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Drew Hinshaw、Joe Parkinson，翻译：熊猫译社、胡萌琦，编辑、设计：Dajuan，原文标题：《2021，他们的下半场 | 阿富汗女子足球队逃亡记》，题图：视觉中国，图为2021年9月15日，逃亡阿富汗女子足球队抵达巴基斯坦足球联合会办公室
我们身处2021年的下半场。
站在十月的当口，《出色WSJ.》放眼全球，报道5组人物。2021年的下半场也是他们人生或事业的下半场，他们为此受到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也被人们肆意地讨论。
他们所遭遇的敌手，是年龄，是战争，是时代的碎石，是新技术飘忽的未来，是某些世人皆知却只能自处的伤痛。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阿富汗女子足球队，她们是昔日新阿富汗的象征,而如今，她们的下半场，从自救开始。
第一条语音信息来自队里的一名前锋，她今年 16 岁。
发出这条消息的时候，喀布尔国际机场人潮汹涌，枪声和孩童的咳嗽声此起彼伏，她陷在齐膝深、污水横流的沟渠里哭喊着：“我们走投无路了。我站不住了，要摔倒了。”
片刻后，另一名被困在塔利班检查站的后卫姑娘传来了第二条信息：“我摔倒了。我们的手机快没电了。”其他球员们则被数千名试图冲破机场正门的人群挟裹着，一名守门员晕倒了。“她没呼吸了！”队友大声呼救。
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们，此时被困在了喀布尔机场外。短短几分钟内，绝望的球员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前队长发送了 40 多条信息。
那是 8 月 22 日，哥本哈根当地时间凌晨 2:30。撤离行动的指挥、34 岁的 Khalida Popal 靠墙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没开灯。自从十年前被人持枪袭击，这名阿富汗女子足球队的创始元老就一直流亡海外。她点开另一条信息，手机里传来已在污水中挣扎数小时的现任队长的声音：“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Khalida Popal 女士严重睡眠不足。从塔利班攻占喀布尔那天起，她就开始帮助队员撤离，一连六天，衣服都没顾得上更换。
这支球队曾是新阿富汗的象征，如今却在苦苦逃生。
对 Popal 女士来说，自己缺少人脉，也没有有钱的富豪相助，她开始怀疑能否帮队员们进入机场。有那么几次，她忍不住发了脾气，威胁队员们说，如果再一股脑儿地发信息，她就甩手不理。但她们现在需要鼓励。
“集中精力，你们要互相帮助。”她深吸一口气，止住嗓音里的颤抖，接着通过语音消息对队员们说：“离机场大门只差一步，我们绝不放弃。”
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成立于美军占领阿富汗的最初几年，曾是美国政界的座上宾。彼时，队员们在白宫受到了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的接见，参观了五角大楼，还在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直升机停机坪上练习。
然而 8 月，阿富汗政府倒台，球员们不得不开始自救。
塔利班占领首都后的几小时内，约 30 名队员向 Popal 女士求援，想要离开阿富汗。在这个国家，踢足球一度是女性平权的象征，但塔利班领导人禁止该项活动。随着武装分子的逼近，有些队员试图拼死一搏，有些队员闭门不出，悄悄藏起了挂在墙上的纪念品，也有些队员被惊恐的家人视作危险，逐出门外。
喀布尔街头，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竞相逃离，他们之中有士兵、政府官员、翻译、记者、承包商，也有使馆工作人员。西方国家的政府优先保障本国公民、居民和持有签证的阿富汗人进入机场。在撤离的最后几天里，美国部分知名人士呼吁军方和国务院将有限的位置留给特殊人群。
Popal 女士能够求助的，仅有包括阿富汗女足队前任美国籍教练及其助手在内的几名女足界朋友，以及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而他们想要营救的，不仅是几十名女足队员，还包括队员们的家人、没有护照的孩子，以及其他拼了命希望搭上最后航班的女运动员。
通过对球员、营救者和西方官员的采访，以及电子邮件、政府备忘录、加密信息、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大致可拼凑出那场混乱无章、步步惊险的救援行动。运动员们遭到塔利班的殴打，在人群中受攻击，一连数日得不到食物、水和睡眠，还要奋力挣扎逃出男性的包围。
