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一轮新冠患者治疗是怎么安排的呢？
前几天，微博热搜榜第一的就是“南京所有成人确诊病例都用了中药治疗”。
有患者表示，没想到这个中药汤剂没那么难吃，酸酸的，味道还不错。
这些中药方里都有啥呢？有赤芍、炒白术、防风，还有我们熟悉的板蓝根。
这下有些网友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狠狠怼了一波“中医黑”。
但说起板蓝根这个东西，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有人觉得板蓝根是“神药”，甚至可以治新冠。
2020年10月，钟南山称其团队体外研究发现，复方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有效。一些网上药店的板蓝根直接卖空。
但也有人觉得板蓝根被夸大了。
钟南山后来也回应过：“复方板蓝根，而非板蓝根在实验室有抗新冠病毒作用，这离体内有效还很远。”
不管怎样，板蓝根还是很多人家中的常备药，在这一轮新冠防治中也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最大的药企，正是中国的“板蓝根大王”——扬子江药业。
2014-2019年，扬子江连续6年位居中国医药工业企业百强榜第1名。
在中国医院的药品市场中，扬子江甚至超过辉瑞、罗氏、拜耳，位列第二，仅次于阿斯利康。
“蓝芩口服液”“苏黄止咳胶囊”等都是扬子江的拳头产品。
2020年，没有上市的扬子江药业销售额901.85亿元（也有说超过千亿的）。
这是什么规模呢？同行中上市的龙头恒瑞医药，2020年营收277亿，还不到扬子江药业的1/3。
如果扬子江营收确超千亿，意味着它已经超过茅台（989亿）。
在扬子江的带动下，医药制造成为泰州市支柱产业，医药产值到整个江苏的三分之一。
而就在上个月，扬子江药业“变天”了。
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创始人徐镜人突发心梗，于7月12号去世，享年77岁。
去世当天，他还在新疆出差的路上。
让很多不熟悉徐镜人的人感到意外的是，7月13日-16日，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在37℃的高温暴晒和大暴雨中，每天排着长队到扬子江药业大礼堂献花致哀。
那几天在泰州高铁站“趴活儿”的出租司机，一见乘客就主动询问，是不是来参加“老徐”丧礼的。
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上午，泰州市民自发来到广场上送别徐镜人（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图）泰州的花圈店忙了几个通宵，甚至请亲戚朋友帮忙扎花圈、写挽联。不只泰州，连附近扬州、镇江花店的素色鲜花，也被买空了。
扬子江大礼堂前，泰州市民自发前来悼念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黄鑫磊 摄扬子江药业总部所在的泰州高港区，常住人口26万，光扬子江药业就有1.6万员工。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泰州市委书记史立军评价徐镜人：
“他生于农村，心系群众，担任企业负责人的48年间，从不拖欠员工工资，在海外没有资产，也没有存款，是泰州大地上孕育出的时代英雄。”
张伯礼院士、钟南山院士也发来唁电，“惊悉我的好友徐镜人董事长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不幸逝世，深感悲痛！”
然而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美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扬子江总部的“极尽奢华”。
所有来过扬子江总部的人无不被占地近1000亩、四面环绕人工河的恢弘所震撼，B站上甚至有专门来扬子江药业门口打卡的网红视频。
斥资300万建成的东方红广场上矗立着毛主席铜像，高58米的钟楼“世纪凤鸣塔”用的是欧式白色石柱，底座却模仿天坛的设计。
扬子江“龙凤堂”的中式宫殿建筑群，黄瓦覆顶、绿水环绕，活脱脱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
而徐镜人本人的办公楼设计更独特，外观跟美国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几乎一模一样。
“公司里的每一栋建筑，都由他亲自参与设计”。
徐镜人认为，把中药生产企业放在中式古典建筑中，更能体现传统中药的韵味。
可是这一切的“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和徐本人的低调俭省又极不相称。
和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徐镜人会把“中午剩下的饭菜，晚上热热再吃，偶尔饭后散步时还会哼几句老歌”。
一件中山装，在他身上能穿很多年。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医药大王”？扬子江又到底是一家怎样的迷之企业？
01
1966年，22岁的徐镜人从部队复员，回到老家泰州，想要做一番事业。
没想到，他被分配到了泰兴口岸镇的一个仪表厂工作。
端了5年按部就班的“铁饭碗”，他决定辞职不干了。
