自己和吴春苗一起披着国旗在跑道上奔跑的照片。“听说北京残奥会以后，领跑员也有奖牌了。如果能给我补发一块当作纪念就好了。”
磨合
虽然不认识李佳雨，但徐冬林第一次知道领跑员这个角色，正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李佳雨和吴春苗的比赛。
“这怎么跑啊？两个人动作完全一致，还要把控方向。”
他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江西省体工队和残疾人运动队共用训练场，徐冬林常在操场上看到盲人运动员练习跑步。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女运动员，小小的个子，刻苦要强，一圈一圈地跑，反而是领跑员体力不支，练着练着，蹲在操场边吐了。“这怎么能行，带个女孩子还把领跑员给跑吐了，咋训练下去。”徐冬林想。
接到残联的电话时，第一个浮现在徐冬林脑子里的画面，就是奔跑的女运动员和呕吐的搭档。但他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了，想尝试这个新鲜的角色，也想着能帮上盲人运动员，“他们太难了，有个好一些的领跑员或许更容易出成绩”。
起初，徐冬林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带着运动员跑步，给他们指方向”。真正当上领跑员后，他才发现，跑步、训练、日常生活，一切和运动员相关的方方面面，领跑员都要参与其中。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意气风发，退役后重新回到训练场上，却总牵着个女孩子，他有些不好意思，感到昔日的队友总投来“异样的目光”。直到他带着第一位合作的运动员拿下全运会的三个冠军后，这种目光才逐渐少了。
2013年，徐冬林成了刘翠青的搭档。他是专业运动员，又有带盲人运动员的经验，是难得的领跑员。然而，两人的合作却没有想象中顺利，徐冬林总觉得，他们沟通起来十分费劲，“中间隔着一道，想不到一块去”。刘翠青性格内向，徐冬林讲十句，也不一定能得到一句回应。他一遍一遍给刘翠青讲动作，告诉刘翠青腿要如何扒地、如何折叠、抬腿高度是多少。刘翠青站在一旁听着，偶尔“嗯”地回答一声，不多说话，再练习时，却还是做不标准。徐冬林有些着急了，心里嘀咕，“我讲了十几分钟，口干舌燥了，‘嗯’是听明白还是没听明白呀？第二天让你做，又做不出来”。
刘翠青也有自己的烦恼。她不敢放开腿跑起来。有时候，徐冬林站在跑道前方，拍手给她指示方向，冲她喊：“没有东西，很空旷，你大胆跑吧！”但只看到“翠青很努力地在跑，速度却上不来，犹犹豫豫的”。刘翠青告诉本刊记者，盲人习惯重心向后，跑步时也会后仰，他们总是担心前方有障碍物，“磕到手脚，总好过磕到头”。但那时候，她不知道如何向徐冬林解释这种原因。徐冬林也试过牵着刘翠青练习慢跑，即使有意放慢步子，刘翠青也常常落在他身后，两人的手肘常常碰撞到一起。
以前当领跑员的经验似乎完全派不上用场了。徐冬林猜想，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视力上。他合作的第一个运动员视力受损，能看得清近处，而刘翠青是全盲，没有一点光感。徐冬林找来眼罩，严严实实地戴上，想体验刘翠青的生活。结果，原本计划持续一天的体验活动，不到半天就提前结束了。“完全进行不下去。”徐冬林对本刊记者说。他发现，世界一片漆黑之后，喝水、上厕所这种最普通的事情，自己也做不到。更大的感受是恐惧，“无论在哪里、做什么，都很焦虑、很警惕，没有一点点安全感”。他伸手摸到身边的桌子、凳子时，还能慢慢地沿着边缘走；什么障碍物都没有，心里反而一下没了底，愈加恐慌。
他想明白了，一直横在他和刘翠青中间的“那一道”，是不信任感。“就算亲人带着我走路，我都不放心，何况我是一个陌生人，翠青哪敢跟我奔跑？”他变得耐心了不少。采访时，徐冬林多次提到教练胡正观说过的一句话：“领跑员和运动员，除了睡觉、洗漱不在一起，其他时间都待在一起。”做力量训练时，徐冬林站在一旁，先辅助刘翠青训练，帮她调整各种器械的位置，控制器材加减重量。刘翠青练完后，徐冬林再选个休息时间加练。一日三餐，他带刘翠青去食堂吃饭，挨个报菜名，让她点菜。8年下来，徐冬林已经熟知刘翠青最爱吃各种蔬菜和猪蹄，鱼肉是从来不碰的。训练闲暇时，他也带刘翠青去看电影，刘翠青听声音，他讲解电影里的画面。刘翠青知道自己性格内向，也有意配合徐冬林，“别让他自言自语，好尴尬”。以前，徐冬林提示前面道路上有障碍物时，她只会“嗯”一声作为回应。后来，她会多问一句：“是什么东西？什么颜色的？在哪个位置？”
