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听力障碍者数量的官方统计已是14年前。2007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听力残疾人达2780万，其中单项听力残疾2004万。
2020年底，这2700余万听力残疾人中出现了首位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者，中国有了第一位“聋人准律师”。
为何在我国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确立35年后，2000万听力残疾人才出现第一位“准律师”？这个拓荒者为何又是谭婷？
苹果、土豆、泸沽湖，谭婷如此简洁地介绍家乡大凉山盐源县。
前两者植根于她的成长记忆，她曾与父母一道播种、覆土、施肥、收获；后者，她要到很多年后才亲身前往。
让她津津乐道的回忆是每年的火把节。入夜，她和小伙伴们每人拿上一束火把，在街巷里奔跑。行至一片空地，所有火把集合为一团篝火，大人们与孩童一起围火而舞。
谭婷或许比很多先天听力残疾者都幸运，至今，她的脑中保存着关于声音的记忆，她记得敲桌子的声音、物体撞击的声音、亲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家乡方言四川话里“晓得”“要得”的发音。
她的声音记忆断裂于8岁时。
那一年，她与表哥几乎同时患上中耳炎。表哥在医院里输了好几天的液都不见好转，父母便听信邻居的推荐，去了花费更少、能更快见效的私人诊所。
经营诊所的是当地某医院的医生。他在谭婷耳后扎针，耳部肿块一天就得以消肿，全家喜出望外。可睡了一觉后，谭婷发觉听力变得模糊。
于是，谭婷又被带去诊所。医生用银针给她扎了耳朵、手、腿。可没用，她的听力彻底消失了。而这时，表哥已出院，完全恢复了健康。
父母一边懊悔，一边向当地管理部门状告该诊所。所有求助投诉都杳无音讯，父母只能拿出有限的积蓄带着女儿奔走各地看病。但穷尽各种方法，谭婷的听力没再回来。
她成为了一个听力障碍者，邻居眼中的“聋子”。多年后，她才发现包括丈夫贾毅在内的不少同学朋友都因不当治疗或错误用药而致聋。
在人类社会早期，“聋”和残疾被归因为鬼神附身或是因果报应。在谭婷生活的山村里，“聋”让谭婷成为这个村庄的异类，他们选择与她保持距离。
父母深深自责于错误的就医选择时，女儿继续就学的机会也自此被剥夺。之前就读的学校不招收听障学生，他们也不知有特殊学校。
谭婷要适应全然陌生的无声世界，要适应每天父母去干活、弟弟去上学后的孤寂，要适应拿着新华字典学汉字而不得法时的烦闷。
谭婷一次次地向母亲提出还想上学，母亲也深知女儿的失聪与自己有限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知识有关。于是，在谭婷辍学五年后，当全家得知西昌有接收聋儿的特殊教育学校，母亲坚决支持女儿继续接受教育。
一个暑假，谭婷从学校回到家中。不识字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第一次没有借由丈夫的“翻译”，实现了女儿失聪后母女的直接“对话”。这一年里，以杂工为生的母亲看电视认字幕，每天向丈夫求教文字的书写，终于有此成果。看着母亲在纸上写下歪扭飞舞的字，谭婷又诧异又心疼。
在手语里，两手拱起相叠以似重山，右手掌拍击左手背两下，代表“重庆”；一手平摊一手揉捏模拟揉糌粑的动作，代表“西藏”。但不是所有的名词都有如此具象的手语指向，还有更多词语并未收入手语的词汇表中，需依靠多个词语解释。
刚刚进入特殊教育学校时，谭婷每天都茫然地看着同学手舞足蹈。她不懂手语，也不懂这里的人际交往法则。
在普通学校里，发现同学偷吃自己课桌上的食物时，对方会非常羞愧；而在这里，如果当面揭穿对方，对方会气急败坏，甚至出手打人。
谭婷后来的“师父”、引路人唐帅将听力障碍者的认知哲学称为“蚂蚁的世界观”。他认为，听力的缺失使听障者无法获取语意背后潜藏的信息，加之手语表达多由断裂倒置的主谓宾语构成，让多数听障者的价值观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情感表达直接热烈。