塔利班高级官员 Habibi Samangani 否认了将女足队员作为攻击目标的说法。他表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正着手为女性运动员制定一套“良好的”政策，“我们并不敌视体育”。
然而，塔利班接管后的实际行动却与他们的宽容声明不符。在该国的一些地区，六年级以上的女孩被禁止上学，女性在无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不得离家。
8 月 17 日，星期二，球队的机场逃亡之旅尚未开启。下午 4:05，Popal 女士接到一通视频电话，一名 19 岁的中场球员出现在屏幕上，手里抓着枪，眼里布满血丝。
这名年轻的女性是皇家马德里球迷，卧室墙上贴着 C 罗的海报。往日腼腆的她隔着红色窗帘，指着街上正在巡逻的塔利班士兵。
“如果他们进来，我就朝自己的脑袋开枪。我宁愿死也不要被他们抓住，”她哭着说。Popal 女士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相信我，”她说罢，向所有球队成员下达了另一条指令：“烧掉球衣”。
01.禁令
Khalida Popal 的日常工作是为丹麦超级联赛的 FC Nordsjaelland 俱乐部组织筹款和活动。接到阿富汗女足队员的求救电话之前，她并不认识这些姑娘，但姑娘们对她的大名早有耳闻。
Popal 女士出生在苏联占领时期的阿富汗，见证了该国女性命运跌宕起伏的四十年。她 9 岁的时候，塔利班夺权，身为军官的父亲险些丧命，一家人翻山越岭逃亡巴基斯坦。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她回到祖国，并在喀布尔的一所学校里接触了足球运动。第一次训练时，一群男人翻进学校，用刀子扎破了球。
“他们骂我们是妓女。从那以后，我决心加倍认真练球。”
早前的塔利班政府禁止女性参加运动，把国家足球场改成了公开斩首的刑场。美军进驻阿富汗后，当地的女子足球开始发展。2002 年，这些阿富汗少女偷偷溜出家门，用衣服充当门柱，组织了一些小型比赛。之后不久，她们被美国国防部邀请到五角大楼，见到了国防部长 Donald Rumsfeld。
“对于女性来说，踢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人们觉得我们在找麻烦，是坏女孩，”参加了那次旅行的球员 Shamila Kohestani 说。
2007 年，阿富汗组建了国家女子足球队。次年，队伍前往约旦参加国际比赛，每场至少输 17 球。Popal 不习惯在草坪上或穿着足球鞋踢球，常常在比赛中摔倒，但她对结果并不失望。唱国歌时，她流泪了，“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Popal 说，在国内，不赞成女性踢球的男人会朝球队的大巴扔石头，或者闯进球员的家里，要求她们滚出球场。阿富汗体育联合会经常以炸弹威胁为由取消比赛和训练。供女队员使用的水泥地大小仅够七人制足球。
“女性为了踢球，这些都是她们所要承担的风险，”Shamila Kohestani 女士说。
2011 年，Popal 女士在喀布尔遇袭。当时她正碰上交通堵塞，一名持枪者走近她的车并开枪，重伤司机，且险些要了她的命。她睡在墓地里躲了两夜，尔后设法逃出国。
塔利班造成的混乱愈演愈烈，但女足队的声名也渐渐获得外界关注。在德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参加职业比赛的难民球员，在阿富汗境外为女足队设立了训练营。2016 年，女足队有了赞助商，即丹麦体育用品品牌 Hummel International；有了新教练，美国国家队的退役后卫 Kelly Lindsey（她后来离开了），和曾与 NASA合作的体能教练；还有了新口号“团结一致，坚不可摧（Together unbreakable.）”。
8 月 15 日，周日晚，女足队员们隔着窗户盯着街上庆祝的塔利班士兵。有些人已经躲藏起来，其中一人目睹了自己的家被烧毁。她们一个接一个开始给 Popal 女士发消息，而身在哥本哈根的 Popal 看着新闻也越来越害怕。
“我还能再踢球吗？”球队前锋在给 Popal 的信息里问，之后紧跟着一连串哭脸和心碎表情。“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尤其是我们这些踢足球的。”
02.“燃眉之急”
塔利班控制喀布尔后的第一天，Popal 女士与 Lindsey 教练，以及住在伦敦的人权律师 Kat Craig、身在荷兰的国际职业球员协会总干事 Jonas Baer-Hoffman 通过 Zoom 网络会议制定了一个计划。首先要确定哪些球员的处境最危险，他们列出了四个，其中包括曾公开反对塔利班的人；然后便轮番游说接收难民的各国政府当局、议员和足协官员。
“燃眉之急……无论如何，请您帮助这些勇敢的女性！”国际职业球员协会总干事 Baer-Hoffman 在给数十名政府官员、足球界要人、德国各部部长、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官员、欧洲议会议员的邮件中写道。Baer-Hoffman 先生和营救小组觉得机会渺茫，但他们仍希望至少能救出一小部分球员。