讲解动作时，也不能只靠“讲”了，“她从来没见过标准动作的样子，只告诉她怎么做，她的脑子里是没有概念和画面的”。徐冬林开始手把手地教，教练布置完动作后，他先学会了，再把每个动作一点点分解，摆好姿势，让刘翠青摸着自己的手和腿，感受腿的折叠角度、抬手高度。然后，换徐冬林扶着刘翠青的手和腿，帮她做出标准动作。反复练习到动作稳定后，两人才开始练习配合，先是站在原地，快速地同步摆臂，然后再拉着牵引绳慢跑，逐渐过渡到高强度快速跑。
徐冬林比刘翠青高20厘米，步幅更大，得时刻提醒自己“收着”。刚开始，跑着跑着，徐冬林常常会忘记自己还带着人，“我顾着跑自己的，她就落到我身后去了，绳子时不时就狠狠拉扯一下”。练习的时间长了，默契程度越来越高，磕磕绊绊才逐渐少了。
每场比赛，徐冬林还担负着把控节奏的任务。他会根据刘翠青的体能状态和竞争对手的水平，告诉翠青，需要以多大的强度才能跑到决赛。慢慢地，两人舍弃了奔跑中的语言交流。400米比赛有两个弯道、两个直道，以前，徐冬林会口头提醒刘翠青，“上弯道了”“下弯道了”。他感到比赛过程中说一句话，都会影响呼吸节奏，分散两人的注意力，慢慢改成使用引导绳做暗号交流。徐冬林的手向刘翠青的方向拐一点，是上弯道；手稍微上抬，是下弯道；向后摆手臂，是终点线两米的提示，刘翠青需要做出压线的动作，率先冲过去。
按照规定，领跑员必须在运动员之后过线，徐冬林常常开玩笑，“我永远是第二名，跟在她后面”。
转折点
与徐冬林的合作像是一条引信，把刘翠青身体里的运动天赋和能量点燃了。一年多之后，在2014年仁川亚残运会上，刘翠青成为一匹黑马，囊括女子T11级五项比赛的金牌。2015年世锦赛上，她再次赢得四项T11级别的冠军，并打破巴西选手保持了10年的世界纪录。2016年，刘翠青入围了劳伦斯年度最佳残疾运动员奖候选人名单，劳伦斯奖是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奖之一，过往的中国获奖者有姚明、刘翔、李娜。
这是刘翠青从没有想过的命运。她今年30岁，扎一个简单的马尾，虽然已经拿过这么多世界大奖，是残奥会上的“名人”，刘翠青依然腼腆，就像徐冬林所说的，习惯用“嗯”来回答问题，只有谈到训练的事情，话才会多起来。采访中，刘翠青好几次提到对徐冬林的感谢，把徐冬林称为自己的“第二双眼睛”。
刘翠青并不是天生的盲人，她出生在南宁市吴圩镇的一个村子里，家庭贫困，和爷爷奶奶、父母、弟弟挤在几间简陋的平房里，房瓦都已经破碎，一到下雨天，家里常常漏水。爷爷和父亲身体不好，家里只靠母亲种地维持生计。10岁之前，刘翠青和其他小姑娘一样活泼爱动，在幼儿园舞蹈班的纪念照片里，四五岁的小翠青穿着白裙子，头上用淡黄色头花扎两个小辫子，扑着红脸蛋，大眼睛灵动，眉心还点了一个红点。
小学三年级时，10岁的翠青开始眼睛红肿，妈妈以为是普通的红眼病，买回了眼药水。两天后，翠青没有好转，妈妈又带她上镇里打点滴。连续打了一周，依然没有起色，母女俩才上南宁市的医院检查。妈妈不识字，“在医院里到处问人”，最后，翠青被确诊为青光眼，断断续续治了4年，视力不断下降，直到14岁时彻底失明。她变得敏感、悲观，常常把自己封闭在小房间里，不与人说话。后来，刘翠青被送到了南宁市盲聋学校。在这里，刘翠青开始练习跑步，被选拔到柳州市训练，还在一些全国性比赛中得到过第三名、第四名的成绩。广西的地方媒体曾到盲校采访翠青，报道她的“身残志坚”。在谈到自己未来的理想时，刘翠青说，想开一间按摩店，能照顾父母和家里人——那时，她的家庭条件依然艰难，父亲得了肝癌，因为家里无力支付治疗费用，次年就去世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啊。确实也有人当老师、练唱歌，但少之又少。在大家眼里，盲人除了按摩，还是按摩。”如今回想起来，刘翠青依然觉得，那是最贴近实际的规划。