在西昌、乐山接受中小学教育中，谭婷没有特别亲近的同学。除了假期回家，她走进听人（听障人士对拥有健康正常听力者的称呼）世界的时间非常有限。每周，有购物需求的同学需提前向老师报名，老师会组织获准出校的学生前往超市，在一小时内依次排队购物，再一同回到学校。
她总是吃不饱。在食堂快速吃完一饭两菜后，谭婷会立即再去排队，但多数时候餐食几无剩余。
这对谭婷来说，是一个自听人世界踏入聋人世界的漫长适应时期，她已脱离听人的世界，又尚未走入聋人的圈子，成为了两个群体的“局外人”。
但她无暇顾及太多，她太需要时间学习。她要追赶因辍学而落下的进度，想尽可能与过往同学保持接近的智识。而当她展开书本时发现，自己初一的课本内容仅相当于听人同学课程难度的小学中等年级。
一位从事了特殊教育22年的教师告诉我，谭婷的成长时期正是我国特殊教育的野蛮生长阶段，全国各地学制不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使用的教材难易差距极大，因为学校数量有限，教育过程中缺少考查教育成果的教育督导手段与硬指标。近年来，全国统一的特殊教育教材逐渐投入使用，但目前也仅更新至小学低年级。
谭婷在这样的背景下咬牙向前。到高中时，整个年级仅剩四人。在他们面前，可报考的高等学校并不多，本科院校仅数所。高考后，谭婷考入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成为高中所在年级唯一的本科生。
2013年，在报考两所高校（目前聋人高等学校招生多采取单独命题、单独考试）时，贾毅留意到同在考场的谭婷。后来，两人成为同学，在大一确认了恋爱关系。
贾毅在两岁时因抗生素使用不当失聪。小学四年级时，在他的要求下，母亲带他自重庆市一远城区的特殊教育学校转去了主城区的学校。
新学校的教材与他之前就读学校的教材差异很大，教材内容浅显、词汇量少、表达偏口语。但幸运的是，学校获赠了一批计算机，贾毅凭借计算机成绩的优势，最终拿到大学的入场券。
而在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里，同班同学读完小学阶段便全都中断了教育。
按原有的计划，谭婷与贾毅的最优职业方向是成为一位特教老师。但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改变了他们。
■ 用手机与听人交流
在十分钟内，唐帅先后接到三个案件当事人的电话。他一边抽烟，一边嚼槟榔。
2017年，这位“中国手语律师第一人”将自己推到了情绪的最低谷。他在两种极端的感情中跳跃——一面是为聋人解决一桩桩法律疑难的成就感，一面是独自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无力感。
唐帅的父母都是聋哑人。为了让他的成长不受影响，父母把他送到了外婆家。四岁时，父亲因突发阑尾炎入院。看着父亲疼得打滚却无法向医生道明自己的病情，唐帅决定在父母的福利厂偷偷学手语。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帅参与了一宗聋哑人刑事案件的翻译工作。此后，他频繁协助公检法沟通处理聋人刑事案件。这一工作机会激发唐帅自考法律专业，并通过司法考成，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
聋人的案件收费低廉，接得越多，亏得越多。但唐帅停不下来，从自己的父母、从接待的一个个聋人当事人，他无时不体会着聋人们面临的就医、就学、法律维权等各层面的结构性困境。
法律意识淡薄、方言手语交流有障，让聋人常常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唐帅曾多次向媒体讲述一桩案件。案件中，一个聋人女孩被起诉后，其母亲向唐帅求助，坚持认为女儿是冤枉的。唐帅调取录像时，看到女孩用手语比划的是“我没偷，我绝对没偷”，而证据资料却写着“我承认，我盗窃了，我偷了一个手机”。
被推为全国典型时，唐帅犹豫了很久，不愿接受。他无意出名，只想过简单的律师生活，但最终“替聋哑人发声”的初衷战胜了他的犹豫。
他被央视等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手语律师”，被评为“CCTV年度法治人物”等称号。高峰时，他在十个月内接受了300余家媒体的采访。
