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经济学人撰文称，阿富汗并不标志着美国时代的结束，其全球地位面临的挑战是国内的政治两极分化。加美编译，略有删节。
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后，绝望的阿富汗人试图逃离喀布尔的可怕画面，唤起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美国开始疏远世界。
然而事实是，美国时代的终结来得更早。美国衰弱和衰落的长期根源，更多地来自国内而非国际，美国仍将是一个大国，但其影响力将取决于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外交政策。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09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持续了不到20年。当时，这个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处于统治地位。美国最傲慢的一次，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当时美国不仅希望能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还希望能改造整个中东。
美国高估了军事力量对实现根本性政治变革的有效性，甚至低估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这十年结束时，美国军队在两场反叛乱战争中陷入困境，而国际金融危机则加剧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不平等。
这一时期世界的单极化程度在历史上比较罕见，此后一直在向更正常的多极化状态回归，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和其他中心的力量，相对于美国而言不断增强。
阿富汗对地缘政治的最终影响可能不大，美国在1975年从越南撤军时，已经经历了一次屈辱性的失败，但后来在十多年内迅速恢复了其主导地位，今天美国已经在与越南合作。美国仍然拥有许多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和文化优势。
美国国际地位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国内：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难达成共识。这种两极分化始于税收和堕胎等传统政策问题，但自那以后，已演变为围绕文化认同的激烈斗争。那些觉得自己被精英边缘化的群体要求得到认可，这是我在30年前认为的现代民主的阿喀琉斯之踵。
通常情况下，全球大流行病等重大外部威胁，应成为公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的契机，然而covid-19危机反而加深了美国的分歧，社交距离、戴口罩和现在接种疫苗被视为政治标志，而不是公共卫生措施。
这些冲突已经蔓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体育到美国人购买的消费品品牌，都会被分出政党属性。在后民权时代，美国以自己是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为荣的公民身份，已经被1619年与1776年的交战叙事所取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制还是为自由而战的基础上。
这种冲突延伸到每一方认为自己看到的不同现实，在这些不同的认识中，2020年11月的选举要么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之一，要么是导致非法总统的大规模欺诈。
两极分化直接影响了外交政策。
在奥巴马时期，共和党人采取鹰派立场，指责民主党人对俄罗斯的“重置”和应对普京的所谓天真，而转眼特朗普就通过公开拥抱普京扭转了一切，如今约有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保守派电视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前往布达佩斯，为匈牙利的独裁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庆祝；“拥有自由”（注：即与左派对抗，这是美国右派用来挑起文化战争的口头禅）比为民主价值观站出来更重要。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是否会冒险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都是严肃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一场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辩论，可能主要是通过党派斗争的影响来进行的。
两级分化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如何应对未来的这些考验？这种影响力取决于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称的“软实力”，即美国机构和社会对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很难有人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运转良好，也很难说任何国家都应该效仿美国的政治部落主义和失灵。
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标志，是有能力在选举后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这个国家在1月6日的一次考验中令人震惊地失败了。
拜登执政七个月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败，是未能为阿富汗的迅速崩溃做好充分的计划。无论这多么不合适，这都不能说明从阿富汗撤军的根本决定是否明智，而这一决定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拜登表示，为了集中精力应对未来更大挑战，撤军是必要的。我希望他是认真的。奥巴马在“重返”亚洲方面从未取得成功，因为美国仍专注于中东的反叛乱行动。现任政府需要重新部署其他地方的资源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以威慑地缘政治对手，并与盟友接触。
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其早期的霸权地位，也不应该渴望恢复。美国应该希望的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维持一个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秩序。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美国在喀布尔的短期行动，而是取决于在其国内恢复民族认同感和目标感。
原文链接：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1/08/18/francis-fukuyama-on-the-end-of-american-hege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