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读书》2000年7期，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胡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相比，校园的一道风景线是很多研究生都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而不再是“先生”。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商业性的称呼在校园叫响，也许受到九十年代初那个“全民皆商”大潮的影响。其时，各大学不都争先恐后地“破墙开店”？而“老板”作为最被推崇和最值得炫耀的称呼，被研究生们用来称呼自己的导师，或许还带有几分尊敬。
不过，这种情况今天早已不在，但“老板”的称呼仍声不绝耳，原因就不在社会，而在导师自身的角色出现了转换。毕竟，早已让人熟视无睹的是，今天学术界太多的课题和学术著作虽由导师署名，实际完成者却是研究生，所以“老板”取代“先生”就不只是学生们的调侃戏谑，而在于宣示或命名师生关系中雇佣/被雇佣、购买/出售的性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授也被学生们称为“老板”，但那只就在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的少数几个大牌教授而言，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王钟翰先生回忆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清史稿》，顾颉刚为“二十四史”总编，一次到书局看望大家，有人将其介绍给顾先生，顾先生则说：“不用介绍，我们是老伙计了！”意指王先生在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就读时，上过顾先生开的春秋史和战国史两门课，有师生关系（王钟翰：《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学林春秋》初编，下册第502页）。
实际上，这里的“老伙计”一词，表明其时师生关系中虽然也有学生为先生搜集资料，做教辅工作，但性质却如传统社会中的东伙——东家出资，伙计出力，一起做事，利益均沾。当年，罗尔纲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投到胡适门下，最初就是帮助抄录铁花先生遗集，吃住在胡适家里，受其教诲自不待言，最让罗氏感激涕零的，是胡适为维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每有客人来访时总要介绍他，并夸奖一两句。有时家中举行特别的宴会，则预先通知堂弟请他做客，让他在外高高兴兴地玩一天（罗尔纲：《师门五年记》，第18页）。而这在今天早已恍如隔世之谈，所以此“老板”与彼“老板”之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这一变化大概与现代性的发展相一致。欧洲中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近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和同样进行知识活动的修道院不同，它不依靠信徒捐赠或地产来维持，而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购买和出售原则运作，师生关系自然也不例外。
到了亚当·斯密的那个年代，即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学教授的收入和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少直接挂钩。据说，最使教授们烦心的是，太多学生以假币或分量不足的货币交付学费。为减少损失，就连伟大的化学家布莱克在爱丁堡大学讲授化学时，也不得不在讲台上置放一台天平，收到学费后逐一细称货币的分量，一边称还一边解释道：“对于新来的学生，我都要称他们交的钱币，因为拿分量不足的钱币来听讲的学生很多，要是不这样对付他们，他们每年会骗走我很多的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
当然，今天发达国家的大学导师们早已不像亚当·斯密那个年代对学费锱铢必较，但在普遍实行的课题制中，研究生在实验室里做导师的课题，或在图书馆里为导师找资料，成果由导师署名，研究生获得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这又更像现代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中的老板和雇工，关系简单到双方都可以直接将对方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学生无需再使用交付假币或不足分量货币的欺骗手段，教师也不必在讲台上再置放天平。从这一点来看，“老板”取代“先生”体现的是市场经济重组一切人际关系的必然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一切都可以进行交换之时，历史上那些曾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也必将失去昔日的灵光，导师自然也应包括在内。从中国传统的角度视之，这更意味着“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毕竟，历史上的中国，师生关系由“师道”定位和表述，意义在于，从师的方面来说，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从生的方面来说，勤学好问，笃志向学。先秦之时，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孔子询官于郯子、访乐于苌宏、学琴于师寰、问礼于老聃，后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
这些在中国文化精神中都被作为尊师好学的典范，垂教后世。两汉之学最重“师道”，若“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一定会被时誉推崇，师生关系也被赋予“守学而不失师法”的新意。汉代宣帝时，以说《诗》时誉煊赫的匡衡，以射策甲科而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从京师调补平（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教官，京师的学者以为其离去将使学术蒙失损失，纷纷上书朝廷请求收回成命，理由是“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汉书·匡衡传》卷八一）。
到了唐代韩愈之时，虽然人益不事师，但他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撰写《师说》一文，强调“吾师道也”，将师生关系定位在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上。
