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中国
北京东三环，车需要在东大桥掉个头，高佑思坐后排，挤在一位编导和一位记者中间。他向司机师傅发出指路提醒，人高马大，口音微弱，“不在这里调头，直行，从前面调”。一个外国人乘客指路？师傅闻后不语，跟着车流继续往前蹭。高佑思继续说话，仿佛只是跟同事聊天，“前面还有一个口，大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次在这里调头堵过半个小时”。车行缓慢，师傅不情不愿，并入最左侧道之前最终挤了出来，上了中间车道。
掉完头，高佑思松口气，显然他是对的，“我经常从这里走，熟悉，导航只懂指挥从第一个路口调”。他已经迟到了。他要赶去找一个意大利女生，拍一条“网友提问”，“怎么样逼一个意大利人吃菠萝披萨”（因为意大利人非常讨厌吃菠萝披萨）。
高佑思是以色列人，过去近15年都生活在中国，现在没人使用“中国通”这么老土的称号了，但以高佑思在中国生活的资历，实在当得起。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到五道口和三里屯，街采其他外国人，问他们这样一些问题：你在淘宝上都买过什么；你听过哪些中式客套话；你在中国KTV有过什么样的奇葩体验，诸如此类。
这些街采视频在B站、抖音、youtube等多个平台、以账号“歪果仁研究协会”发表，目前，它在全网有3000万粉丝。而高佑思，出现在这个账号的大多数视频里，不折不扣，是这个账号的符号性“形象”，也是“会长”。
“歪果仁研究协会”的所有账号下，“外国人讲中文”的相关话题效果最好。比如，“用毒毒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啊”，“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他，但他就是不说”，请外国人给它们断句。有个小哥回答，“毒毒”可能是像“包包”那样，是卖萌的说法。B站观众特别喜欢这些桥段。再如，小高是“会长”，但这个会长，中文讲得并没有另一个外国人，也就是副会长星悦好，“为什么星悦中文这么好，却是老高当会长”，这听上去就是个好选题，他们于是专门拍了一期。
论相貌，28岁的小高肯定属于中国人眼里长得帅的那款外国人，身高1米82，头发颜色接近中国人，而且很浓密，眉毛更浓，像两捆柴横伏在脸上。但网友喜欢他，长得帅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视频里，有一种“憨憨傻傻”的形象，甚至有时讲中文出点岔子都成了他讨喜的原因。如果说网络红人都得有一个人设，那么高佑思的人设大约可以总结为：“经常去街上采访外国人的以色列人”、“一个富二代，但没过过好日子”，以及，“努力学习但中文水平总比不上星悦的外国人”——或者用他们团队CEO方晔顿的话说，高佑思是一个“精神混血”，不像胡润他们那一代来中国的外国人，成年以后来探索发现中国，亲近的同时实际与中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感，而高佑思从青春期就到了中国，大学时代又受北大熏陶，其精神与气质与中国更亲密。
“歪研会”其实是一个内容创业公司，其内容属性，可以归类为“跨文化交流”。高佑思是这个创业公司的发起人，他有三个合伙人，除了担任CEO的方晔顿，还有负责内容的刘祺和如今正在拓展海外渠道的张希曼，都是地道的中国年轻人；后来星悦也加入了，她是大家街采时碰到的美国人，中文异常流利，今年甚至还去参加了一期《脱口秀大会》。
高佑思是以色列人，2007年底跟随做投资的父亲到达香港，2012年来到北京，经过两次备战，2014年以留学生身份考入北大。上北大第一年，他就张罗着创业，他先找到方晔顿，比他高几届的学长，张希曼最初加入是实习，她当时还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体育管理专业的二年级。刘祺稍晚，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硕士。那是2014年。
那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最火热的几年，其中戴威和他创立的ofo小黄车风头正劲，创业风潮一度席卷北大。现在回看，高佑思他们那个小团队，也属热血沸腾中的一员。
7年前这个非常年轻的创业团队，到今年已经扩充至近五十人，成长为一家MCN公司（且已有相当多海外业务），而“歪研会”这个账号，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他们获得关注与成功，与他们在“外国人如何看中国”这个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分不开。某种程度上，即便对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理解中国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中国，与90年代胡润、何伟这一代深入中国的外国人所观察到的中国，已截然不同。
