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角落的夜晚》，嘉宾：刘擎、周濂、梁文道，编辑：林蓝，监制：猫爷，原文标题：《当代年轻人，夹在“难”和“太难了”之间》，题图来自：《喜剧之王》
焦虑似乎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鸡娃”、“内卷”、“躺平”、“逃离北上广”...这些流行语的出现，好像把所有人都赶进了一个笼子里。里面的人要么盲目竞争，要么消极抵抗。
当代年轻人，时常夹在“难”与“太难了”之间。学生时代追求分数，进入职场追求财富，我们的快乐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在看理想出品的谈话节目《角落的夜晚》中，哲学教授周濂说，“年轻人应该是可能性大于现实性的，只有可能性大于现实性你才有希望。”除了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人生路径，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远离无尽的攀比，专注于已经拥有的生活，从中寻找意义。
正所谓别人卖瓜我种花，你去大厂我回家。从设定好的赛道中偏航吧！愿我们永远不放弃扑腾，这样就能杀生活一个措手不及。
年轻人，为何不快乐？
1. 今天的年轻人，格外不快乐吗？
梁文道：今天要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我最近看到一些数字，应该来自某份中国心理健康白皮书，里面说中国大概有27%的年轻人有心理问题，主要表现是抑郁。
二位都是教书的，你们在学校天天接触年轻人，这种感觉强烈吗？
周濂：很强烈。我身边有不少年轻人去找心理医生咨询，比如说毕业前，因为论文压力，很多学生需要导师，甚至是团委书记进行开导。我相信刘擎兄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刘擎：我的夫人是做心理咨询的，她说现在给学生的心理咨询从无限免费到只有八次免费了，因为排队的人太多。有心理问题的年轻人正在快速增长。那天夫人还告诉我说，统计到有7%的人的心理问题很严重，其中还有人有过自杀行为或倾向。
梁文道：所以你认为，现在年轻学生的心理亚健康比以前更严重了。
刘擎：非常严重。
梁文道：我一直有个想法，但极有可能是错的。我一直在想，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前的人面对着更大的心理危机，是不是一个被夸大的代际差异呢？其实以前那代人也可能有很多心理问题，只是当时没有被辨认出来。
不瞒你们说，我中学的时候也想过自杀，好几次上过顶楼。因为我的学校是所高度纪律化的男校，非常压抑。我也不想学习，我只想读自己喜欢的书。当时就觉得人生如果这么苦，而且最后都要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死？当然，最后我因为没有勇气，没有跳下去。
刘擎：有这样的因素，但我觉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80年代，要干的事很多，机会也很多，你不会时时刻刻以一种自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想那么多自我的事情。
梁文道：你的眼睛在往外看。
刘擎：是的。有好多事情在激励你、推着你，生活的洪流是巨大的。现在的孩子，包括那些说工作上要“躺平”的人，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期待，但他们同时会想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其中的挫折等。
周濂：我大致倾向刘擎兄的判断。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考古学。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人的状态，到底是比现在的人好，还是坏？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年轻人总是会忧郁的。他们会对社会失望，会对自我感到焦虑。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可能还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变量。
刘擎：无论这个征兆是时代的征兆，还是青年青春期的征兆，它们都是叠加在一起的。但是，在不同代际的青春期所有的共性之外，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烙印。
梁文道：也有可能就是青春期的共同表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2. 社会需要给年轻人提供“掩体”
周濂：谈到现在的年轻人跟上一代的差别，我经常跟我女儿说，你们一周有两天休息，多幸福，我们当年只能休息一天。后来我一反省不对，孩子们虽然有两天休息，但周末其实有各种课外班。
我还经常和她说，爸爸以前经常考双百，你呢？后来一想不对，我们当年的厂矿子弟小学只有一个班，女儿现在的小学有八个班，而且面对的是智商非常高的小孩，竞争压力极大。
刘擎：你好讨厌。
周濂：没有没有，我是会自我反思的。
梁文道：真是个“鸡爸”。
刘擎：她才二年级吧？
周濂：对。有一天我女儿回来跟我说她特别不想上学，想休息。她还说她们班上有同学希望上两天学休五天，我当时就被他们的焦虑程度震惊到了。
我女儿还迷上了一种减压玩具，叫“squishy”，捏了之后能释放压力。这种玩具在小学生之间很流行，文具店也卖着大量减压日记、减压笔。