成为一名田径运动员，是刘翠青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刘翠青17岁那年,广西残联的教练钟文发现了这个盲人姑娘。当时的刘翠青瘦小，成绩也不起眼，但钟文力排众议，带着刘翠青开始进行系统的田径训练。2010年，她又被选拔进了国家队，并在广州亚残运会上获得了一块银牌。遇到徐冬林之前，刘翠青已经跑了4年，成绩一直不温不火。4年里，她没有固定的领跑员，平时由队友带着训练，只有每年需要参加比赛时，才会提前三四个月分配到一名领跑员。她合作过4名领跑员，都是体校在读的学生，好不容易和对方开始熟络起来，有了一些默契，跑完比赛后合作也结束了。等到来年训练时，又来了新人，一切不得不从头开始。
原本，刘翠青想着，自己可能会默默跑到退役的年纪，然后走上按摩的路。但和徐冬林配合之后的事情完全超出了刘翠青的想象，他们仿佛是天生的搭档，在各种大小赛事上披荆斩棘，成绩就像一条陡然上升的曲线，一路走高。或许是成绩带来的自信，刘翠青也开朗了不少，会跟徐冬林和队友们开玩笑，还开始注意打扮，上街买化妆品。
共同的比赛
徐冬林的心态也在变化。最初，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帮助者，来协助运动员比赛。长年累月的相处和合作里，他开始把自己当作比赛的一分子，“是我们共同的比赛”。
他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里约残奥会。他和刘翠青第一次搭档参加残奥会，400米报名成绩是56秒多，远超过同组竞争的运动员成绩。女子400米小组预赛前，徐冬林告诉刘翠青：“按照平时58秒的节奏跑，我们可以轻松拿下小组第一进决赛，不用太快。”
开枪之后，一名女运动员和领跑员跑在他们前面。徐冬林没有太放在心上，这名运动员的报名成绩是一分多钟，从未在任何大赛上与他们对抗过。但进入最后100米时，他发现女运动员还在前面，开始有点慌了。“难道我的节奏出问题了？”没有时间思考太多，他喊刘翠青：“加速，加速！”自己双腿也猛然发力。一阵撕扯感从大腿传来，徐冬林顾不上这些，只想全力拿下比赛。两人率先冲过终点，但最后不到100米的距离比原计划快了近2秒，徐冬林的大腿严重拉伤，在床上躺了一天。
决赛前，教练问徐冬林：“你这个情况可能上不了场。腿要紧，是不是放弃？”徐冬林说，如果是一个人的比赛，他的脑海里会幻想放弃时的样子，或许画面会有一点像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的身影。但这是两个人的比赛，如果他不上场，刘翠青也跑不了。徐冬林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就打着绷带直接干呗”。他叮嘱刘翠青：“你跟着我就行，就算走，我也会把你带到终点。”56.31秒的全速奔跑，徐冬林的腿疼到没有了知觉。他的半月板严重撕裂，腿部拉伤渗血，以第一名的成绩过线之后，紧绷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下来，徐冬林重重摔在跑道上。但他很快又爬了起来。刘翠青还等着他告诉最后的成绩。当两人一起站上领奖台，升国旗、唱国歌时，徐冬林感到“一切都值得了”，作为一个曾经的运动员，奥运金牌以一种未曾想过的方式挂到了他的脖子上。
采访中，徐冬林几次用“难以形容”来描述一些事情，比如他和刘翠青之间神奇的默契感，比如当领跑员给他带来的改变和意义。许多人用“黑暗中的光”来形容领跑员，在徐冬林看来，领跑员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自己运动员生涯里的一道光。今年残奥会之后，他在微博上晒出获得的两块金牌和一块银牌。未来退役之后，他也许会和李佳雨一样，成为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但看到上幼儿园的儿子用小手指着电视里站在东京领奖台上的自己，不停喊着“爸爸”的视频时，徐冬林意识到，“一切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