四名被选中优先救助的球员里有一位前锋，她在短信中向 Popal 女士吐露了自己的困境：父母都躲起来了，6 岁和 11 岁的弟弟妹妹没有护照，她不能丢下他们独自离开阿富汗。那一夜，Popal 女士失眠了，她无法说服自己只选择性地帮助部分球员。惊慌失措的球员们不停地发来语音信息。
“别一股脑儿地来烦我。如果你们没完没了哭哭啼啼，我就把你们踢进黑名单。”她在球员群里警告。
周二早晨，塔利班武装分子敲开几名球员的家门，姑娘们只能躲了起来。有邻居向塔利班告发，部分球员的身份已被锁定。她们苦苦寻找愿意冒风险提供庇护的亲属，但据说武装分子缴获了美军留下的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
Popal 女士一个接一个地给队员们发信息，让她们删除手机里的照片，并清空社交媒体账号。
当晚，她决定不仅要救那四名球员，整支球队，一个都不能少。
周三，天刚破晓，Popal 女士给球队队长发了一条信息，让她列一份全体队员名单。上午 10 点，她们把所有打算撤离的队员组成一个群，总共 45 人。
“我不能给你们任何承诺，也别抱太大希望。我们只能团结一致，尽力而为。”她对球员们说。
心急如焚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令她不安。
“你是我们仅有的希望，”其中一条信息说到。
另一条信息来自队长。这个 21 岁的年轻姑娘在球场上攻势凌厉、头脑冷静，可信息里的声音却在颤抖：“我们眼前一片黑暗，你的声音是唯一的亮光。”
Baer-Hoffman 先生的邮箱开始收到来自多国政府和部分大型国际体育组织的回复，他们纷纷表示同情，但无人给出明确态度。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员协会游说美国副总统 Kamala Harris 的办公室考虑这批女性的境况。国家曲棍球联盟的球员协会则与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美国国务院、比利时政府和德国议会都表示，将把这些女球员列入撤离人员名单。然而，他们都没能拿出姑娘们最需要的承诺：一份能让她们通过美军把守的机场大门的文件。有时候，甚至美国绿卡持有者也很难进入机场。
接着，传来一条出乎他们意料的回音。澳大利亚足球明星 Craig Foster 与一家运动权利组织讨论了此事，并致电外交部长 Marise Payne 解释了当下的情况：“我们这儿有一大批优秀的女性运动员。”一整套文书工作，外加几十张签证申请，数小时后，一份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球员签证确认函发到了 Popal 女士的手机上。
这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总算是一份临时协议。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球员敲开机场大门。
“好消息，”晚上 7:10，Popal 女士在给球队的消息中写到，“有个国家愿意接收我们。”
Popal 女士并没有说是哪个国家，队员们也没有问。现在她们唯一关注的是如何越过塔利班检查站和疯狂的人群到达机场，如何通过如临大敌的卫兵，而后者已被撤离行动参与国政府瞬息万变的要求弄得焦头烂额。“等我的电话再行动，”Popal 女士在群里留言。
03.去机场
周四午夜刚过，队长不愿继续等待，带领一小队人前往机场。球员们花了一整天时间试图冲过人群。周五，她们悻悻而归。
周六早晨，哥本哈根时间 5 点左右，Popal 女士还在睡梦中，放在胸前的电话突然将她惊醒。她登入 Zoom 与澳大利亚的协助者们讨论了眼下的状况。
随后的 6:43——喀布尔时间早晨 9:13——Popal 命令球队出发。她现在终于拿到了有望说服卫兵放行的文件：一封来自国际足联、可证明她们足球运动员身份的信函，以及澳大利亚的签证申请文件。
Popal 一条一条地指示：把护照藏在内衣里；带上食物、水、手机和充电宝；带上红围巾，便于在拥挤的人群中迅速找到彼此；万一被塔利班拦住，就放声大哭，说如果不能到机场和丈夫汇合，他会暴跳如雷。
“我们的家人怎么办？”队长问。她不能丢下母亲、父亲和小妹妹。
律师 Craig 女士告诉 Popal，球员们的兄弟姐妹、孩子、父母没有许可文件，只能留下。但 Popal 不愿这么做。
“带他们一起去机场，”她对队员们说。“尽可能多点时间陪伴他们。我不能保证他们会让你们的家人进去，但可以试试。”
集合地点是 Panjsher 加油站，那里距离机场不到 200 米。球员和她们的家人到了，总共一百多人，带着面纱、口罩，穿着运动鞋。有些人背着印有球衣号码的阿富汗国家队背包，里面塞满了开启新生活的必需品。她们得到的指示是去机场北门，但到了那儿却发现大门紧闭，无人接应。
“他们什么时候来？”一名球员给 Popal 女士发信息，后者在随后的 12 个小时里茫无头绪地拨打了一通又一通电话，试图找到答案。深夜的悉尼，Foster 先生被求助电话吵醒，随即下楼致电外交部长。