梁文道：这原本是发明给那些在硅谷的白领和程序员用的。你孩子的小学是地狱吗？
周濂：不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
刘擎：我自己认识一个本系的同事，他初三的孩子已经到了不能去学校的地步。那个孩子每天早上八点进学校，四点回家，一天在学校八个小时，对于孩子来说像是生活在地狱。因为他在班上排名倒数。
后来孩子就选择不上学，心理慢慢开始恢复。这是我身边的真实经历，而且孩子的父母都是教育程度很高，当教授的人。
虽然国内开始实施减负了，年轻人的心理并没有变健康。因为那个所谓的赛道非常明确，好像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把分数放在第一位，工作以后，就是财富第一位。
梁文道：没有任何中段。
刘擎：我那天跟陈嘉映老师谈，他说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被数字化。比如你本来弹个钢琴吧，挺好的，但你要考级。所有事都通过数字化而变得可以被比较了。
梁文道：因为数字化才能管理嘛。有考级，还可以催生培训机构。
刘擎：我觉得当生活全部数字化，可以被标明、划分等级，那些暧昧不清，野蛮生长的领地就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那才是人可以躲藏的地方，可以逃逸的地方。
梁文道：我感觉很多小孩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被父母教训了，在学校不开心，会找个地方躲起来，或者找个树洞倾诉什么的。
这种躲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件事，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关键是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一个机制，或可能性，能让人有个躲的地方，你可以与外界暂时告别，做什么也无人打扰。
刘擎：就是你有掩体。
梁文道：比如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蚂蚁搬家，可以一整个下午都在看蚂蚁慢慢走。我意识到时间的流逝都是因为天黑我看不见了，才知道该回家。那一天我可能就逃学了，虽然会被骂，但第二天又元气满满。
刘擎：这在今天是多大的奢侈。
周濂：因为今天的时间管理已经精确到分钟或秒钟了。我还是觉得， 如果今天的生活中，年轻人可以获得承认的途径多一些，是不是情况就会好一点？
我讲一个小例子，我的同事有对双胞胎，面临中考的压力。老师对孩子的评价是，表现一直很稳定，但进步空间很大。
刘擎：就是稳定在低水平（笑）。
周濂：真的是语言的艺术啊。然后我问，你作为母亲不焦虑吗？你的孩子不焦虑吗？她说不，因为她的孩子们在别的地方找到了自信。首先她们情商高，人缘好。她们还会做手工，卖得特别好，甚至有足够的资金请妈妈吃冰激淋。
我觉得就作为父母也好，或者整个社会环境也好，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更多可以被承认的渠道。
刘擎：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不是特别支持。很有趣的是，在一些欧美国家，一个孩子读书优秀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梁文道：那是会被歧视成书呆子或者娘炮（笑）。
刘擎：大家都羡慕那些打篮球好或者擅长课外活动的人。
周濂：我们当年进北大的时候特别变态，入学第一天就开始比高考分数。我处于中间，所以心态比较平和。
当年有个朋友比完发现自己的分数和别人天差地别，就坐着发呆发了一晚上，但是后来他大学四年过得意气风发，因为他运动好，还会打麻将，能带着哥们儿一起疯玩，后来还和最漂亮的女生谈恋爱。我想说的是，其实生活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刘擎：另类选项的空间还是需要拓展。
3. “太爽了”与“太难了”之间
梁文道：我们刚才都在讲学生，但感到不快乐的青年其实也包括刚入职场的人。
我回看当年的很多同学，的确有的人刚开始工作是不太开心的，但有个前提，就是他们大学四年非常愉快，不像周濂你们北大那么变态。我那时的大学有多样性，就像刘擎兄你当系主任的时候和学生讲的，这四年应该是欢乐的时光。
刘擎：对，就是不被体制和工具理性完全占据。
梁文道：而且是这一辈子唯一一次。
刘擎：探索自己的最佳机会。
周濂：听起来也是个恐吓。
梁文道：因为大学前都在应试，终于上了大学，再出去职场。这四年你再服务于任何目的，只为了自己。
以前的学校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所以从这种学校里出来后进入职场，人又重新回到小时候熟悉的那种怎样都要往上爬的轨迹，他一定会不开心。但是今天的青年，无论是念本科还是研究生，已经不再是那么欢乐的时光了。
周濂：因为职场的逻辑已经全面侵入社会。
刘擎：功利和目标都很清楚。
梁文道：从幼儿园开始到老去，生活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今天的青年进入职场后的压力，是在延续大学，他没有一个break。我很难想象，这就像一辈子都在跑一个没跑完的马拉松。
刘擎：从分数到财富，这都是完全单一的目标。这对年轻人的压力很大。他们本可以工作后，领一份还行的薪水，然后就开始玩，探索生活了，但现在的环境让他们必须要有房有车。社会设定的目标很明确，而且路径给钉死了。
