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孩子是“坏孩子”。

亲子电影

算起来,皮皮鲁和鲁西西诞生至今刚好40年。他们是郑渊洁童话故事中串起诸多想象力的核心角色,皮皮鲁还是郑渊洁自己在童话世界的化身,学习差、调皮捣蛋、天马行空,勇敢且叛逆。

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出生于1983年,比皮皮鲁小两岁,在他的心中,皮皮鲁和鲁西西就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小伙伴,将《罐头小人》原著改编成真人电影,算是完成了他童年时的一个梦想。



郑渊洁和儿子郑亚旗


让郑亚旗下定决心投拍这部电影的动力,来自三年前根据郑渊洁童话改编的短片《驯兔记》,一经推出该片就成为了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入围短片,在豆瓣上的分数达8.1分,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郑渊洁在短片的最后出场,让观众感慨时光流逝,但郑氏童话的黑暗与讽刺依旧。故事的设定是所有听话的好孩子都会变成兔子,老师的工作就是争取让自己的班级变成“全兔班”。第一天上课皮皮鲁就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老师说的是错的,那也要听吗?难道不是应该谁对听谁的吗?”眼见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个变成兔子,叛逆的皮皮鲁成为了班上唯一没有变成兔子的小孩,他最后为了父母和老师,戴上了兔子的头套去上学,最终大梦初醒,皮皮鲁吓得一身冷汗。碰到郑渊洁,他告诉皮皮鲁:“孩子不要怕,这就是一个童话。”

那么《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又将会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



《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剧照


《罐头小人》的故事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据郑渊洁说,那时候物资匮乏,买肉是定量的,当时只有买罐头是不需要肉票的,所以他经常给儿子买午餐肉罐头吃。有一次在开罐头的时候,他突然想,万一罐头打开不是肉,而是进化出来的小人,那得多有意思。这个奇思妙想一出现,郑渊洁马上停止了开罐头,赶忙拿出一张纸写起了开头,《罐头小人》就这样诞生了。

在电影中,鲁西西打开罐头,里面出现了5个性格和爱好都不同的小人,他们是能画画的艺术家、会说多门语言的外交官、拥有一副好嗓子的歌唱家、学问担当的博士和保护大家的上尉。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罐头小人》时动起的坏脑筋,如果我也有这样的小人,我一定把他们藏在头发里,让他们跟我一起上课、做作业,当然也包括帮我作弊。《罐头小人》中的戏剧冲突就是从“假如我有聪明机智的小人,我会怎么做”开始的,罐头小人在孩子的心中意味着枯燥乏味生活的拯救者。



电影中,皮皮鲁和鲁西西同在一个班级,鲁西西是老师和家长心中的好学生,100分是她唯一追求的目标;而皮皮鲁则相反,他坐在最后一排,考试分数永远不及格,是被遗弃的一小撮差生之一。罐头小人的意外出现改变了原本重复、乏味的生活,鲁西西因为照顾小人意外地考试考了倒数,皮皮鲁却因为小人帮助考了100分。他们经历了彼此的生活,鲁西西开始认识到周边那些被老师定义为差生的同学,他们同样拥有梦想,他们有的能画出一手好画,能唱好听的歌,却在“唯分数”论的教育体制之下,生活在“你糟糕透了”“你怎么那么笨”这样的语境中,从而给那些孩子造成一生的阴影。电影提出了一个问题:“成绩差的孩子真的得不到喜爱吗?”

郑亚旗问自己的女儿,你觉得片子怎样?女儿说,和他们学校里发生的故事大同小异。影片虽然拍摄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但于今天而言,“唯分数”论本质上似乎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呈现内卷趋势。郑渊洁到了66岁,内心依然保留着愿景,他希望父母、老师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余,还能多一些对孩子本性纯良的认可和尊重。在影片里,学校意外失火,才让家长和老师意识到相比“唯分数”论,更重要的是因材施教,激发孩子们学习的热情,而不是逼迫他们成为一个模子里打造出来的学习机器。



郑亚旗说,其实电影里一些表现学校内卷的故事有自己上学时的影子,他藏了一些私货在里面。电影中,鲁西西因为一次考试失利,从坐在第一排的三好学生变成坐到最后一排的差生,受尽老师的冷眼和好学生的举报,确确实实是小时候上学时在班里的亲眼所见。郑亚旗说,对于老郑的童话,最有感触的是“80后”“90后”,如今他们之中有许多已经成为父母,换了一种视角再看这个熟悉的故事,被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己。这部片子是一次尝试——孩子看笑,大人看哭。

