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的新书《文明、资本与投资》,作者:丁昶。

 

一、市场病了

 

笔者曾经长期在券商、公募基金和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负责投研工作。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仍然活跃在投资第一线的朋友向我抱怨:这个市场越来越看不懂了。不过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如此宣称。因为这有一点儿像童话《皇帝的新衣》:想要坦白说出自己的看法,就得冒着被人视为愚蠢或不称职的风险。

 

作为一介布衣,我自己倒并不介意来当一回“心直口快的孩子”。在我看来,这个市场病了。不仅是A股市场,全球资本市场都病了,而且病了好多年了。

 

这个市场比较严重的症状就是资产价格的极端分化。在自由市场上,价格分化是正常的,但是极端分化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通过价格信号影响资源配置。它通常体现为两条规律:第一,需求与价格反向变化;第二,供给与价格同向变化。

 

比如说,市场上的西瓜价格上涨,吃西瓜的人就会减少,因为他们可以改吃其他水果。而种西瓜的人则会增加,因为他们更愿意放弃种植其他作物的机会。这两个结果,都会构成西瓜价格继续上涨的抑制因素。如果西瓜价格一定要涨,那也通常会把其他相关品种的价格全都带动上涨。所以在一个健康运行的商品市场上,极端的价格分化是不容易出现的。

 

在资本市场上,价格信号的作用规律也差不多。假设某一个公司的市场估值明显上升,董事会的理性决策应该是高位融资,拿到便宜资金用于扩大产能,以利润的增长去支撑更高的市值。如此循环,直到利润总额达到极值,继续扩产将不能增加盈利为止。如果这家公司坚持不扩产,那么其他公司就可以切入它的市场,提供替代性的产品,争取享受类似的高估值。

 

以上是从供给侧来说的。从需求侧来说,如果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过高,投资者可以买入其他股票。如果股票市场整体估值偏高,那么投资者还可以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总之,在资本市场上,极端的价格分化也是不容易出现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式的风格轮动,才是一般意义上的股市常态。

 

是否可以配置资源,是市场与赌场的本质区别之一。市场交易可以造成盈亏,赌场博彩也会造成盈亏。仅就这一点来说,两者是相同的。但是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信号,可以引导生产与消费。赌场就没有这个功能。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市场,它所形成的价格只能给投资者造成盈亏,而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指引,那么这个市场也就跟赌场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一个健康运行的市场,应当给好东西高价,从而让好东西变得更多;应当给坏东西低价,从而让坏东西变得更少。前半句是现象,后半句是结果。最终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动态机制。如果只有前半句“区别定价”,没有后半句“优胜劣汰”,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只能算是一个病态的市场。

 

讲完了这通理论,现在让我们看看,当今全球资本市场的整体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标普公司的统计,从2010年年底到2020年年底,全世界各国可以自由流通的股票市值从大约30万亿美元增加到了62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但在这32万亿美元的增量中,有24万亿美元来自美国股市。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只增加了8万亿美元。

 

美国股市总共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可是在它的24万亿美元增量中,纳斯达克指数中最大的100家公司就占了差不多一半,12万亿美元。其中苹果、微软、亚马逊、脸书、特斯拉和谷歌,这6家公司加起来就贡献了超过7万亿美元的增量。

 

总结起来,当今全球资本市场的特征就是三个层次的极端分化:美国股市与其他国家股市极端分化,科技股与其他行业股极端分化,少数科技巨头股与其他科技公司股极端分化。

 

如果我们只是在某些时间节点上观察到价格的极端分化,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市场具有调节供需、配置资源的功能。我们有理由预期,按照资本市场给出的价格信号,科技公司,尤其是科技巨头的投资活动应该极其旺盛,从而产生更多的科技产品供给。每年,甚至每月,都有新的革命性产品问世。相应地,其他行业投资金额应当趋缓,甚至收缩产能,从而加强赢利能力。假

如真能如此,则资产价格极端分化的现象很快就会缓解。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全球股市处于整体净投资的状态。但是一枝独秀的美国股市却处于整体净回报的状态。也就是说,美国的上市公司利润多、投资少,每年都有几千亿美元的结余资金被拿出来,以红利或回购的形式分配给投资者。如果我们再把美国股市拆开来看,结果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分配资金的主力军,正是那些科技公司,尤其是科技巨头!