“自从”
高佑思他们是从“街采”起家的。
创业的想法最初来自高哲铭，高佑思的父亲，一家风险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及管理合伙人，2007年，他带着全家人从特拉维夫搬到香港，原因是认为中国“在各方各面都有极大的增长前景”。2014年，共享经济如火如荼，高哲铭跟他儿子说，这一块很适合年轻人来干。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一个以色列年轻人在中国，经历独特，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发挥。如果高佑思不做，他也会投别的年轻人。
高佑思还真做了，就像当初考北大也是高哲铭的主意。高佑思的创业最早是从兴趣出发，做内容他没有媒体人的包袱，作为足球迷，他的第一个点子是去“采访一个英国球迷的体验”，也就是足球向的内容，目标受众非常精准，就是中国球迷。
高铭哲为儿子提供了办公室、法律上的支持，并带他去见了一些投资人，还帮他招了一些实习生。他们的方法是去其它国家寻找驻站记者，中国留学生也好，能讲中文的外国人也好，总之他们能去街头采访球迷，特别是在慕尼黑、巴塞罗那、马德里这些城市。欧洲杯期间， 这些城市里充斥着大量激动的球迷，赛后上街去采，一逮一个准。他们就做了一个叫“fanTV”的账号，让他们感受母队海外球迷的力量。
fanTV做了两年多，欧洲杯和世界杯期间，有几个视频在微博达到过上亿播放量（按照微博的计算方法）。甚至中国国家队都邀请他们为中国男足的球迷拍摄视频，请他们记录十强赛。
但是2016年，几个大赛一结束，他们发现流量没了，掉落了足有80%，这令他们非常失落。改变来自同一年江苏卫视上的一档节目，叫《世界青年说》。圆桌式聊天，棚内录制，每期一个小话题，请外国人讲讲他们国家的风俗习惯，有时也讨论热点话题。节目组邀请了11位各国青年才俊，高佑思也是其中之一。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档节目实在过于浮皮潦草，既不搞笑，也没有深度，但也有不少观众喜欢，因为节目有个点非常准确，即中国观众对那些“中文非常好的外国人”永远有好奇心，同时，对海外生活也有好奇心。
受此节目启发，高佑思和他的团队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在这里学习语言，融入文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适应与不适应，有很多话可以讲。更何况高佑思本人就是一个“歪果仁”。
那时，高佑思与张希曼二人刚从巴黎拍摄欧洲杯没多久，“请欧洲球迷吃辣条”是所有视频里最火的一条。张希曼就发现，法国人没见过这个东西，辣条包装简单，而且那个红色，一看就特别辣，“这东西能吃吗？”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试了，接着是比较害羞的朋友——球迷聚集起来，都来吃吃看。这个视频传回国内，被国内网友津津乐道，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年轻人认可的 “跨文化”了。
事实上，中国电视确实有制作跨文化内容的传统，央视90年代开播的《正大综艺》，正是无网络时代的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无论是外景主持去体验异文化的风土人情，还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真真假假”竞猜，本质上都在满足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
电视节目往往做得一本正经，形式大于内容，高佑思的团队取其精华，去掉了那些一板一眼的流程，直接上街街采，就在中国找外国人采。他们就在五道口，系统地找外国人聊，一天10个小时，连续3天，加起来能采访到几十个人，输出一个3分钟的短视频。
在B站火的第一个视频，聊的话题就是外国人发微信红包。微信红包这个主题浮现出来时，有一个特点非常突出，即，这是“只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的东西，是外国人在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时的戏剧性时刻，这些时刻，很受目前中国网友的喜欢。
循着“微信红包”，他们拓展出了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一整个系列，包括“自从这群歪果仁入坑了美颜神器”、“自从这群歪果仁开始逛淘宝后”等，效果都挺不错，在B站上的点击都有近百万。三个月后，他们在B站的新账号获得了第一个百万粉丝。