“童话式”教育

郑亚旗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上课讲话被关过小黑屋,上了小学之后,也常常因为有不同于其他同学的提问方式,惹得老师很烦他,他对上学一度很抗拒。退学是郑渊洁拍板决定的。他对郑亚旗说,跟我回家,我来教;哪怕你以后“沦落”到当一个作家,也因为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能写出别人写不出来的文章。郑渊洁没有食言,他日夜赶工,给郑亚旗定制、编写了10部家庭教材。“童话大王”郑渊洁用一种非常童话的方式,在儿子郑亚旗身上贯彻着他认定的因材施教的理念。

我问郑亚旗,教材都是什么样的?他说,老郑把自己的童话脑洞应用到了各种常规知识中。“趣味性”在郑渊洁看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孩子的想象力,比如,枯燥的中国刑法里的419项罪名,在郑渊洁的笔下变成了419个童话故事,之后在2004年的《童话大王》上以《皮皮鲁和419宗罪》为名做了连载,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儿子,老爸希望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远离这419宗罪”。又如,在性知识篇中,郑渊洁用童话的方式讲述了《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据郑亚旗回忆,老郑每天都会和他探讨教材里所写的内容,学完一个章节要进行考试。考试的方法也别出心裁——“逆向考试法”,由郑亚旗针对所学提出问题,只要老郑回答不上来不及格,儿子就算考及格了。



郑渊洁和郑亚旗的关系非常平等,虽说是父子,但更像朋友,从小郑渊洁就让儿子直呼他的名字。不仅称谓上是平等的,郑亚旗还说:“在我很小的时候,老郑跟我说话都是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郑亚旗如今已为人父,他从老郑那里学会的平等关系,继续在他自己8岁的女儿身上实践着。郑亚旗说,很多对儿童文学的改编,都会带有一些说教成分,这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部分。在郑亚旗的成长中,他认为老郑教会他最重要的品质是“言传身教”,家长说得再多,不如自己做到来得更管用,这可比拼了命给孩子找好学校强太多。

郑亚旗5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郑渊洁想把电视机送给父亲,郑亚旗问,为什么要送?郑渊洁想了想对他说,理论上爷爷不会比我们活的时间更长,以后我们或许能看上“原子弹电视机”,但爷爷或许看不上了。后来有一次吃饭,做了大虾,郑渊洁舍不得自己吃,给儿子,郑亚旗却说:“你吃吧,将来我吃原子弹虾。”这番童言无忌搞得郑渊洁哭笑不得。



郑渊洁刚开始创办《童话大王》月刊那会儿,家里条件很差,住的是筒子楼,他的写字桌就放在客厅里,郑渊洁写书,郑亚旗在一旁看教材。他写不出来的时候,就会找儿子聊会儿天。写《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时候,郑渊洁问,你觉得两只老鼠用什么新的交通工具好?郑亚旗想不出来。那时候两人正在玩飞盘,郑亚旗说,要不写个飞碟吧。郑渊洁想了想,说:“好是好,但科幻电影里都这么写。”后来郑渊洁还是写了飞碟,只不过这次飞碟不是圆的,是一个五角形状的飞碟,舒克和贝塔用五角飞碟做了很多行侠仗义的事。郑亚旗曾问过郑渊洁,写作有什么诀窍?郑渊洁告诉他,两条:一、怎么说话就怎么写;二、别人怎么写你就不要这么写。

郑亚旗成了老郑写皮皮鲁时的灵感来源和第一个读者,《红沙发音乐城》的故事就是老郑根据郑亚旗躺在沙发上听到沙发里传来“音乐”的事儿写的。郑渊洁有时候写作进入了状态,面红耳赤,饭不吃,觉不睡,写得停不下来。现在郑亚旗只要有时间,也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一起工作。做动画内容的时候,他向女儿征求意见,拍戏时让女儿过过瘾,客串个小角色。“多让她体验生活,她未来会对自己想做什么更明确。”郑亚旗说。



与郑亚旗的成长经历截然相反的是他的妹妹郑亚飞。郑亚飞从小就喜欢学习,是一个标准学霸,一直读到博士。之前郑渊洁也和女儿聊过,“你可以和哥哥一样不用去上学”,这反而让女儿成为了最向往上学的孩子。事实上,孩子的教育过程是复杂的,郑亚旗也表示,老郑对他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唯一能确定的事情是,没有一个孩子是“坏孩子”,像《罐头小人》里那些学习成绩差,但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需要被赞美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