 

我们经常听说,某某公司又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究。这些项目的绝对体量确实不小,因此产生了一种科技巨头正在大量投资的错觉。可是要知道,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而整个日本一年的GDP不过5万亿美元左右。我们在评价科技巨头投资是否激进的时候,要用这个量级的参照系来比较,不要被个人观感蒙蔽了。事实是,科技巨头的投资冲动远远跟不上它们的赚钱能力。

 

由于A股市场发展较快,十年前的情况已经显得过于久远了。所以我们把比较周期缩短一些。从2015年年底到2020年年底,上证指数基本持平,都在3500点左右。截至2015年年底,A股共有2771家上市公司。其中有713家公司的市值在其后5年中出现了增长。另外2058家公司在其后5年中出现下跌。增长和下跌的比例约为1∶3。如果剔除增发股本的影响,只计算股价涨跌,则上

涨比例还不到1/4。

 

从2015年年底到2020年年底,当年的2771家上市公司合计市值增加了8.8万亿元人民币,而其中贵州茅台一家公司就增加了2.2万亿元人民币。有意思的是,贵州茅台这家公司从2001年IPO(首次公开募股)之后就没有融过资。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给了它将近20倍净资产的估值,但是在实体经济中,我们并没有多喝到一瓶茅台酒。当然,茅台酒的产量一直在爬坡,不过那都是自然增长,本来就应该有这么多,跟资本市场上的估值信号没有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贵州茅台上市之后就立即长期停牌直到今天突然复牌,那么它的产品将会同样优秀,它的竞争优势同样明显,它的财务状态同样健康,甚至它的估值也应当与今天相近。所以过去20年熙熙攘攘的市场交易,只是把原本属于这部分人的资本利得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中,如此而已。说难听一点,就是它仅仅发挥了赌场的作用,没有发挥市场的作用。

 

对贵州茅台这家公司来说,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只发挥过一次,也就是2001年IPO的那一次,此后20年就再也没有发挥过作用。在更加广阔的全球资本市场上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市场不能配置资源,价格信号不能调节供需,所以才出现了资产价格极端分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价格极端分化这个症状,断定资本市场未能健康运行,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市场病了。

 

二、从金融到实体

 

2008年大衰退以来,许多人在分析股市异象时,都会提到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就像悬疑侦探小说里的套路。当这个人在场的时候发生了命案,那么他肯定就免不了有作案的嫌疑。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两个现象简单地直接联系在一起,逻辑上可能不够严谨。比如说,美国、欧盟、日本这三个经济体都实行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从中长期无风险利率来看,欧盟和日本的货币环境甚至比美国更加宽松。可是在欧洲和日本股市上,并没有出现美股那样的极端分化现象。

 

传统的估值理论认为,任何资产的价格都应该等于其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所以当利率降低的时候,远期现金流的贴现值增加,从而提高资产价格。然而这还是大水漫灌、水涨船高的逻辑,无法解释美国与欧洲、日本的股市分化:为什么美国股市大涨,日本股市只能小涨,欧洲股市几乎不涨。同样,它也无法解释美国科技股与其他公司股票的分化。

 

其实这也难怪,贴现模型只考虑金融市场内部的变量。它无法区分不同区域、行业的实体经济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解释区域、行业之间的分化现象。所以我们如果要对资产价格的极端分化追根溯源,就必须把眼光投放到金融市场之外,在实体经济层面寻找原因。

 

侦探小说里鉴别嫌疑人,总要分析他的动机,那么我们不妨也来分析一下货币当局的动机。他们为什么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总的答案是为了推动经济。具体的传导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降低个人信贷成本,增加消费;另一条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投资。从各大经济体的实践来看,后一条是起主要作用的。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新增投资对应的市场份额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势必与原有产能形成竞争。如果需求不能同步扩张,那么行业整体的赢利能力就会恶化。所以一个行业如果没有门槛,新增资金能够轻易地涌入其中形成产能,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成为宽松货币政策的牺牲品。

 

所以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扭曲性的力量。它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让原本不会发生的投资变为现实。虽然宽松货币政策对个人消费也有刺激作用,但是反应弹性通常没有企业投资那么大。所以最终结果往往是产能供给跑到了消费需求的前面。GDP增加了,行业产值也增加了,企业盈利却没有增加多少,甚至还有可能下滑。

 

那么哪些行业最能够抵抗这种扭曲性的力量呢?正是那些对新增资金有门槛的行业,光凭砸钱不能形成替代性产能的行业,比如美股的科技巨头,再比如A股的品牌消费品。

 

