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该项目的公众筹款，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万。
这条微博下面，有人讽刺道，“捐钱给我们，我们去收集老兵故事。”
我查了一下，这个公益项目名为「老兵记忆采集计划」，资金用途里说明了，这笔钱主要用于“收集老兵故事”，确实没说要捐给老兵。
但其鸡贼的地方在于，无论是项目详情还是配图，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讲述“老兵的记忆”，以至于很多人都被误导了，这笔钱是给老兵的。
老兵们好像工具人，明明参与了，又没有完全参与。
慈善机构打着老兵的旗号向公众“筹钱”，却将钱用于公司的项目管理、员工差旅上，这还是公益吗？
对此，项目的发起方@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回应，机构已累计救助2300余位抗战老兵，为5700位老兵定制羽绒服……每一个项目都单独筹款，专款专用，请抽时间全面了解。
好家伙，别人问城门楼子，你答胯骨轴子，这让人怎么了解。
9月19日，项目发起方才再次做了详细说明：
1，「老兵记忆采集计划」于2019年9月上线新浪微公益，至今获得超过25万名微博用户的支持，共筹集善款100万余元——没否认钱用在了项目管理上。
2，机构同时在运作的，还有「抗战老兵助养行动」，已累计救助2302位贫困抗战老兵，资助标准为800元/月（2018年前为500元/月），并有节日礼金和慰问品——确实在关怀老兵方面做出了成绩。
至此，“骗捐”问题算是水落石出了，更多的问题却暴露出来。
截至2019年，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数量达到7580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910家。
基金会的运作需要管理费，这无可厚非。
但如此庞大的体量，基金会公募的钱是否可以被私用？谁来监督善款使用的边界？又是谁来保证公益项目的透明度？
这3个问题，要从中国慈善事业的来处与去处寻找答案。
01
1991年，一张照片轰动全国。
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希望工程”项目的宣传照，主题为“我要上学”。
80年代末，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团中央在柳州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发现有的村子里2000多人，解放后竟然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辍学率达到90%以上。
这样的契机之下，青基会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应运而生，摄影记者解海龙来到安徽金寨一个贫困的山区学校，拍下了7岁的苏明娟那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震撼了所有国人的心。
汇款单如雪片般飞来。上至国家领导，下到普通市民，从花甲之年的老人，到幼儿园的孩子，纷纷慷慨解囊，加入了希望工程的队伍中。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到1994年，国家和省级青基会累计接受捐款3.85亿元，新建希望小学749所，救助学生达101.5万名——各项数字，都超过了原计划十几倍。
超常规的发展，在相关法律、政策尚不完善的时候，必然带来某些方面的失衡。
基金会内部，地县级的基金会数量难以控制，逐渐放任自流，筹钱不报、不交；还有一些基金会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的名义接收捐款，不按章程办事。
而在基金会外部，还有假冒的社会组织，打着基金会的名义非法牟利，希望工程多次面临着毁誉。
创始人徐永光形容自己“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内忧外患之下，希望工程开始寻求转变。
到1999年，青基会决定：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学儿童的捐款。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学儿童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
明明是基金会，为什么要粗暴地拒绝直接捐款呢？
因为时代在变化。
曾经国家财政相对困难，慈善基金会通常由政府发起和主管，从民间募集资金，用以襄助弱势人群。80、90年代的官办慈善，诸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福利的提升，残疾人的生活保障、妇女的权益、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得到改观，官办基金会开始朝着更加专业的方向进化。
拿“希望工程”来说，资助对象从贫困失学儿童一路升级为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贫困地区家庭困难的中学生、职校生和大学生；资助方式除了单纯的金钱帮助，还包括勤工俭学、公益实践项目，并提供心理援助、社工服务等。
而在官办之外，民间慈善事业也在解冻。
02
时代在发展，社会资本在积累，政策也在松动。
2004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一次界定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概念并鼓励其登记注册。
此后，很多民办慈善机构涌现出来，比如专注生态保护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注支持民间公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专注素养教育的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但人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民间慈善的力量，还要从2008年说起。
那一年，汶川地震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虽不能为你抵挡灾难，但愿同你站在一起，全国上下发起动员，无数志愿者奔赴四川，捐赠款物也源源不断送入灾区。
在当时的新闻里，有这样的记录：
“汶川地震那年刚上小学六年级，妈妈让我捐5元，我把一整个星期的生活费25元全捐了。”
“灾后的几天里，我们全村的人都一遍遍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边哭边看，哭完，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娃娃，都跑去捐款……”
北京高校的师生，在捐款、捐物之余，也挽起袖子开始献血。