韩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将之与同时代的白居易、元稹进行比较，认为在当时白、元二人的著作传播之广胜过韩愈，韩愈之官低于元，寿短于白，然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学者不绝于世，而元、白之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但与韩愈相较，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在于“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296页）。
不过，话又说回来，韩愈之所以能够如此，可能还在于他更相信学问之道非“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至于“学问”一词，一位曾试图理解钱穆内心世界的美国学者就认为在英文中没有相对的词可以翻译（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29页），实际上，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有确切的对应词。
如果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学问乃“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678页），那么它一定不会是今天课堂上的知识讲授，也决不可能被化解为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诸多参数，打分评比，上报专门机关，供评职称评奖之用；它的基本意义在于师生间质疑问难中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用罗尔纲先生的话说，淳厚得有如煦煦春阳。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中国的“师道”极注重“师道尊严”。宋儒胡缓讲学之时，盛暑必公服堂上，严师弟子之礼，徐积初见，头容偏，先生厉声喝之曰：“头容直！”积猛然自省。元代延佑初年，许谦居东阳八华山（今浙江金华境内）讲授理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学者翕然从之。史载，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然独不以科举之术授人，他的解释是：“此义、利之由分也。”正因为如此，谦虽不出闾者四十年，然“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元史·儒学一》，卷一八九）。所以，“师严”更在于“道尊”。按照今天的理解，就是师生间除学术之外不应再附加任何关系，尤其是现实的利益关系。
清乾嘉时的大考据学家钱大昕，中年后专心著述讲学，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门下弟子二千余人，一天，某友人专程造访，希望作为学生而得到其举荐，回复是：“今之最无谓者，其投拜之师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师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传道解惑，无有也。束修之问，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与友人论师书》，《潜研堂文集》卷三三）。
当然，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师道”有很多局限。范晔论及东汉学术时说得很清楚，一些学者就因为谨守师说而不求贯通，热衷门户、派别之争，致使“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卷三五）。实际上，更严重的还有“师道”对异端思想的排斥，甚至像陈寅恪这样终生坚持学术自由的也不能免。
据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记载，一九五三年陈寅恪先生曾怒火正盛地对专程来穗劝其北返的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起因之一是汪篯建国后加入政治党派，并用当时通行的意识形态研究史学。从特定的历史语境来看，这固然反映陈寅恪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贬斥权势、推崇气节的高情远致；但这种语气和意愿与当时的现实恐怕又无太多实质性的区别。但不管怎么样，一种文化价值在崩圮时，人性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将随之泯灭。
《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经师欧阳歙因贪污受贿之罪下狱，诸生守阙为之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髡，剃去头发的刑罚），其中年仅十七岁的平原礼震，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在今河南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后汉书·儒林传》，卷七九）。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的历史上虽不胜枚举，但在“文革”中却只有陈寅恪的学生刘节一人。蒋天枢的记载是，当刘节代替老师被押到批斗大会上，有人问其有何感想，答曰：“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8页）。
中国文化精神的韧性举世周知。虽则，“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但在历史中却不断被重新振起，薪尽火传，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绵绵无绝，甚至到了八十年代或仍依稀可辨其流风余韵，所以九十年代“老板”的称呼以及与之相应的师生关系，未必就一定是传统“师道”的终结。况且，真正名副其实的“老板”只是那些手中掌握学术资源最多，学问做得最少的人物，对于大多一介书生的普通教师来说，“老板”的称呼有其名而无其实。
作为一个例证，前时阅读某期刊的一篇论文，页下注中有对某老师提供的资料，及某指导教师对文稿的指正和最后文字审定的感谢（杨兴梅：《南京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而文章又是作者单独署名，这不禁使人感到学术在某些地方、某些学者那里仍还是一个奕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业，但不知这位还是研究生的作者私下里是否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若是，让人担心的又有：师之不存，道将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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