十年前,苹果公司市值3000亿美元。那时候我给你一笔预算,300亿美元打造一个1/10的“小苹果”,你能够实现吗?恐怕不行。现在苹果公司市值2.2万亿美元。于是我给你增加预算,2200亿美元打造一个1/10的“小苹果”,你能够实现吗?恐怕还是不行。哪怕预算增加了7倍,不行还是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砸多少钱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的分析就与前面观察到的现象贯通起来了。我们说资本市场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而它所能够配置的资源,主要是指资本,也就是钱。可是尖端技术是钱买不来的,成熟产业链是钱买不来的,用户群体的品牌忠诚度也是钱买不来的。所以在这些领域,资本市场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价格信号失去了效果。极端的价格分化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可能性。

 

不过,可能存在的现象并不等于必然发生的现象。比方说,西瓜是夏天的时令水果,春节期间的西瓜完全是限量供给的。假如出现了意外强劲的需求,春节期间的西瓜价格涨到多少都有可能。那么是不是但凡春节期间,西瓜就可以随便标什么价都合理呢?显然不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西瓜供给确实没多少价格弹性,可是只要等到夏天,它的供给潜力就变得十分充足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拉长了看,科技巨头的竞争优势其实是非常难以保持的。苹果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凭借麦金托什计算机风光了十几年,可是最终还是被IBMPC(个人电脑)的兼容机打败。苹果公司的初代iPhone是2007年发布的,至今已经有13个年头。它的竞争优势还能保持多久,谁也不好说。但是如果有人现在就断定,苹果公司在二三十年之后仍能稳居科技巨头之列,那显然是妄语。讽刺的是,当券商研究员在做贴现模型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做这样的妄语。

 

相对来说,消费品牌的生命力会强一些,但是也远远谈不上永葆青春、长盛不衰。我国许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闻名遐迩的消费品牌,今天都已经没落了。即使是堪称国粹的顶级白酒,30年前的品牌座次也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股神巴菲特旗下的卡夫亨氏公司,因为品牌老化的问题,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商誉减值压力。有的时候,年轻人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单纯不想跟自己的父母辈、祖父母辈使用同一个牌子的东西而已。《水浒传》里有个说法,叫“三九二十七年,天下为之一变”,我觉得这话有一定启发性。因为三十年左右,恰好是一代新人成长为社会中坚的周期长度。

 

再说一个令我非常感慨的案例。我个人非常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我看来,全球产业链就像一株植物,市场就像它的根系,技术就像它的枝叶。如果有外力强行把它砍成两段,那么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根系迟早能长出新的枝叶,而枝叶要生出新的根系就很困难了。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担心。可是即便如此,我一直觉得中国企业在互联网内容领域是无法挑战美国同行的。因为你要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分析,总归绕不开最基础的语言文字,而英语是世界目前的通用语言。中国的GDP超过美国很容易,人民币与美元分庭抗礼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英语的全球地位实在难以撼动。所以我总觉得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只能“窝里横”。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短视频软件横空出世,它们直接跨越了语言层面,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视频内容进行分析,一下子就在谷歌、脸书的后院挖掉一大块墙脚。这个真叫日新月异,始料未及。

 

所以我们在做投资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财务特征。有些行业,确实对新增资金有门槛,短期内不容易砸钱扩产能,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自身的赢利能力就可以永久保持,更不要说无限增长了。随随便便给一家公司40倍、60倍甚至80倍市盈率的估值水平,那是非常危险的。除非,有一股外力推动着你不得不这样做。

 

回到我们前面的比方。春节期间的西瓜虽然供给有限,但是并不一定会爆出天价。除非有人硬要逼着你大量采购,那么出现天价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三、从经济到社会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价格可以反映全部已知的信息。货币当局设定的政策利率是5%也好,是0.5%也好,哪怕是-0.5%,只要这个变量给定了,再结合其他基本面信息,市场就可以对其中的各类证券进行系统性估值。这个行业前景不好,普遍给15倍市盈率;那个行业前景好,普遍给30倍市盈率。两者之间呈替代关系。如果这边涨多了,我可以换到那边去。这样说来,价格极端分化的情况还是不容易出现的。

 

可是如果一个行业的估值中枢不断提高、垂直起飞,前年是30倍,去年是40倍,今年是50倍。这说明什么呢?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市场非理性、自欺欺人,不客气地说,A股有不少“抱团股”即属此列;另一种则是有一股场外势力源源不断地向市场输送能量,催促估值水平不断上升。

 

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猜想。如果货币政策只是一个静态变量,市场是可以把它纳入估值系统进行处理的。可是如果货币当局亲自下场参与博弈,不断释放信号干预定价,那么出现极端异常的可能性就大大上升了。

 