在2005年之前，每逢大灾捐赠，“就只有3个账号”，民政部一个，红十字会一个，慈善总会一个。
但2008年，由于各界捐款不断涌入，政府在这3种渠道之外，还指定了壹基金等16家公募基金会进行募捐。
社会的力量被最大程度释放，根据《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7-2015)的统计，2008年全国慈善捐赠总额达1070亿元，首次突破千亿。
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09亿元。
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形容，“那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展现出我国公益慈善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中，公办慈善为主，资助更为广谱的受众群体，在大方向上把握社会均衡发展；“小而美”的民间慈善为辅，作为细分领域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补充。
后来，我们又经历了玉树地震、雅安地震，每一次灾难，都能看到民间慈善组织的身影。
2013年，民政部于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捐赠活动的公告》，首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
政策进一步松动，企业家、明星纷纷投身慈善事业，比如曹德旺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姚明的“姚基金”，李亚鹏王菲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韩红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李连杰的“壹基金”……
本来，嫣然天使基金和壹基金都是中国红会旗下的专项基金，但2010年，“深圳壹基金”脱离红会，成为全国第一家独立运作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然而，树大招风，谤随名高。
一边是不断增加的社会捐款，一边是名人效应引发的公众关注，还在摸索中发展的中国慈善事业，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03
早在2008年，质疑声就砸向过慈善机构。
公众质疑最多的，是慈捐款的流向，即透明度。
汶川地震时，民政部直接收到的善款就有七八万笔，而当时的审计非常严格，要求每一笔救灾款发放现场都有审计系统工作人员在场。
按照规定，每一笔汇款民政部都应开具收据，但当时很多捐款人并未提供署名和地址——
民政部曾辗转联系到一位捐款的教授，他回，“非常感谢，我知道你们收到了就行了，不用麻烦了”。
捐赠收据低效的工作流程让慈善的透明度打了折扣，由于庞大的金额和相关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汶川地震2008年的捐款，直到2010年才公布审计结果。
但直到2016年，还有媒体发出灵魂质问，600亿捐款中的500亿去向不明。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
尽管后来的调查表明，炫富的郭美美和红会没有直接联系，但此事还是点燃了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不满。
2012-2014年，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的慈善机构，都遭遇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民间质疑无孔不入，“查账”的声音不绝于耳。
嫣然天使基金被指关联交易，壹基金被指芦山地震的善款"花得太慢"，“独居男孩"杨六斤的超限募捐令舆论一片哗然……
舆论纷扰，唯有透明。
2017年九寨沟地震之际，全国统一的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正式上线，组织账号、发布登记管理机关、募捐金额、项目实施情况等都有披露。
慈善基金中心也会定时发布透明指数，成为参考的重要指标。
然而，信息公开平台的搭建，只是慈善透明度的“基础建设”，真正实现完全透明，还需要法律条款的添砖加瓦。
现行的法律条款，规定了基金会的年度审计和主管机关的检查管理，但并非所有的账目细节都适合向公众公开，这个中间有监管的灰色地带，容易被人钻了空子。
就像这次的老兵记忆采集，它不违法违规，但也不够光明磊落。
公众质疑的另一方面，在于慈善机构的专业性。
比如，去年年初武汉红会“手忙脚乱”，捐赠信息更新不及时、对于关联交易审查不严、物资调配和分派不够合理等，就是因为着应急救援机制不完善，导致公众怀疑其专业能力。
再比如，前文提到的「抗战老兵助养行动」，就被爆出资助的老兵，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老兵”。
我们常说，爱心不求回报。
这个回报，是指我们付出的善心不求回报，但落到公益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希望看到“回响”。
我们想知道这笔钱用到了哪里，有没有真正改变别人的生活，有没有推动社会哪怕一点点的进步，世界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如果只有伸手要钱，却不见结果公示，那就不是慈善，而是乞讨。
尾声
互联网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相比传统慈善事业，互联网公益有着“短”、“广”、“多”三个特点。
短的是响应时间——面对海量的互联网用户，一个公益项目，从发起到募集结束，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
广的是慈善类型——在扶贫、教育、医疗三个大方向之下，互联网公益涵盖的，还包括罕见病（渐冻症）、特殊人群（自闭症儿童、老兵）、特别事件（天津爆炸事故、河南水灾事故）。
关注渐冻人的冰桶挑战多的是捐款人数——发达的互联网降低了慈善门槛，随手捐、月月捐等捐款方式的革新让慈善变成了一件人人触手可及的事情。
可以说，我们终将进入一个人人慈善的时代。
但人人慈善面临的不是捐一块钱花一块钱的问题，而是对背后整个慈善界的大考。
对普通人来说，我捐了钱，总想知道钱有没有物尽其用，恨不能把钱亲手交到需要的人手里，于是会有质疑。
而对公益组织来说，辛辛苦苦做好事，还要面对种种质疑和诘问，难免感觉吃力不讨好。
如何有规则地公开透明，如何实现社会良性监督，这中间的鸿沟，需要法律的界定，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行业的自律，也需要每一个你我他共同的努力。
在共同富裕的社会议题之下，我想以后的公益慈善只会多，不会少。
希望行业监管之下，公益不再是作秀的工具、避税的法宝、敛财的手段。
希望我们拿出的每一分钱，都能在时代溅起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