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阿里多个App宣布接入微信支付，其中包括饿了么、优酷、大麦、考拉海购等应用，而淘特、闲鱼、盒马等 App 也已申请接入微信支付，正在等待微信审核。
9月9日，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就组织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华为、小米、陌陌、360、网易等企业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会上，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
原本倡导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何热衷封锁圈地、冷战对峙？如今“铁幕”落下，开放外链又会对互联网平台产生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再次邀请胡泳教授，对此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的一片高歌猛进之中，我曾撰文谈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隐忧，其中之一即是垄断造成的企业创新隐忧。
我写道：“互联网时代呼唤的是开放、包容和自由竞争，互联网也应该是协作和共享的平台。可是与其背道而驰的想要一家独大的垄断逻辑，却开始逐渐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显现，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在当时，更准确地说，中国的互联网不是一家独大，而是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独大。它们彼此采取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中国互联网不能完全互联互通。阿里巴巴“从数据接口切掉一切微信来源”；新浪微博禁止进行微信公众账号推广；微信屏蔽来往分享链接、快的红包，腾讯被指“选择性开放”；淘宝则不仅屏蔽微信的链接跳转，也排斥其他的导购外链，同时还屏蔽百度的抓取。
在这个过程中，屏蔽甚至成为了这些互联网公司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一方屏蔽那一方，是不愿意为其贡献流量，那一方屏蔽这一方，则是要成就自己的“入口”规模——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可是，在这些你来我往的狙击中，用户的利益何在？
虽然消费者不满层积，而且平台之间也互相以涉嫌垄断兴讼，但无法互联互通的障碍始终横亘于前，难以移除。最终，这一影响中国互联网已久的痼疾，依靠监管方的强势出手才开始得到疗治。
2021年4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首次提到“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等说法，指向互联网平台单一垄断行为背后的生态垄断和更深层次的平台治理难题。9月9日，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多部门对平台生态垄断的监管趋严。
工信部以各大平台的外链管理为切入，抓住了中国网络用户的一大痛点。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的识别、解析和正常访问，弊端重重，既影响了用户的体验、损害了用户的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发展。对此进行整顿，势在必行。
然而，中国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并不是开放网址链接那么简单。
最基础的互联互通
最基础的互联互通，要看路由和互联的监管政策是什么样的，以及运营商自主权的多少，会如何影响互联网的联网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日益出现的一种趋势是，对互联网运营商如何管理网络互联和路由进行监管。互联和路由选择是基于本地的和运营的原因而作出的关键决定，为的是确保网络的适应性和最佳流量。如果一个国家的网络在互联和路由方面的自主权不断减少，那么它将破坏互联网的两个关键属性：一个具有共同协议的开放和可访问的基础设施，以及分散化的管理和分布式的路由。
具体而言，第一个关键属性表明，网络或个人节点访问互联网的唯一基本条件是使用其通用协议，包括TCP/IP协议。这种“无许可”的最低技术准入门槛，构成了互联网快速增长和全球覆盖的基础。
而第二个关键属性则意味着，每个网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商业模式和本地要求，独立决定如何将流量路由至他处。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没有集中的控制或协调，而是由每个运营商作出自己的决定，并与它选择的运营商自由协作。
互联网越是接近于以符合这两个关键属性的方式运行，它就越是开放和灵活，有利于未来的创新，以及协作、全球到达和经济增长等更广泛的利益。互联网离上述的联网方式越远它就越不像全球互联网，而会走向所谓的“分裂网”（Splinternet）。