那时，国内几乎没有手语律师。1个手语律师面对着2700万聋人，他有时会想，作为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他所生活的重庆市也不过3000万人口。一个城市容量的人压在他的肩上，他患上了抑郁症。
他尝试过招聘高校的法律专业聋人学生，却得知没有高校法律专业招收聋人，也没有直接为聋哑人提供法律手语服务的相关专业学生。他还曾出资让律所律师花费半年时间学习手语，但收获甚微，没有聋人思维与应用语境，他们很难真正掌握手语。
唐帅开始整夜甚至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在一个焦虑的夜晚，他刷手机看到讲述香港回归的纪录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国策让他茅塞顿开——聋人当然更懂聋人，为什么不培养聋人律师直接服务聋人？
这个开创性的“实验”让他激动不已。任凭周遭人如何劝他，他决心不呼不喊，只顾成为耕种聋人律师田地里的推土机。
在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孟繁玲主编的《聋人与社会》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某高校特殊教育学院首届聋人大学生毕业前夕，聋人们重复着一个问题：大学把我们招进来， 准备给我们什么样的工作？学院在聋人毕业生中开展讨论：“你认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多少报酬合适？”
其中，超过70%的同学希望到聋校做老师，但当得知做老师需考取教师资格证时，多数学生表示还是愿意找份普通工作。
看过一个个朋友师兄的人生路径后，当特教老师和进工厂当工人几乎是谭婷和贾毅对聋人职业的全部想象。
各聋人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同样显示着聋人可选择职业的限度——在特教之外，所有学校的专业基本围绕计算机科学与艺术设计展开，设有装潢艺术设计、计算机应用技术、服装设计、动画设计、摄影、绘画等专业。
因此，看到唐帅向聋人毕业生发布律师助理的招聘时，谭婷有些喜出望外，在她的鼓励下，贾毅与她一同投递了简历。
■ 谭婷与贾毅在家学习
唐帅回忆，谭婷在面试的求职者中并不突出，相比她的彻底失聪，另外几位入选者带上助听器都可一定程度听到声音。
五位法律助理同步起跑，开始了一场向国家司法考试进发的马拉松。
这项通过率仅为10%的考试，对聋人更大的难度在于常识的理解。法律案例涉及一个人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但听人的常识正是聋人的盲区。单单一个名词“法人”，都让谭婷花费了几天去理解。
她每天从早上六点学习到夜里10点，一条学习视频她无限循环进度条，反复琢磨。因为压力或家庭原因，伙伴中有人一个月就放弃了，也有人坚持了一年也放弃了，来来去去30个先后进入赛场，又一一选择离去。
谭婷仍站在赛道上。2018年，她差了10分；2019年，差4分。
她身后的唐帅也顶着看不见的压力。在接赔本的聋人案件的同时，他每月还为并不带来直接利益的聋人助理支付薪水。长年累月，他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律所的办公场所都被银行作为抵押贷款。
但他没有迟疑过，坚信会等到那个“第一人”。他告诉谭婷，“你想考到什么时候，我就支持你到什么时候”。
2020年，考试在即，谭婷的母亲被诊患癌，在大学时她的父亲同样因患癌离世。母亲的生病牵绊着谭婷。唐帅组织同事为谭婷母亲捐款，一边敦促着谭婷在困局中坚持。
这一次，谭婷通过了考试。母亲等到了她通过的消息，却没能看到她做律师的样子。
对谭婷和所有聋人来说，他们进一步破除了职业的单一想象；对唐帅来说，他的“实验田”有了阶段性的果实，聋人的法律荒地冒出了第一棵新绿。
谭婷，唐帅，贾毅，谭婷的母亲，曾经的同跑者，终于等到了这个结论：“聋人是可以学法律的”。
