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维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扬州的重新定位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了解扬州盛衰的根源。简言之，扬州曾有的辉煌，取决于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历史条件。
明清时期的扬州虽非省会，但却拥有一种超乎省会的特殊地位：所谓“东南三大政”（漕运、盐政、河务），扬州都是不可替代的中心。这有多重要，仅从以下这个数字就可见一斑：清朝全盛时的1753年，全国近12%的国库收入来自盐政，而扬州所在的江淮地区则供应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年获利约500万两白银。从康熙至嘉庆年间，仅扬州盐商主动献给朝廷的报效银，就高达3982万两之巨，而乾隆年间国库年收入也才5000万两。
研究扬州城市史的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曾明确指出：“18世纪扬州的规模和财富主要归因于这座城市由官方的食盐贸易带来的功能，而不是江北广阔的经济基础发展的结果。”也是因此，那时的扬州通常被视为是一座“江南城市”，和苏州是同类，而和淮安、盐城这样的苏北“穷亲戚”不一样。
这样的盛况，到晚清之后就已一去不复返。绵延十多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对扬州造成了直接破坏，更釜底抽薪地打击了原先的“东南三大政”：由于战争期间经运河北上的漕运被废止，转向以上海为新中心的海运，扬州失去了原先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地位；盐政虽然还在，但在国家财富和税收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不仅如此，扬州还错过了铁路时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扬州直至2004年才通铁路，机场更是2012年才通航，这使它长期无法接入更广阔的中长距离贸易网络。
更关键的是，明清时期淮安-盐城一线以南的整个江北，其实都在扬州的影响范围之内，南通是直到1724年才升格为直隶州的，即便如此，淮盐专卖也使通州长期处于扬州之下。到了晚清，随着盐政的废弛，两个城市之间的关联也随之脱钩，南通凭借着棉纺织业兴盛起来，越来越进入大上海商圈。
南通的兴起几乎与扬州的衰落同步，这使扬州进一步丧失了对江北滨海地区的影响力。如果按早先的“大扬州”来估算，扬州在当下将辐射2000万人，是如今这个“小扬州”范围的近5倍。
这样，当原先的经济联系、交通线都转移或弱化，扬州慢慢就被边缘化了，就好像一个原本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但现在客流却都不从这里经过了，扬州就此一点点失去了经济成长的内在动力。安东篱总结说，上海“最终夺走了扬州的远距离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归于自己的腹地，在1930年代主要以出口腌制蔬菜、化妆品和牙刷而闻名”。
现在扬州给世人的印象，主要就是从那时起奠定的——一说起扬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风景、是文化，而不是经济繁盛。那是一种“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词里的美好”，再加上有着丰富历史文化沉淀、但适合养老/过慢生活的小城形象。这次扬州疫情爆发于老人密集的棋牌室，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连很多扬州人一说起家乡也都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别看我现在没啥，但我祖上阔过”的没落子弟气息。
尽管这也被我认识的不少扬州人痛心地斥责为家乡人不思进取“吃老本”的劣根性，但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已经丧失了战略地位、又缺乏自然资源的城市来说，早先所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也确实才是其自身最大的优势。在绝大部分中国人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扬州三把刀”（菜刀、剃刀、扦脚刀）却无一例外和第三产业有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扬州从基因上就是农业文明海洋中的一座孤岛般的消费城市，这些才是扬州人最擅长的。
若论文化景观、历史积淀和旅游休闲资源，同等规模的城市很少比得上扬州的。历史学家葛剑雄就曾称道：“扬州文化丰富，拿饮食来讲，其民间饮食同样讲究精益求精，更妙的是，它用普通的食材、老百姓能接受的价钱，同样烹制出味道好的美食，如大煮干丝。这些已成为扬州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趣、一种美感。”这种表面上看上去“闲适安逸的慢生活”，其实恰恰是扬州人百余年来不断演进下来的优胜之处。
当然，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2020年扬州的三次产业比是5:46:49，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还较全省平均低近4个百分点，这些年来拉动扬州经济增长的主要还是“先进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等），去年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到63%。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扬州文化资源上的潜力和优势并未真正发挥出来，当面临着近代以来再次转身之际，这座城市需要重新认识自身在全局中的位置和优势。
二、扬州，融入哪个城市圈？
近十年来，扬州可以说处在近两百年来最佳发展机遇期：它位于江苏全省地理黄金分割点的战略位置得到了重新认识，一下子从以往的交通死角，变成了“五横二纵一联”铁路网的枢纽节点。更重要的是，即将开建、预计将于2025年通车的北沿江高铁，将使扬州融入大上海都市圈，届时两个半小时就能直达上海。
长久以来因交通阻隔而被边缘化的扬州，在这个都市圈时代瞬间面临着三重不同的选择：融入上海、对接南京，又或是整合泰州。当然，这三者并不矛盾，甚至无须左右为难，而完全可以左右逢源，问题只是扬州如何作出选择，积极因应这一历史性的结构调整而已。
对很多扬州人来说，曾经的“辉煌”甚至都不用追溯到一两百年前，而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在1996年扬州、泰州分家之前，扬州就曾是省内经济实力仅次于苏州的强市，1990年甚至高居全国第12位，力压武汉、宁波。直至1995年，扬州仍以605亿的GDP胜过南京（576亿）一头，排名全国第16。1996年“扬泰分设”之后，扬州的人口、经济总量瞬间减半，2019年GDP（5850亿）只能排在全国第35位，而如果加上泰州（5133亿），扬州将超过无锡，位居江苏第三，并跻身全国“万亿城市俱乐部”行列——2019年仅有17个城市。
换句话，扬州这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其实并不比大多数城市差，它只是分裂了。当初拆分是为了便于管理，没想到在都市圈竞争的时代，“整合”才被看作是更能优化调配资源的良策。然而，且不说行政区划改革远非易事，如果不能“1+1>2”，仅仅通过机械的合并也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应该要什么样的“整合”？又怎样“整合”？
现实是：泰州在“单飞”之后，也没能得到多少好处。不仅主城区（海陵）的城市发展颇为迟缓，被嘲笑了20多年的“加强版县城”，代管的兴化等县级市，很多人至今仍不认同自己是“泰州人”而自称为“扬州人”。2000年，泰州人口（487万）还比扬州（467万）多20万，到2020年已经逆转：扬州扭转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人口流失，小幅增长，以456万超过了泰州的451万。这可能比任何数据都更有力地说明了扬州出现了复兴的势头，而泰州却因为“小马拉大车”，至今无力整合内部资源。
“整合”并不必然是行政区划层面的合并，至少，这些年长三角的经济协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当然不可能把江浙皖的各县市统统划归上海。不管扬泰是否合并，这种协作都是可以做、值得做、也必须做的，问题只是如何在厘清彼此利益的基础上，避免重复建设，找到双赢的路子。
不过，这不是说扬州只要埋头整合900万人的都市圈就能“重现辉煌”了，当年之所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是因为那不仅仅是“扬州人的扬州”，甚至也不止是“江苏的扬州”，而是“天下的扬州”。如果说扬州漫长的盛衰史对我们当下有什么启发，那就是：扬州的繁盛只有在一个开放的大格局中才有可能，而这甚至并不仅仅取决于扬州人自身。
当下的扬州正值外联互通的历史性机遇期，在实现内部整合之后，它既可以借助南京都市圈的辐射带动，更能无缝对接大上海，彻底打破原先的瓶颈。但开放地融入更大的网络，不仅只是招商引资的需要，也涉及到社会心态的调适和对城市定位的重新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扬州的独特价值才能得以凸显，在长三角的多重都市圈结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