例如，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Sovereign Internet）正在进行的集中控制的趋势，大大降低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网络恰恰在需要更多弹性的时候，反而弹性变差了。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在监管机构认为存在来自国外的威胁的事件当中，运营商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路由。一些互联决定将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则需要依据当局作出的决定。运营商反映当地情况和自身的运营及业务需求的自主权和能力，都被大大削弱了。
正如特德·哈迪（Ted Hardie）对拟议措施的批评所说：“不同网络的互联是互联网及其所有服务和机会赖以建立的物理基础。阻碍这种互联打击了作为企业的互联网的核心。它也使互联网处于危险之中，并将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围墙花园”
在基础设施之外，互联网背弃互联的初心，还出于其他的复杂原因。
首先是数字平台的崛起，令互联网迅速变成一种平台控制物。去中心化曾被广泛认为是互联网的标志。现实的演变是，10年前，人们还拥有一个开放的网络乌托邦，而到了今天，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若干互联网巨头联手控制的网络空间，它们拥有许多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平台”——每个其他企业、甚至是竞争对手所依赖的基本构建模块。
数字平台已经成为纵向整合企业的真正可行的替代商业模式，也代表了一种与更典型的市场结构有着显著不同的经济协调活动的机制。这些平台是不可能躲开的；你可以选择退出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但它们一起形成了覆盖整个经济的镀金网。
阻碍互联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苹果发明了中央应用商店，由应用商店又催生出大批新经济活动，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App（应用程序）里从事商业。以万维网为核心的互联网是开放的、连接的、透明的和可访问的；相比之下，移动互联网是封闭的，特别是苹果在移动领域的战略被描述为旨在创造一个“完全集成的封闭系统”，其中公司“保持对整个产品生态系统的高度控制”。
这些开放性的差异反映在移动互联网接入中“围墙花园”模式的重新出现。“围墙花园”的比喻出自早期的拨号上网，当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试图将用户限制在自己的专有内容中，而不是把业务定位为通往整个网络的门户。这种早期的“围墙花园”后来渐渐走入末路，但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围墙花园”模式卷土重来，因绕过万维网的移动应用程序的爆炸而得到加强。
App的设计，部分是为了弥补基于移动网络访问的各种缺陷。尽管它可以提供高效的和用户友好的体验，但移动应用程序模式代表着一个比万维网更加不开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例如，主要的应用程序商店（无论是iTunes App Store还是Google Play）发挥着强大的把关作用，而万维网中的内容和应用程序却可以绕过中介机构。这是内容和应用传播上的一个根本变化。
一些批评者认为，限制可用的内容来源和应用程序的范围，可能会扼杀创新。例如，应用程序往往只能通过专有的应用商店获得，这些商店控制其平台对开发者的开放性，并限制用户在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切换和链接。开发者被迫为每个平台定制他们的应用程序，这导致了额外的成本。
一旦应用程序被应用商店批准，就会受到排名和特色列表的影响，这使得新应用程序打响知名度和在竞争中胜出变得特别困难。赞扬App的人则以应用程序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例，指出App创新为用户提供了在家接受服务、与医生互动、进行金融交易、管理员工工作、甚至确保停车许可等的新途径。无论如何，我们难以否认，尽管在向移动应用迁移的过程中，巨大的终端用户利益被生发出来，但却也由此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因素。
以媒体App而言，在这种“围墙花园”里，读者无法进行互动评论。《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发行人和编辑杰森·庞廷在讲述该杂志的App实验时痛切地说：“App试图把旧式的、封闭的印刷媒体气质强加于崭新的、开放的数字化空间。”媒体App和用户在互联网上的信息获取习惯冲突：读者希望应用程序拥有互联网式的链接，并且可以随意评论。如果新闻应用不能和其他数字化媒体相容，那么不管该应用多么漂亮和新奇，读者的沮丧感都无法消除。
“围墙花园”式平台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互联网被切分成若干个巨大的“电子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的门口都蹲守着一个巨大的怪兽，人们被关在电子集中营里，还以为那是遍地芬芳的花园。
而这些平台无不视数据为金矿，以流量为生命，通过设置技术壁垒，阻碍数据跨平台转移，造成互联网上高墙林立，更出现平台通过数据“绑架用户”的怪象。
平台大循环，胜过单一平台的小循环