通过了严苛的司法考试，并不意味着能开庭辩护。无法听到庭上法官与其他辩护人的言语，使谭婷或许会成为中国40余万执业律师里唯一不能上庭的律师。
但早在进入唐帅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前，她与唐帅就达成了共识——她是为普法而生的。
已从业十年的唐帅告诉谭婷，律师的工作两成在庭上，八成在庭下。如果她能让更多聋人拥有健全的法律知识与维权意识，将极大程度地减少聋人陷入法律困境的概率。
初入律所时，谭婷常与同事高冬梅合作，处理聋人当事人的诈骗案、离婚案。谭婷逐渐意识到，多数聋人不知道如何办理结婚离婚，更无法厘清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的区别。有时，当事人哭，谭婷也在一旁抹泪。
很多聋人使用的是借用手势、表情传达意思的自然手语，谭婷需要不断向对方追问、确认。她再将大意写在纸上，高冬梅用笔继续写下更多提问。有时，一次咨询她们得写下十几页纸。
为了让工作更顺畅，谭婷追赶弥补起自己的说话技能。除了简短不明的词语，多年来，她已鲜少使用自己的声带。当重新练习说话时，她感觉“喉咙不是自己的了”。她说得很慢，很大声。借助手机语音识别软件，她得以知道自己的发音是否准确。
到今年，她的语言表达已顺畅流利许多。她可以迅速以话语转述聋人当事人的话，并通过语音识别软件知晓高冬梅等听人同事的话。
她走进社区，为聋人开设普法讲座；走进大学，义务教授手语课程；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账号，发布自制普法视频，线上一对一为聋人提供法律咨询，解决法律问题。
她曾经是听人、聋人两个群体的“局外人”，如今，她成为了两个群体的桥梁。
而对唐帅来说，谭婷的“标杆效应”已显现。2021年1月，他与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了“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着力培养既懂法律又懂手语的复合型人才。
■ 在大学传授手语知识
更隐秘的收获，是谭婷、贾毅带给他的情感冲击。
他曾问过同在律所工作的贾毅，为什么不与谭婷一同参与司法考试？贾毅回答，想为谭婷做好后勤，让她一心一意备考，“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但实际上，贾毅在大学时也曾是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
他们在大一时相遇相恋。彼时，谭婷刚刚结束封闭的高中生活，贾毅带她游逛学校周边，领她去南山植物园，一同参加学校各类活动，去往就在谭婷家乡、她却从未去过的泸沽湖。
因为心疼父母，谭婷总是应付着一日三餐。不吃早饭，中饭简单解决，晚饭吃上几个馒头。这样的饮食习惯，让她常常生病。相恋后，贾毅总是坚持给她买早餐，并督促她按时吃饭。
去参加残疾人田径大赛训练时，贾毅每天会得到一盒牛奶。他不舍得喝，训练结束后，一瓶不落地提回了学校，全给了谭婷。比赛获得的奖金，贾毅给谭婷买了一双550元的运动鞋，换下了她几十块的旧布鞋。这是谭婷拥有的第一双价格如此高昂的运动鞋，让她“舒服得不习惯”。
他们的出现，让唐帅相信，祛除对聋人应被矫正、被怜悯、被救助的陈旧视角是可能也应该的。
周五下午，临近下班时刻，贾毅为谭婷的水杯加满水，他们起身站在各自的座位，与另外两位听障同事隔空用手语对话，相约一同下班。
走到写字楼大厅时，他们先后遇到一位同事和一个片区快递员。大家用手语热络问候后，然后彼此告别。他们离开后，同事与快递员相遇，自然地开口对话。
同事因为工作需要学会了手语，快递员因为好奇，同样开始学习手语。于是，有声者与无声者有了更亲近的交往。
坐上重庆地铁2号线，一个聋人在线上求助。贾毅立即帮谭婷举起手机，方便她快速开始手语动作。在双方互相比出大拇指与ok的手型后，线上咨询结束。
在这条已运行了17年的列车上，四人隔着过道用手语对话。窗外，山城鳞次栉比的建筑快速后退，嘉陵江在雨季后已昏黄浑浊。
他们的纯粹、热烈、活力，在陈旧的车厢里熠熠发光。
过去，他们总是寂寂无声，如今，希望他们被更多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