“别见外”
一直以来，高佑思采访的都是外国人，街采的问题也是零碎的、闲聊式的。当他更深入地去体验中国生活，他需要去“深入内心”。刘祺在团队里负责内容，相当于主导所有视频的选题与方向，也经常与高佑思一起出外拍。据他观察，这些事，对高佑思来说难度还挺大。“基本都是带口音的中国人，事实上他可能只能听懂50%，或者需要处理一段时间，这使他很难形成一种及时的交流”。
另一个层面，交流难度又是降低的。“如果中国人听你努力讲中文，他还是会非常欣赏你的，他会觉得你好厉害，或者你很可爱，尤其是不会说英语的人，他们会觉得很舒服，跟你没有距离感。所以你努力用一半的中文跟他讲，大家可能会不明白你，可是会更喜欢你”，高佑思很清楚，这是他的优势。
到2017年底，“歪研会”已经做了80多期街采，刘祺已然感觉到，不管提什么选题，两年前肯定有人提过。横向主题没有太多可拓展的，那么或许可去探索更深的内容。他们试过《西游记》这个话题，作为四大名著，中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国上学的外国人肯定读过它，结果是，几乎没有外国人读过它。
刘祺是学社会学的，他想，既然他们的内容一直受限于当下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水平，那么打破困境的路径，或许是“行动并参与观察”。他想出的新思路，是让高佑思去体验不同的职业，外国人的不适应与新奇中，会有很多潜在的文化碰撞。
第一时间，他们想到的是外卖员，和收共享单车的人，这群创业者，仍然首先将思路粘连在互联网上。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职业体验大概可以做出三四十期来。在刘祺心里，这个方式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摆脱选题枯竭的危机，拓展“外国人视角下的中国”之广度和深度。
他们为系列起名“别见外”，英文名是“don’t be shy”，名副其实，它需要高佑思将自己进一步地融入中国，最好完完全全当个中国人。
第一期，他们联系了美团。高佑思刚上手两三天，跟不上那种快节奏。当然也骑得相当快，摄影师要跟着他跑，有受伤的，还有摄影师吐了。“真的很危险，包括我自己也崩溃了”。高哲铭也露了个脸，团队委托他在美团上下一单，又联系美团，通过系统特地把这一单派给了高佑思。匆匆赶单的高佑思，奔到楼底，在他父亲投资的这栋大楼里叫保安拦住，不允许上楼，就像许多外卖员会遭遇的一样。正在交涉时，他父亲笑嘻嘻地下楼来取餐了，镜头给高佑思一个特写，他脸上有惊讶和惊喜，最主要的还是心事重重，送餐任务太难了，他没有时间停下来跟父亲寒暄。
他们还拍了一家早餐店，拍完两个月，店就被拆了。“本来店里有很多老朋友经常来，很开心，那个阶段算是好阶段，后来就‘依旧在路上’，每一年或两年的，要被赶出去，生活就发生一次变化。”除了规定给他的“观看中国”，高佑思自顾自地总结说，“好像人都一样”。
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想过好的生活，吃好吃的食物，工作一天能回到一个温馨的家庭。不管什么人，出生不同，文化语言不同，但心里想的是一样的，都需要安全感，都想过简单的生活，都需要有点开放，都是有朋友或没有朋友，都有不好的时候。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后，你会有点羡慕，你会觉得大城市里的压力是不值得。”
方晔顿不会跟着所有的拍摄，但外卖员那一期的拍摄，他全程都参与了。拍摄之前，他跟大多数人一样，认为算法和技术是美团最大的秘密，但参与到实际的工作中，他感受更深的这些站点的组织协作能力。比如他们去的那个站点是五道口，几乎是全北京最繁忙的外卖站点，他看到，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有战斗力。或许，这才是中国这几年移动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础，而非算法和技术。
有时看拍出来的视频和弹幕的反馈，方晔顿也会思考，这不只是一个外国人在观察中国，也是一个类型的年轻人在观察中国，只不过，他们用了外国人这个比较讨巧的入口而已。
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外国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眼里的中国之间，或许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是一条多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