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头图来自：左靖工作室
乡下需要文艺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艺”成了一个略偏贬义的词儿。在这个凡事讲效益、还要讲速度的时代，谁要说你是“文艺青年”，大概都有那么点太理想、不实际的意思。
乡下更是如此。为了赚点钱，人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省吃俭用，没出去的年轻人巴望着暴富买车、进城买房，老年人在一块两块的麻将、扑克牌甚至六合彩中消磨时光，小孩子则在抖音网红、偶像打CALL、手机游戏中憧憬未来……
文艺，这事儿在乡下能成吗？
“文艺听起来比较矫情，跟现实关系不大”，坐在黄山脚下的碧山书院，左靖说，“但并不代表乡村不需要”。
左靖，1970年生于黄山脚下的旌德县，是艺术策展人、大学教授、乡村工作者。
左靖出生在县城，那时的乡下是一个“不好好念书，就会被送去的地方”，而他乡下的同学，都“曾经痛恨那贫瘠的土地、了无生趣的稻田和毫无生机的乡下”。长大后，他们一些人去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在北京、南京、广州从事着艺术、文化、管理等高大上的工作，但在冰冷的水泥建筑和人际关系中，渐渐感到疲惫不堪。
2007年，文艺中年左靖，与朋友游历故乡黄山。他们来到碧山村，眼见牛羊下山、白鹭翩飞的田园，保留完整的马头墙、精致木雕百年建筑，瞬间被打动，决定留下来实践他们的“艺术乡建”梦。
在城市做艺术，基本是小圈子，范围狭窄，或自娱自乐，或为资本打工，对社会现实缺乏参与，往往缺乏意义。来到乡下，却仿佛回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天是明媚的天。
2011年，左靖和朋友一起，发起了一场“碧山丰年庆”活动。他们借用“丰年庆”这个词，来构建一个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祭祀仪式，向祖先神灵祈求，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碧山丰年庆”上，村民们身着稻草装表演原始的祭祀舞蹈，当时还只是小有名气的五条人在简陋舞台上动情放歌，徐敬亚、梁小斌、陈东东、祝凤鸣等诗人在老祠堂为孩子们讲解诗歌、文学，此外，还有众多古徽州民间手工技艺，以“黟县百工”的形式惊艳呈现……
这场散发着乌托邦色彩的“丰年庆”，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艺术振兴乡村实践”。越来越多的文化人、乡建者、驴友来到碧山，惊讶地发现，黄山脚下，西递、宏村这样的旅游村之外，竟然还有碧山这样纯正、淳朴的“徽州”。
“文化+艺术”的“文艺乡建”，号召力也越来越强。许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陆续来到，或研究，或合作，或实践。粉墙黛瓦的老建筑，陆续变成文艺范的碧山书局、猪栏客栈、牛圈酒吧、碧山工销社……一场没有政府、资本介入的“文艺乡建”缓慢展开。
今天的碧山，雨巷里的酒吧、咖啡馆，马头墙后的客栈、书店，散落的原创小店和徽州手工艺品，碧山工销社里卖的是叫“天光”（当地人吃早饭叫“吃天光”）和“落昏”（吃晚饭）的精酿啤酒……新与旧，文艺与商业，理想与生活，在令人轻松的不咸不淡中，完美交织。
以文艺重塑在地文化，以文化另辟市场蹊径，越来越多的地方实践证明，“文艺乡建”的合理性。
文艺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近现代以来，文艺基本还属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话语范畴。十多年前，你说要在乡下搞“文艺”，恐怕会招来不少人的怀疑、笑话。这场在碧山的“文艺乡建”，也难免磕磕绊绊。
左靖的第二个计划，在贵州黎平县——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县。
这一代的乡村建设，很多都始于“故乡建设”。像左靖这样，某个文化人回到家乡，吼一嗓子，一帮朋友应邀前来，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许多乡建案例就这么探索出来。
任和昕，财经记者，黎平人，2005年回到故乡，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人文生态博物馆——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
你问文艺有没有价值？就像问一家博物馆有没有价值。
从赚钱的角度，这家博物馆既不收门票，也基本不对游客开放，的确没太大价值。它所做的，不过数十年如一日地记录侗族人民的婚丧嫁娶、大歌侗戏、文化变迁。甚至镜头里，当农民拆掉传统木楼建钢筋水泥民房，博物馆也没有去阻止——人们有追求自认为更好生活方式的自由，何况拆旧建新，也是文化变迁的一部分。