像80年代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方向也很明确，但路径是不清楚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还不够成熟，没有提供如今这么现成的赛道。
梁文道：由于路径不清楚，也充满着各种机会。
刘擎：现在的赛道都很清楚，你要么考公务员，要么创业，要么进大公司。但是意义感的缺乏很普遍。
周濂：就是道路是被人设定的，且非常有限。我们总说年轻人应该是可能性大于现实性的，只有可能性大于现实性你才有希望，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现实性大于可能性。
刘擎：我觉得那种焦虑来源于他们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看到了很多生活的样态，各种可能性看似唾手可得。
现在的年轻人夹在“太爽了”和“太难了”之间。爽指的是你好像可以离开任何一个城市，你可以换国籍，甚至还可以换性别。但难在，现实中要达到任何一个目标，能力都特别有限。进入他们视野的东西越多，越容易让人感到渺小和卑微。
我们小时候由于媒体不发达，好不容易去趟上海或北京，会觉得实在是太好了。但现在的人们因为有智能手机，从小就知道生活有多丰富精彩，期望和现实的落差会大很多。
周濂：就是你看过那些生活，但同时知道很难去经历那些事，那不是你的生活。
4. 即使系统的控制无处不在，还是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刘擎：几年前有“逃离北上广”这个说法，但后来又说小城市和家乡也回不去了。人们安不下心过小镇生活，好多人仍然不甘心。
他们处于一种状态，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好。这个不够好有时是现实，有时是攀比。攀比是一个无尽的游戏，你当下总觉得不够，当你提高了，比如说年薪能赚到20万，你对比的人又会上一个阶层。
梁文道：就总觉得我值得更好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谁值得什么呢？这是个分配问题。
周濂：这的确是个问题。前几年我了解到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指数”。《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都知道，盖茨比是一个从底层奋斗到上流阶级的人物，阶级流动的经典。
所谓“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指的是横轴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意味着说贫富差距越大。然后纵轴是代际收入弹性，听起来很学术，其实就是“拼爹指数”，你爸有钱你就有钱。那么越往右上角，那里的年轻人的希望就越少，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中国和美国都在右上角。
刘擎：经济学家匹克迪说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基尼系数很像欧洲，后来跟美国比较像。
梁文道：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轨迹。
周濂：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从社会正义的层面去谈，还有一方面就是去想个人或家庭应该怎么办。我们家庭内部的观念需要转变，自我认知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其实所谓的“躺平”或者“逃离北上广”，都是一种反抗。
刘擎：或者说另类选择。在现在的竞争游戏里，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竞争，但内卷也不要卷得太深，你就微卷，然后卷出可能性。
梁文道：“花卷”。
刘擎：将“微卷”“花卷”当成一种暂时的对策，打开眼界看看别的可能性，注重你已经获得的东西。当你不老跟别人攀比，你可能会发现它的意义。
周濂：其实是有现实例子的。我有好多学生现在就去高中当老师了，也有的选择去四川当个小公司职员，过悠闲的生活，读想读的书。
刘擎：我在《人物》上读到陆庆松老师的故事，他本来在体制内，是清华的音乐老师，他后来就全辞职了，在北京郊区租房子，每天练琴养花养草。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但他也不那么急。
他就完全不按照社会路径来走。有次丢了身份证，警察都不相信他的履历是真的，这竟然是个放弃了清华大学教职，然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但就是这么一个“极端”的人，他生存下来了。
我就特别感慨。在躺平和内卷之间，还是有位置的，人还是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里找到机会。
周濂：我始终相信这一点，哪怕这个系统的控制力已经无处不在了，但依然还是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梁文道：我们虽然都可能在如来佛的手掌里，怎么翻都翻不出去，但还是努力一直翻。
周濂：如果翻不了我就撒泡尿。
梁文道：哎，《人物》也可以采访采访我啊，我也是这种典型的人啊，从小成绩很糟。
刘擎：你已经太成功了，人家陆庆松老师很贫寒，但自己很有定力。
周濂：不，你不可能成为普通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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