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大学与文理学院不是一个“量级”？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
当申请美国大学时，为什么我们会唯QS排名“马首是瞻”？QS排名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导向。要解释这种导向，深刻理解今天美国大学的现状，时间需往前拨回至1860年—1930年。
1860年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年，同样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水岭。
1860年之前，美国只有包括哈佛大学（注：哈佛也曾被称为哈佛学院）、威廉姆斯文理学院在内的9所学校，这些被后来的研究者统称为“战前学院”（Antebellum College）的学校在学术声誉上都属籍籍无名。
从1860年到1930年，是美国高校从学院（College）到大学（University）的转变。
从籍籍无名到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水平，美国高校是如何做到的？
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Miguel Urquiola用经济学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结论：市场、头脑与财政（Markets、Minds、Money）。简言之：搞就业、搞人、搞钱。解决了这些问题，美国大学才最终成为今天的“哈耶普斯麻”。
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战前的美国学院深受欧洲影响，其最明显之处在于学院与宗教的关系极其紧密。
1.博雅教育与专业化学科教育的博弈
战前美国学院主要以培养牧师为主要功能和目标。这个时期，美国学院中的老师大多都当过牧师，或者有宗教背景。这个比例在1862年的达特茅斯大学超过60%，在1868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超过70%。
宗教导向也决定了战前美国大学的学习内容。当时的美国大学还未出现细分化的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从宗教延伸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逻辑、修辞、音乐，以及语言（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对于大学来说，提供专业化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是费钱又冒险的。
而对比同时期的欧洲，我们马上会发现美国的落后。
欧洲的改变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需求在发生变化，启蒙运动也让政府在教育中投入更多财政资源。
于是有了从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到学科化教育的改革。
哈佛大学教育部将中学作为学生接受通识教育的阶段，而在大学进行某一领域的专门学习，这直接促成了现代大学的产生。
许多美国正在接受的传统课程在欧洲大学中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门的学科教育。
财政可以让大学吸引更多的人才，于是课程改革也应运而生：一个教授教一系列课程的方式不再通行，大学有能力聘请不同学科的教授进行专门学科的教育，并且给予学术最先进的学科知识。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教授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而不是教学）中。
这样的改革结果非常明显。1850年，欧洲产生了几个非常强大的大学，其中最强的哥廷根大学已经建成了配备齐全的图书馆，有100多名教职工。
因此，19世纪欧洲大学远超同期美国大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大学抓住了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需求变化这一关键节点，适时转变教育内容，让学生在大学获得的知识可以顺利转化到工作当中。
虽然美国也处于社会大发展时期，工业化带来对医学、化学、物理，甚至社会大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等社科专业的需求，但这些无法被“宗教化”的大学所满足。“供”与“需”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社会发展倒逼的大学改革迫在眉睫。
2. 保守派和先锋派
在战前美国学院中，教学理念分歧使当时的美国教授、学者、学生分裂为保守派和先锋派。
不同于今天动辄上千人的大学师资规模，改革前的美国学院，只有三种类型的老师：校长、教授和导师。
一般大学只有两位教授，这里的教授与今天的概念也不同，它只是“美国最富有大学的一种装饰”，一般由年长、富有声名的人担任，因此哈佛大学在该职位创造出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都没有人任职。
导师位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学校的授课工作，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本科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类似于今天研究生的情况。在哈佛大学成立的前一百年里只有不到五个导师，而且绝大多数是男性。
当时教授的薪金非常少，有时甚至是无薪。1860年代，哈佛、耶鲁大学的教授薪金甚至低于生活水平花费；而导师的薪资则跟手工艺人差不多，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对科研感兴趣的教授要自己贴钱买实验材料进行学术研究。
至于学生，他们的授课没有专门化分工，在学习方式上，也是以阅读、记忆和背诵为主。
就像一架懒得动弹的机器，大学机制中的每一环都缺少生机和活力，并以保持传统为己任。