1971年，他带着几名工人和募集来的几千块钱，在扬子江边盖起了“泰兴县口岸镇工农兵制药厂”，扬子江药业的前身——六间平房、两口大水缸、几台简易设备。
看到老百姓买不起感冒药，他决定先生产治疗感冒、扁桃体炎等呼吸道感染的百乃定、百尔定两款中药注射剂。
当时没有国家拨款，没有银行贷款，这一批老职工东拼西凑，自己动手建厂房、改造设备，还跑到河南安阳第二制药厂学制药工艺，带回生产菌种。
真开始生产了，才发现做针剂用水量很大，他们连水塔也没有。
徐镜人就和工人一起，每天轮流到半里外的小河挑水。
制药一天，用二十缸水。二十担水，才能装满一缸。两人一班去挑水，也得八九个小时。
有一次，徐镜人托关系从上海买来1吨糊精。为了省下搬运费，他扛着大圆桶扛了两个多小时，一人把40桶原料装上了船。
1972年投产后，销售额虽不大，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制药车间被镇政府批准为工农制药厂。
前十年，“扬子江制药”都处在一个“小打小闹”、自给自足的阶段，到1980年，产值64.4万元。
但80年代初就迎来了第一波危机。
1981年，800多家遍地开花的大小药厂造成当时假药、劣质药盛行。
“国务院国发179号”文件规定，“严禁乡镇一级开办制药厂”，一个县只能保留一个药厂，没有规模的药厂实行关停并转。
好不容易刚走上正轨，口岸工农兵制药厂面临关停。
当时厂里生产的板蓝根冲剂在泰州当地已小有名气，扬州市委抓工业的副书记特意对整顿小组说：
“这个厂的板蓝根冲剂对治疗感冒蛮有效的，我每次感冒吃几包就好了。你们想办法把它保下来。”
就这样，制药厂转并到县办，改成“泰兴药厂口岸车间”，从而得以保全。
1985年，国内几家报纸发出了一则爆炸消息:
“泰兴县制药厂口岸分厂向上海大量销售劣药！”
退货电话和退货合同不断地向厂里涌来。发货全部被封存，资金不能回笼， 全厂被迫停产三个月，经济损失达700万元。
徐镜人不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颠倒黑白的事？
结果发现这是一则无中生有的“消息”，根据是某个行政部门收到的一封未经核实的“人民来信”，和某市医药经销单位为了排挤外地药品造的谣。
随后泰兴县、扬州市、江苏省药政部门联合调查组进厂，抽验了 250个成药批号的留样，确认所有产品质量都是合格的。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时被人指责为“劣药”的板蓝根干糖浆，当年10月在全省同类品评比中获得第一名。
那年，药厂车间产值达到了1600万，还引进了一批中国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徐镜人也终于挂上了扬州市扬子江制药厂的牌子。
而“一战成名”的日子也很快到来。
1988年春节，上海一派热闹祥和的气氛，但与此同时，一团黑云笼罩了这座城市。
几天后，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甲型肝炎，累计发病者多达29万人。
病毒源头查明，“元凶”是江苏启东地区被污染的毛蚶。
为了保持肉质的鲜美，上海人常常生吃毛蚶。但启东江段已经被沿江城市和农村大量生活污水污染。
尽管板蓝根对治疗甲型肝炎不一定有特殊疗效，但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由于它对病毒有一定防治作用，所以很多人开始疯狂抢购板蓝根干糖浆，一时间板蓝根在上海脱销。
当时全国生产板蓝根的药厂并不多。
1981年四川发水灾，就从扬子江调拨了大批的板蓝根干糖浆。
而这次，上海要求调拨的数量是——400万包（每包10袋）。
扬子江当时一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呢？5万包。
而徐镜人竟然决定——全接，所有订单全部接下。
他一面从全厂调集熟练的工人、技师，一面连夜派人到河南周口镇及南通市把筛选机、锅炉拉回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安装在车间。
全厂所有人春节无休全力生产板蓝根。
很多人以为徐镜人400万包“大包大揽”是为了牟取暴利。
来自上海的等着运板蓝根的车队排到厂外几公里，有人用一张彩电票换一包，还有人要求用多出一百倍的价格购进，全都被扬子江制药厂严词拒绝。
徐镜人没有趁机哄抬药价，而是按照规定的价格，一分钱都不涨，在1988年1至4月间，生产出385万多包板蓝根干糖浆，及时地送到上海人民手中。
而“板蓝根大王”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从1980 年到1988年，扬子江营收连续八年翻了八番——64倍。
而徐镜人没想到，他又一次被“黑”了。
而这一次，后果更严重。
02
1988年，扬子江药业在江苏200多家制药企业中第一个产值 突破亿元大关。
然而转眼到了1990年，根据扬子江药业官网记载，徐镜人因“莫须有”的诬告——有人说扬子江用平贝代替川贝生产蛇胆川贝液，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直到1993年才恢复职务。
而在徐镜人离厂的三年里，企业发展严重受挫，从盈利变成了亏损200万。
徐镜人“空降”回来，却早已经把板蓝根之后的“三板斧”搞定了。
时间回到上海甲肝爆发前3个月，1987年10月，徐镜人的老同学，当时还在北京某服装学院任管理系主任的张永信教授来到扬子江制药厂。
“镜人，我看现在得胃病的人很多，你们要是能研制生产出一种治疗胃病的特效药就好了。”
徐镜人一口答应。
早在60年代，徐镜人的两个亲密战友因胃溃疡急性穿孔和胃癌过早离世。而张永信也眼见好几个患胃癌的同伴过世。
可是这样的特效药方到哪里去寻呢？