这样的指控有没有依据呢?至少从最近几年美联储的表现来看,这种说法不能算是冤枉了它。众所周知,为了应对2008年大衰退,美联储把基准利率降至0.25%,并且明确宣布将在经济恢复后重新加息。时至2013年,美国的GDP和股市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衰退之前的水平。然后又等了两年,到2015年年底,美联储尝试性地加息到0.5%。美股应声大跌。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赶紧出来安抚市场,宣布暂缓加息。这完全是美联储与华尔街之间的一场博弈。它在GDP、就业、信贷等中央银行传统监视数据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股市下跌开始,以股市上涨结束。

 

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底,美联储加息暂停了一年,随后开始以大约每季度0.25%的速度缓慢加息。时至2018年年底,此时标普500指数已经较2015年年底上涨了大约50%。美股市场再次出现了15%以上的调整。美联储也立即做出反应,先是推迟加息半年,然后干脆转为连续降息,这才使得股市重新掉头向上。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数据一片向好,失业率屡创新低。美联储的一系列宽松动作,很明显地不是指向实体经济的。它的调控目标其实很简单:股市不许回调,必须涨。

 

2020年3月的新冠危机就更加戏剧性了。美联储的一系列操作,既不是根据确诊、检测等医学数据来推进的,也不是根据坏账、现金流等信贷数据推进的,更不是根据贸易、失业等实体数据推进的,完完全全是针对股票市场来的。白天股市跌熔断了,晚上立马加班出救市政策。美联储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贯彻“只许涨,不许跌”的原则。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假如有一天外星人入侵地球,人类只要让美联储降息就行了。

 

在上述过程中,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心路历程是比较典型的。在2018年之前,他是一个纯粹学者型的人物。通过各种模型研究,他相信美国的长期均衡利率应该远高于2%。所以在2018年年底大跌之前,他反复放风说加息过程“远远没有到位”。可是股市大跌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就向他施压,理由是要他挽救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养老金账户。

 

我可以想象,在鲍威尔的脑海里,一边是民众的痛苦,它真真切切、近在眼前;另一边是自己的学术理想,可它却是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即的。在学术领域,科学家发表论文应该是没有什么道德压力的,哪怕预测错了也没关系,只要不是故意造假,说不定还能从上篇的误差中再引出一篇论文。可是如果你研究工作上的一个差池立马就会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呢?恐怕很少有学者能够顶得住这种压力。说穿了,美联储主席首先是官员,其次才是专家。毕竟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重大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社会问题。

 

面对特朗普的压力,鲍威尔的反应很有意思。他表示,美联储的法定责权都是国会赋予的,所以只要国会那边点头,同意放水,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就不重要了。说白了就是向上甩锅。而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跟特朗普差不多的,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股市拉起来再说。2020年新冠危机之后,有些国会议员甚至要求把性别和种族平等加入美联储的法定职责。也就是说,整体上的充分就业还不够,美联储还要保证黑人、移民、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充分就业。怎么保证?放更多的水呗。而以鲍威尔为首的美联储官员对于这种要求也不做抗辩,照单全收。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美联储和华尔街之间的博弈拆解得更清楚一些。公允地说,美联储强拉股市,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真的那么在乎涨跌多少点。更合理的解释是,美联储仍然相信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他们相信,只要把资产价格拉得足够高,终究会引发增量融资和投资,从而推动GDP和就业。

 

从逻辑上讲,美联储的这个选择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算是仁政、善举。不过请允许我替华尔街问一句,假设我现在投了资,推动了GDP和就业,之后又当如何?答案也是显然的,经济改善之后,美联储就会提高利率,退出宽松。那么这个故事就很明白了:你现在天天给我送花,希望我当你的女朋友,可是如果我哪天真的答应了,你就不再送花了,说不定还要把以前送花的成本捞回去,那么请问,我是应该答应你呢,还是不答应你呢?

 

假如美股市场像欧洲、日本一样,没有一个强大的科技股板块,那么华尔街等于没有选择权。美联储想叫你跳舞,你就不得不跳舞。可是偏偏美股有这么一个板块,它的独特业务对于新增资金有非常高的门槛,同时它的规模也庞大到足以容纳海量的资金。所以如果美联储规定了指数必须上涨,那么华尔街宁可选择无限追高科技巨头,也不去碰那些传统行业。因为他们知道,要是真把传统行业炒起来了,就等着被美联储关门打狗吧。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搞阴谋论。这些可都是阳谋。不信你复盘一下2008年大衰退是怎么发生的。2001年,为了应对科网泡沫崩溃和“9·11”事件,美联储大幅降息,刺激经济,吸引投资。基准利率从6.5%跳水到1%。“吃瓜群众”看到利率那么低,就都跑去贷款买房,为拉动GDP贡献了一份力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等到经济回暖之后,美联储还会再来一手迅速加息,把基准利率从1%直升到5.25%,大义凛然地把泡沫戳破。请问,这不是关门打狗是什么?