于是想要获得更专业学术训练的美国人纷纷到欧洲求学。
1895年，到欧洲（尤其是德国留学）接受博士学术训练的注册美国年轻人达到顶点，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彼时还是学生的Nicholas Butler曾表示：“到访德国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学术研究，美国大学要想比肩欧洲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批在欧洲接受顶尖学术训练的“最强大脑”，他们在欧洲获得的学识、对大学（University）的学术研究印象，都日渐成为对美国本土大学的改革意识。他们在学成回国之后，成为美国大学的改革先驱。
本土教育人士的“保守”与欧洲归国教育者的“先锋意识”，是不同的教育训练的结果，而正是后者决定了美国大学的崛起之路。
前面我们提到了美国大学转型成功的两个因素：市场供需与不同学术体系下的头脑思维，这些状况的转变都亟需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钱。学校的财政状况往往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1.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财政问题
George Ticknor是第一代到德国受训的美国人，1815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回到哈佛之后教授法语、西班牙语和文学。
他的改革主张非常接近现代大学：
呼吁大学给教授更多科研时间；
让学生从传统的背诵记忆学习方法改为评论、解释、分析；
以系别的方式组织学校，最终形成不同的研究生教学；
扩充大学的教学范围，所有学科都应涉及。
然而当他把改革意见递交给时任哈佛校长时，直接被校长以“哈佛比较穷”为由拒绝了。
相反，如果有充足的财政作为改革的保证，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战时美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中，将教育重心从本科教育转移到研究生教育是非常艰难、也很冒险的决策。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工作需要硕士学历。纽约大学率先开设了MA，但在需求量太少、财务紧缺状况下，学校又不得已停止了MA。
唯一的成功特例是耶鲁。
1850年，耶鲁是当时声誉最好、有最多毕业生的学校，这为研究生的申请需求提供了保障，也就让以学费为主的财政收入有了保障。
耶鲁大学
时任耶鲁校长Theodore Woolsey称自己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说耶鲁还不是真正的大学（University），要成为真正的大学，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是最重要的举措。
在资金充足、需求量大的前提下，他创建了心理学系，该系又发展为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这个尝试非常成功，1861年，耶鲁大学颁发了美国第一个博士学位。至此，耶鲁大学才完成了到“大学”的转变。
当然也会有自己创造“财源”解决财政问题的大学改革。Francis Wayland作为当时布朗大学的校长，正在面临学校招生困难而带来的财政匮乏问题。
于是在1840年，他大胆地在传统的通识教育外，开设了科学、农业等应用性更强的专业作为选修课程。学生可以双选两种并行课程，学习应用型专业可以获得特殊学位。
这些“对口”专业可以让毕业生顺利找到“对口”工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反过来也解决了学校的财政问题。
2.寻找新的资助模式
有了前面的尝试，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还找到新的商业资助模式，其中最早取得成功的是康奈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新的商业资助模式既需要捐赠者和领导者在教育理念上一致，也间接反应了丰富的财政资源将会直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Ezra Cornell在建校前表示：“我将建一所任何人都能在任何研究中得到指导的学府（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这句后来成为康奈尔大学校训的话，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指以专业化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综合性大学。
基于这样的理念，1865年，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Andrew White将课程进行改革，分为技术导向和学术导向两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也达到了创校的目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则反映出在理念一致性的基础上，钱是如何推动高等教育走向成功的。
约翰霍普斯金大学
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捐赠者，Johns Hopkins希望自己的财富可以建立一所大学和一所医院。面对如此巨额的捐款，董事会将办学方向定位于更“烧钱”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他们咨询了时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的校长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不过校长们都模棱两可。
Daniel Gilman却与董事会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不需要一个又一个相似的大学，而需要一个学生可以接受最好的学术训练的大学，在这里如果他们没有本科期间良好的学术训练基础，他们的研究生申请会被拒绝。