张永信所在的北京服装学院对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张永信一个同学的夫人，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
她偶然得知徐镜人正在苦寻胃药良方后，随口说出了一个名字——董建华，因为她就是董建华的研究生。
她说董建华有一系列治疗胃病的验方，许多患胃病十几年、几十年服用了大量的西药和其它中成药效果不好的“老胃病”，服用了董建华配的药后，没再犯过。
张永信听完立即拨通了徐镜人的电话，正在外地寻方的徐镜人一听到董建华的名字，一拍大腿：“我可找到你了！”
董建华，是中国中医药界德高望重的泰斗。
但问题是，验方是老专家毕生心血的凝聚，一个老中医一生一般也只有3-5个最拿手的、最有影响的验方，都是传世之宝，轻易是不外传的。
徐镜人决定一试，只穿了一件薄毛衣的他连夜挤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两节车厢的过道里守了一天一夜赶到北京。
1988年1月，徐镜人见到了董建华。
简单寒暄，徐镜人一股脑儿提出想联合开发新药的请求，董老笑而不答。
一个月后， 徐镜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找董老作了一次长谈。
1988年3月，两个人第三次见面，越聊越投机，董老起身，从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有“香苏饮”字样的资料，交到徐镜人手中。
董建华说:“这是我集四十多年临床经验、结合历代古人的成果，总结出的治疗胃脱痛的验方，在你们之前，我已回绝过许多人的索要和重金购买。现在，郑重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将其研制成新型胃药，造福人民，造福社会，拜托了！”
董教授的信任，也让徐镜人坚定了“请名医挂帅，让绝技显灵”的中药开发战略。
1991年，扬子江经过3年的制剂研发，开始了胃苏冲剂的临床试验。
1993年4月，回到扬子江的徐镜人终于从国家卫生部那里拿到了胃苏冲剂的新药证书。
1994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电视剧《三国演义》，而扬子江请到了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代言——“要想胃舒，请服胃苏”。
就在胃苏冲剂进入市场前，董建华又把自己另一研究成果——胃病速效中药草铃胃痛冲剂验方交给了扬子江，草铃胃痛冲剂又一次登上中国中药之冠，与胃苏冲剂并列国家级新药。
当时中国仅有的两种治疗胃病的卫生部批准的国家级的中药，都是扬子江制药厂的产品。
很多中国中医药界的老专家们相继献出了倾毕生心血研究的成果：
有根据老中医张珍玉的经验方开发出的香芍颗粒，基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呼吸科主任医师晁恩祥的研究研制出了苏黄止咳胶囊，根据中医世家兰金初大夫临床经验方开发出的双花百合片等一系列中药新品。
到1994年底，“扬子江”与十几位中医界名人合作，达成联名研制名优中药新品的协议，开发名医验方十多个。
同时，扬子江的年销售额快速上升，仅胃苏颗粒一项的销售额就已超过数十亿。
徐镜人知道，他给中国的中成药行业破开了一扇窗。
1993年，在纽约出差的他走进一家大型药品零售超市。
在中成药柜台，随处可见的是日本、葡国、德国的银杏叶制剂和其它植物药，可偌大的药品超市没有来自中国本土中药的身影。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崇尚自然的绿色浪潮，全球悄然兴起研究中草药的热潮。
外国人从中国大量进口中草药，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取有效成份，进行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制成口服液、针剂、片剂、胶囊，轻而易举打开了国际市场。
在国际医药市场，每年高达150亿美元的中成药贸易额中，作为中药大国的中国仅占3%，而日本却占了90%。
日本人通过对中国的“六神丸”进行分析改进，利用新工艺、新配方、新技术制成新药“救心丹”，成为畅销国际市场的“心脏灵药”。
而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中成药贸易总额不如一个“救心丹”的销售额。
甚至连研究中药不过十几年的德国，中成药市场占有量也超过了我们。
日本人扬言：二十世纪汉医汉药将改名为“东方医药”，日本将成为“东方医药的霸主”。
徐镜人又走进美国一家制药企业，他看到美国制药企业设备全是电脑自动控制，偌大的车间只有2-3个人操作时，联想到国内制药企业还停留在“人海战术”阶段，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
资料显示，当时世界排名前20位的国际著名制药公司已有15家来华投资建厂，而随着中国关税的下降，进口药品在国内市场的比重大幅攀升。
1996年进口药品金额相当于1986年的10倍，市场份额从1991年的14%上升到1996年的30%。
内资企业在国际资本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全国8000多家国有医药生产企业大部分举步维艰，有些已濒临绝境。
从美国归来，徐镜人得出一个结论：中药要发展就要走向世界，要走向世界，就要走中药工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国际制药工业质量生产管理规范，简称GMP认证，是中国药品进入国际市场唯一的通行证。