“我会处理的，”外交部长说。
新指令传给了 Popal 女士，席地而眠的队员，全体起来，立刻去机场的艾比门。数十条短信顷刻间塞满 Popal 的手机：艾比门在哪里？其他阿富汗运动员也开始给她打电话，其中包括一名空手道选手和几名男足运动员，因为他们听说她可以拯救大家。
八千英里外的休斯顿，Lindsey 的助理教练、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Haley Carter 正在家里给她在军方的熟人打电话，希望得到一份能协助球员前往艾比门的电子地图。球员们通过手机 GPS 共享了自己的位置，以便 Carter 女士引导她们穿过拥挤的人群。然而，随着人流越来越密集，Carter 追踪到的信号渐渐分离。
队员们走散了。
04.“你是在把我们往塔利班手里送”
在艾比门集合的指令下达后又过了几个小时，Popal 女士向队员们发出新指令：立即去正门，澳大利亚人在那里等着。
“你是在把我们往塔利班手里送！”一名队员抗议，“他们正在朝那里的人群开枪。”
不久，部分队员被困在了检查站之间，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人群中挥舞着鞭子，朝空中开枪。
队伍分成了几组，队员们艰难地推着精疲力竭的家人朝正门走去。然而新指令又来了：这一次是要返回艾比门！她们挤进另一股人流，在成千上万男性的挟裹中踉跄前行。整个晚上，球员们被愤怒的胳膊肘推搡着，有些人还遭到了非礼。
“顶住，忍住，坚持住。”队长拼命拽住家人。人潮汹涌，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奋力移动，枪声在头顶回荡。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绕开蜂拥向艾比门的人群：跳进迷宫般的污水渠。那里流淌着粪便污秽，以及同样不顾肮脏想走捷径的人们。
第一组球员跳下沟渠，挤过人群，肩并肩相互扶持着走了几个小时。拖家带口的人们将孩子抱在怀里，以免遭踩踏。16 岁的前锋和队伍走散了，且呼吸困难。其他人爬出沟渠，打算回家听天由命。
“根本做不到，”群里有个声音说，“那里喘不上气来。”
此刻是哥本哈根时间周一凌晨 2 点。Popal 女士眼看着救援行动走向失败。一组队员说她们被困在污渠里，其他人则抱怨根本找不到沟渠，还有几个人说自己受伤了，几乎无法行走。
Popal 女士意识到，眼下必须推她们一把。她发出了原本不愿下达的指令：“我很抱歉，但你们现在必须离开家人，否则就没法继续前进。”
球员们开始同父母和兄弟姐妹含泪告别。队长已和父母走散，抱着小妹妹的父亲遭到了塔利班士兵的殴打。她又渴又饿，但仍在朝人群里的队友高声传达命令，间或抽泣着向哥本哈根发送信息。
她告诉自己：“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没有回头路。”
接近上午 10 点，队长和另外 9 名球员终于看见一小队疲惫不堪的瑞典士兵。
“Footballers！Australia！”一名 19 岁的队员一边高声叫喊，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围巾。队长高举起一只水瓶，希望引起对方的注意。
瑞典人把她们拉上水泥墙，钻过铁丝网，一个接一个带进了机场。他们甚至看都没看球员们的证明文件。
“我们进去了，”队长发消息给Popal女士。
“进哪里？”
“机场。”
05.“要坚强”
嘈杂的机场里，队长找到了一等兵 Kareem Nikoui。他是加利福尼亚人，20 岁，去年高中毕业后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队长说明了她们的困境。Kareem Nikoui 分开人群，将附近的球员拉进大门，这些球员又通过语音消息引导其他队友靠拢。
Popal 女士提醒她们加快速度。眼下流言四起。华盛顿传来消息，总统拜登警告说，恐怖分子可能会发动袭击。
总计 86 名球员和她们的家人最终进入机场，登上了阿联酋的运输机，驶向在澳大利亚的未知新生活。
登机前，队长接到了母亲的视频电话。“再见，我的孩子。照顾好自己，要坚强，永远不要忘记，上帝在看着你。”
除了队长之外，晕倒的守门员、曾准备自杀的 19 岁中场球员以及她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也都成功逃脱。
那名 16 岁的前锋不得不把 4 名家人留在了机场。“我们没时间悲伤。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快点，再快点。”
青年队和女队有十几名球员没能逃出来。
当周周四，Popal 女士终止了撤离行动。对于仍留在喀布尔的球员来说，局势已经过于危险。当天下午，机场周围枪声不断，一枚自杀式炸弹在艾比门爆炸，造成帮助了队员们的 Nikoui 一等兵、另外 12 名军人，以及近 200 名平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