这种不干预的态度，深深打动着左靖。2015年，在任和昕和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左靖来到黎平茅贡镇。镇子本身没有多大特色，但周边15个村，就有10个是传统保护村落。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两极化语境中，乡镇往往被各界忽略。但自古以来，乡镇就是乡村各方面的中心，辐射、带动作用难以替代。至今依然如此，以笔者的观察，城市对乡村往往是汲取型的，城市好，乡村不一定好，但乡镇好，方圆一带的农村一定不会太差。
因此搞乡村振兴，切不可忽视“乡镇振兴”。
左靖在茅贡的“乡镇振兴”是两方面的：
一是以茅贡镇作为辐射周边侗寨的聚集点，承接前往侗寨旅游的外来人流、消费；
二是以茅贡作为“狙击阵地”，将那些以保护为名、由旅游业驱使的大规模开发项目堵在镇上，以屏蔽不良资本的侵扰，保护周边传统村寨的原生态和经济格局。
他选择了镇上的老粮库作为阵地。
中国的每一个乡镇，几乎都有这么一个老旧粮库，用于存储属地的农民上缴的公粮和售卖的余粮。它们占地面积大，建筑坚实牢固。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粮食打破垄断走向市场，这些粮库也渐渐荒废。
在左靖的委托下，建筑师梁井宇带着附近的木匠、工匠开始了改造。他们完整保留了粮库的原始结构，未上漆的木柱、墙壁、地板和黑瓦顶，以及在外部新添的一条侗族式的长廊，都让本地居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整改后的旧粮库成了镇上的艺术中心、旅游接待中心。开幕当天，举办了“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开幕展览，展示的是记录乡村建筑多年的摄影师李玉祥的黑白摄影作品。
镇上及周边好奇的居民、附近学校的师生闻讯前来，张大嘴巴欣赏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如同面对碧山村那些老旧又时尚的“新”建筑，惊讶又自豪的表情写在了人们脸上。
正是在茅贡工作期间，左靖完善了他的乡建理论，即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
“空间生产”指的是将闲置房屋改造为用于艺术活动的新公共空间，而不是大拆大建搞新建筑。
将闲置的乡村集体建筑，如粮库、礼堂、供销社等，改造成在地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展示空间、具有当代文化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可以起到重新凝聚地方、沟通外部的重要作用。
“文化生产”是将在地性的各类作品或研究成果，通过出版、展览等方式呈现。
如记录徽州传统手工的《黟县百工》一书，中国人文乡建阵地的《碧山》系列杂志书。左靖还邀请知名策展人到村庄、国内大城市乃至国际同步策展，用简单、新颖、系统的方式，让当地人、城市居民更好地了解地方文化。
“产品生产”则实现在地化的产品设计、生产，以及“离村”式的品牌和销售。
碧山工销社都有一个向村民开放的寄卖区，村民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亲手做的手工艺品放到此处寄卖，工销社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与乡建者、专业人士合作开发文化产品，如与景德镇隐山堂合作的“碧山佳器”盖碗茶具，与上海返乡青年、设计师合作的精酿啤酒，与艺术家刘庆元开发的系列农产品包装等等。
文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装面子、故纸堆、夸夸其谈。通过这“三个生产”，乡村工作者左靖将“文化+艺术”与“乡建+商业”结合，开创了一条既可复制、又具时代精神的“文艺乡建”新路径。
从碧山“丰年庆”到“南坡秋兴”
文化乡建何其难。首要在于，当前政府的评价体系，只针对看得见、摸的着的硬件，对看不见、见效慢的文化建设缺乏评价体系。
加之地方政府资金的缺乏，茅贡计划不了了之，艺术中心也被私人接手。面向市场，只谈商业没有文化内涵，“老粮库”再次陷入半荒废。
后来，应地方政府邀请，左靖在云南景迈山开展了“景迈山计划”，有得有失。直至在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才实现了他“文艺乡建”的理想。
大南坡村，位于豫北太行山脚下，人口960人，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因煤矿风光过一段时间，九十年代后，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逐渐陷入报复性的深度贫困。