作为约翰霍普金斯第一任校长，Daniel Gilman将办学重心放到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看中学术论文的出版，于是创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他聘请不同学科的资深教授，到188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拥有超过50位教授，大部分人在德国受过学术训练；他赞同教授将研讨会（seminar）的形式应用到教员之间的研究展示和研究生课程上，这一形式流传至今。
不仅如此，Gilman还建立了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开设医学院，这一举措成为后来美国大学的潮流，即在大学建立专门的学院，这也极大提高了美国医学训练和医学行业的地位。
改革的结果就是学校培养的博士生很快超过了哈佛和耶鲁的总和，许多人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
由私人巨额捐资而设立的大学在资源方面得天独厚，无论是建立校舍的土地、建筑等硬件设施，还是聘请教授、开设以科研为导向的研究生院、开办医学院、创立大学出版社、期刊等等软件设施，都所费颇糜，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可能产出“世界一流”的成果的。
为了显示出美国大学在超过半个世纪里连续的学术表现，Miguel Urquiola参考了1850年至2016年诺贝尔获奖者（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领域）在自传中对大学科研投入的评析，大学出现频次及大学所在国家成为重要参考，并在数据上呈现出其改变和提升的过程。虽然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粗略之处，但在时间延续性上及学术水平展现上相对可靠。
在639位诺奖获得者的传记中，共提到了大学3120次。从被引用学校来看，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以总数170次并列第一。引用前二十五名中：
在1855-1900年，以欧洲为主导，这一期间没有美国大学被提到；
1901-1940年，剑桥大学居首，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进入前五；
1941-1980年，哈佛大学居首，前七位中的六位都属于美国，
1981-2016年，前七中的所有大学都是美国大学。
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从1870年至1910年，德国以绝对的优势位列第一，英国、法国紧随其后；
1911年至1920年，美国大学在引用上跃居第一，一举超过德国，并在下一个十年以压倒式胜利“碾压”欧洲其他国家。
总的来说，1800年之前，美国大学学术研究水平很弱，从1860年到二战前1930年代前，美国大学获得了飞速发展，一些学校先取得了主导地位，随后美国大学整体科研水平全面提升，使越来越多学校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至此还从未被超越过。
研究型发展导向会让美国大学永远保持世界顶尖水平吗？
也许不会。
在经过百年发展之后，过度强调“精、专”开始显现弊端，这一次，似乎又回到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博弈上。
在今天的美国，综合大学以研究型为导向，在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更具优势；而文理学院则只开设本科教育，继承博雅教育，以自由、人文为内涵，强调文理兼修，给予学生足够的探索自我的机会。
看起来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实际上，研究型导向削弱了本科教育的质量。
过度强调研究生教育的学术研究使本科生教育质量下降。教授全力投入科研，不再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转而由博士生或博士后助教全权负责，这固然可以增加科研产出，但却大大违背了研究型大学改革的初衷：“让大学生接受最前沿的专业知识”。
在资源分配中，研究生教育占据了大学财政资源的大半壁江山，为研究生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支持，为研究生提供充足的科研基金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的传统；反观收费昂贵的本科生教育，让许多人拿着offer却望而却步，这些现象未尝不是对当下美国高校现状的反馈。
长此以往，如果美国顶尖高校的本科教育无法与研究生教育保持同步的高水准，学术研究岂不“后继无人”？
此外，研究型导向也让以本科教育见长的文理学院不占优势。在QS前一百名中，几乎不见文理学院，因为该排名以学术声誉和学术研究能力为主要测评标准；换言之，QS排名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更具参考意义，而不甚了解内情的本科申请者也以此为重要择校参考，导致优秀的文理学院无人问津。
在面对社会时，以博雅教育为专长的文理学院也不占优势，不仅是在美国，甚至在中国，美国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其所在大学的QS排名是企业雇主的首要考量因素，这再度挤压了文理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空间。
一百多年前的大学改革，是适应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今天信息化、电子化的人工智能时代，在人类逐渐被“物化”、“工具化”的时代，在越来越“卷”的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的时代，我们似乎又在面临一个全新的关键变化节点，过往的改革经验还能通行吗？这值得我们深思。
无论是从历史看现在，还是从现在看未来，教育必然要不断经历改革，才能有所发展。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相辅相成，只有在永恒的改变中，教育才能产生新的血液，带来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