 

正因为有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这一层博弈关系在里面,所以现在的美股市场成了一锅夹生饭。美联储想要把整锅饭蒸熟,可是华尔街不愿意把热量往别处传导。于是美联储就不断加大火力,结果是锅底都焦透了,上面的米粒才微微热。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价格的极端分化,恰恰映射出美国社会的极端分化。

 

这个“夹生饭”的局面,美国的精英阶层当然也都看得明白。美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细致绵密的结构性改革。中国俗话说:事缓则圆。也有美国智库说过:你没法修理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可是一碰到危机,他们的本能反应还是选择加火猛攻。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大概有内外两个原因。内部原因其实就是特朗普说的,美国股市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养老金。英美两国的养老体系跟德、法、日等国不同,他们的个人账户是直接投资股票的。所以即使完全不考虑企业投融资那一侧的事情,提振股市至少可以支持个人消费,有助于社会安定。光这一条理由就足够让大多数持质疑态度的学者闭嘴了。

 

外部原因讲起来有点儿无厘头。绝大多数美国精英都认定,目前美国正在跟中国进行一场史诗性的对决。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美国没有空闲来进行一场彻底的内部改革,只能寄希望于打强心针,坚决挺住。只要能够熬到“击败”中国的那一天,那么一切矛盾就都容易处理了。

 

公允地说,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从战术上看,中国是防守的一方,是美国在不断出招、改变现状,但是从战略上看,其实中国才是进攻的一方。中国的稳步发展,本身就在持续推动着战略均势的倾斜。对此,美国精英无法坐视不理。

 

也许有人会问,就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甚至达到美国的2倍,人均也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美国人值得这样紧张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将获得世界霸权,但是必然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它。这个议题非常宏大,我这里仅取“铸币税”这一点来简单展开。

 

所谓铸币税,是指现阶段美国进口外国商品并不需要等价交换,只需要印刷美元进行支付即可。仅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就像是从全世界白吃白拿,如同收税一般。可是美元毕竟不是白条。现在大家愿意储备美元,是看中它的世界硬通货地位,假如哪天它失去了这个地位,那么我完全可以拿着美元到美国超市里去搬东西,美国的商家不得拒绝。美国人现在付出来的美元越多,将来我去他家搬的东西也越多。虽然不一定等价,但至少“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样的事情可不是我个人的幻想。它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二战后,美元取代英镑的世界硬通货地位,历史上积累的海外英镑都产生了强烈的回流需求。一开始英国还想搞一个包括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内的英镑区,作为海外英镑的蓄水池。结果美国人不答应,很快就把英镑区给肢解了。在此后二三十年间,英镑连续贬值,英国国内物价飞涨,失业率畸高。昔日雄姿英发的“日不落帝国”,一时竟被讥讽为“英国病人”。

 

有一个成语叫作“食髓知味”。看似没有成本的放水发福利,就像吸毒一样,是会上瘾的。如果没有极其巨大的痛苦来打断这个过程,我们有理由认为,美股的这锅夹生饭将不得不继续煮下去。而由于美元是世界硬通货,所以虽然病根深扎于美国的肌体之中,症状却有可能泛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四、百年变局

 

通过前面三节的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市场的异常必须用实体经济的特征来解释,然后又发现经济现象反映出更加根本的社会问题。从金融而经济,从经济而社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那么这种方法论是否可以任意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市场表现,绝大多数都是随机漫步。只有重大的金融现象才可以准确对应基本面原因。同样也只有重大的经济现象才可以准确对应社会原因。这个方法论必须在两个“重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便是滥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一旦出现了满足两个“重大”的异常现象,投资者必须要有足够的警觉。

 

我们都知道,海水每天会有两次高潮顶峰。早上的顶峰叫潮,晚上的顶峰叫汐,合称潮汐。可是对海里的小鱼小虾来说,潮汐的周期性变化是很难感受到的。毕竟在绝大多数时间,海水不是持续涨潮,就是持续落潮,似乎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运动。只有在达到顶峰的前后一小段时间,潮汐转换的力量才会真正显露出来。

 

在金融工程学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叫“价格随机漫步”。在日常交易中,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杂乱无章,真的存在像潮汐那样规律的金融现象吗?它在哪儿?为什么人们都看不到?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不见是因为你离市场太近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信请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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