1995年开始，徐镜人力排众议，果断决策，前后十年投入5亿多元技术资金，按GMP标准在江边南厂区兴建万吨级中药提取基地，在北厂区兴建固体制剂楼、液体制剂楼、质检中心、博士后科研大楼，形成年产胶囊18亿颗、片剂15亿片、输液2000万瓶、水针3亿支、口服液9000万支的生产能力。
而从创业到今天，徐镜人都坚持“不上市，不融资，不并购，不做不熟悉的生意”的经营信条，后来还加了一条“不负债”。
1997年，扬子江药业跻身中国医药行业前五。
2004年，扬子江药业以超80亿的销售额成为中国制药行的销售冠军。
这种大跨度的发展，是在跨国医药公司大举进逼国内市场、内资企业生存空间受到强烈挤压的背景下实现的。
2009年，利用新医改启动契机，扬子江药业加大化药仿制药投入，一度把仿制药卖到了58个国家。
2012年，扬子江生产的80万粒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发往德国，打开了以“苛刻”著称的欧盟市场的大门。
而后，扬子江药业一次次坐稳中国医药工业企业百强榜榜首的位置，营收也从数十亿增长到近千亿的规模。
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3
徐镜人去世之前，扬子江药业上一次上新闻，是在今年4月15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7.64亿的“反垄断”大罚单，刷新了2021年医药行业反垄断罚款新高。
根据通报，2015年至2019年，扬子江药业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签署合作协议、下发调价函、口头通知等方式，与药品批发商、零售药店等下游企业达成固定药品转售价格和限定药品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
说白了，就是扬子江药业通过多种方式让药品价格不低于某个水平。
这些药品包括蓝芩口服液、百乐眠胶囊、黄芪精、依帕司他片、苏黄止咳胶囊等5款畅销药品。
不仅如此，扬子江药业销售体系在业内也是“鼎鼎大名”。
早年间徐镜人还规定干部不许接受礼物和变相“回扣”，销售员不能请客送礼，推销药品靠产品质量，靠正常的渠道。
但事实上对销售渠道及价格的管控能力，一度是扬子江最强大的“成功之道”。
处方权几乎都掌握在医生手上，面对同一种药品、多家药企生产的同质化竞争，医院的渠道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吴跃农用“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来形容扬子江的销售体系。
扬子江的销售队伍很多从本地招募，再进行“家族式”培养，然后分派到全国20多家分公司的销售网络。
对要“拿下”的公立医院，“医药代表”经常能摸透医院上下人脉，给更高的“返利”，然后用“打包”形式让所有品种一起进医院，拥几个利润表现好的品种，带动整体销量。
而对这些在一线开拓市场的销售人员，徐镜人会砸重金奖励。销售人员提成“下不保底，上不封顶”。
但是在国家严控医药行贿的背景下，扬子江药业卷入多起现金行贿案。
比如2010-2016年，扬子江员工栾新宏在信阳市中心医院销售药品时，向医院财务科科长行贿18万元、向采购部主任行贿2万元、向药剂科主任行贿7.6万元、向麻醉科支付回扣28.2万元。
《健康时报》不完全统计，从2012到2019年，关于扬子江行贿的判决书多达49份，行贿金额超过百万。
而这些问题随着徐镜人的离世，还有待企业的下一代掌门人、徐镜人的儿子徐浩宇来解决。
平心而论，已经“年过半百”的扬子江药业既给中国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出海做出过贡献，也对不健康的医药销售体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领导问徐镜人：“您创业50年，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徐镜人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拖欠过员工哪怕是一天的工资。”
50年来，扬子江药业没有发生过重大药品事故，没有发生过严重不良反应事件，药品抽检100%合格。
2021年5月，扬子江药业上市了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个1类新药：注射用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
这是一款抗生素产品，从启动临床到上市，一共做了13年。扬子江披露，目前公司至少还有9个以上创新药物在研。
在今年上半年的总结会上，徐镜人还提出下半年推动中药、化药、生物制药“三药并举”的战略。
徐镜人曾提出要投入200亿进行创新药研发，他还计划“十四五期间争取有10个以上的创新药上市”。
“怎样把创新药做得跟仿制药一样牛”，是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扬子江药业作为一个仿制药和中成药大户需要突破的大问题。
徐镜人生前曾说过：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时代呼唤强者，我们阔步向世界级药企前进。”
人生突然谢幕的他，其一生功过尚不能盖棺定论。
他说的这句话，在他的手中也未能兑现。
但这不只是他的使命，也是中国医药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