中国互联网要想互联互通，一个关键举措是打开应用程序之间的通道，因为过去十几年来，阻止应用程序用户从使用的应用程序中访问对手的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必须实现平台的互操作性。这是一个众所期待的方向，但不要指望会一蹴而就。现实情况是：即使围墙内的花园要开放，也一定是以一种相当受控的方式。牵涉到的平台公司都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赌博，即他们怎样可以获得对方的用户群和优势，同时又不会过多地吞噬自己的用户。
每家平台的得失各有不同，因此背后存在极其微妙的关系。如果开放的压力延伸到抖音和微信的用户时长大战，我们可能会看到腾讯的短视频野心被削减，而抖音则可能通过接入微信产生新的增长空间。快手也将因此受到影响。
阿里巴巴没有任何像微信或抖音这样有价值的流量入口，因此，虽说它的网络购物平台淘宝或天猫是用户的主要目的地，但它必须花大钱才能让用户进门。有消息称，淘宝和抖音2020年签订了200亿左右的年度框架协议，包括广告和电商两个部分，这相当于阿里巴巴为抖音付出的流量费。
所以，微信对阿里巴巴开放，将是后者的很大利好，阿里可以通过社交流量来刺激新的增长。用小程序进入微信，可以提高阿里巴巴的用户数量和转换率，尽管还不清楚会有多少。
目前，尚没有核心电子商务交易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阿里巴巴的平台。这在打破互联互通的坚冰之后，可能会迅速增长。
我们都知道，其他电子商务公司的小程序通过微信输送了大量的业务，无论是食品配送服务商美团，还是团购服务商拼多多。而现在，拼多多可能是最需要担心的，用户增长放缓，其来自微信的大量流量突然面临竞争压力。美团的本地服务超级应用也难免被要求更多开放。
有很多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期。比如，阿里的商户如果在微信获得了大量免费流量，会不会对阿里固有的商业模式带来冲击？其核心广告业务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商家现在可以直接在微信中向用户推销产品。腾讯的广告费可能会增加，将有大量的新订单通过微信平台流动。
2021年8月3日，阿里巴巴主席兼CEO张勇在分析师会议上表示，按政府要求，阿里巴巴将与腾讯打通生态。张勇说：“平台之间的大循环能产生的社会价值，一定远远大过在单一平台内的小循环。平台间如果能够互联互通，肯定会带来新的改革红利。”
话虽如此，腾讯和阿里这两家公司之间更全面的和解将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会各自开放其业务的一部分，以获得对方的力量，但这也意味着放弃为那些开放的业务创造自身版本的想法。比如，腾讯不会再去建立一个淘宝，而阿里将减少发展自己的小程序业务的尝试。
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多年来，阿里巴巴和腾讯一直在做仿效对方生态系统的二流产品，而如果开放，就会减少复制：双方都可以栖身于自己真正的竞争优势之上。如果这两个巨头之间出现有意义的开放，可能会在一系列领域产生反响。
中国互联网的由来已久的“围墙花园”被撬开裂缝，有可能重写中国的数字广告和电子商务版图。例如，由于各家App都是封闭的，搜索悉数变成了App的内部搜索，接下来，假如各家平台都对搜索引擎开放，那么，搜索引擎的重要性有可能再度凸显。
像Google Shopping这样的服务，允许用户在网上购物平台搜索产品，并在不同供应商之间进行价格比较。对消费者来说，这会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还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前景是，在微信平台上的小程序会更加繁荣，这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无需下载全新应用程序就能获得在线服务的方式。
微信小程序是品牌营销与商业消费的突破性创新。小程序为品牌所拥有，但在微信平台上运行。它们结合了移动应用的外观和感觉与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按需访问。品牌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小程序来提供微信生态系统中的服务，如商业交易、忠诚度计划和客服等。
当然，由品牌控制的小程序现在也开始出现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例如京东与小红书。这可能导致其他平台变成阿里巴巴的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如果微信小程序继续扩展到其他“围墙”内，甚至可能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新标准。
最重要的是，开放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互联网改革的一部分：随着人为的竞争限制被消除，消费者和商家将看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可以期待，随着互联互通的进一步实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与服务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变得更加紧密，而平台之间的用户流动也会增加，中小企业的创业积极性受到保护，互联网的开放、包容和自由竞争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