大南坡是典型的“三无”（无风景，无风貌，无产业）村庄，从市场角度破题，乏善可陈。从政治角度，政府扶持下脱贫虽不在话下，但也没有太大想象空间。从文化乡建者看来，大南坡却大有可为。
其一，因为偏僻，大南坡还保留着传统的村庄格局和夯土、垒石建筑，以及校舍、礼堂、供销社、老队部等大量集体建筑。
其二，村庄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积淀，比如大南坡怀梆剧团曾远近闻名。
其三，是“人”，村庄民风淳朴，还没有被市场同化。
左靖的“三个生产”体系已经很成熟。在大南坡，由老建筑改造的社区营造中心、碧山工销社（焦作店）、“隐居乡里”民宿、老村小酒馆等惊艳亮相，“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在地及离村展受到广泛认可，修武绞胎瓷、四大怀药、精酿啤酒等相关物产逐步推出。
左靖还充分调动其文化资源。在他的邀请下，方所书店在此开设了首家乡村书店，老朋友五条人在此开设了唯一一家线下“五条人士多店”，无不令人惊讶。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大南坡人。结合陈奇等人的社区营造式乡建，南坡讲堂、大南坡武术队、大南坡艺术团相继成立，刊登着大南坡人自己写的诗歌、散文的《大南坡》顺利出刊，儿童文艺晚会、大地文学工作坊等各种村民文艺活动持续不断，甚至引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专题报道。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种政府高官、研学群体、游客的纷至沓来，村民们没有陷入旅游景区式的功利想法中。
64岁的村民赵小景说，“大南坡的发展，就是一个情字在里面。游客在外啥风景没看过，啥山珍海味没吃过，来到咱们这个小山沟，就是讲究一个情字，咱们把一个情字给奉献出来”。
“情”确是大南坡的重要“看点”。观赏完一圈“乡村文艺”，你大可与路边的村民拉拉家常，走进他们家吃碗捞面条或者咸米饭，碰上运气好，还可以蹭听一下他们的怀梆戏。在这种放松而质朴的空间里，你会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游客，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村民。这种感觉，殊为珍贵。
这一切，在去年秋天的一场“南坡秋兴”活动中得以集中呈现。这场活动，包含了大南坡艺术中心、方所乡村书店的开幕，为期两天的民谣音乐会、环境表演和电影放映，以及“南坡讲堂”等分享活动。
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与大南坡艺术团、村里的小孩子同台演出，欢声笑语响彻整个村庄。大南坡没有急于开发“旅游配套”，活动期间，200多位与会嘉宾分散到数十位村民家吃饭，准备食材、做饭、唠嗑、用餐，一个北方乡村的日常零距离向大家敞开，一场生活化的“文艺乡建”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悄然发生……
大南坡遇见左靖是幸运的，否则它也许会走向传统文旅或大拆大建的乡村“振兴”路径。
左靖遇见大南坡，也是幸运的，县委县政府聘任他为“大南坡总策划”，县委书记全力支持并甘居幕后，自始至终，大南坡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乡村振兴，首要还是县委书记的“振兴”。
三种乡建路径之比较
当前，主要有三种文化乡建模式：
一是“文旅乡建”。
譬如政府主导的全域旅游、景区化、“千村百碗”之类的特色项目，市场主导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养老地产，民间自发的民宿经济、农家乐、采摘亲子、文创手工等……这个是主流。
文旅主要是以“政府+市场”为主导的“项目建设”，需要较大投资和附近城市消费市场。但实际上，城市、成熟景区、大型游乐园已抢占市场大头，多数文旅项目只能捡漏。一旦人气上不去，投资收益比不好看，各方积极性就将难以持续，最终流于表面甚至烂尾。
因此“文旅”不应求“大”。政府可发挥导向、支持作用，鼓励民间各自另辟蹊径、各自捡“漏”，继而发挥“串联”作用，将散落的文旅“点”串成线、形成面。
二是“建筑乡建”。
整村规划运营、建筑及景观设计、老建筑翻新等，通过建筑或景观的拆-建、修复，打造亮点，树立网红、打卡点，以带动人气、旅游。由于展示和传播效果较为明显，且耦合于政府招采、评价体系，目前广受欢迎。
“建筑乡建”善于“造点”。如位于浙西南的大山中的松阳县，拥有数十个传统村落，在有限的投入下，松阳县并没有像许多地方“乡村振兴”热衷的美丽乡村亮化，或集中力量搞试点，而是将散落的老建筑修复成时尚的红糖工坊、石仓契约博物馆、竹林剧场、大木山茶室，或撬动社会资本整村改造成的榔树村“原舍揽树山房”，这些“建筑针灸”……共同构建起松阳“古典中国的现代样板”。
其问题，一是单点影响有限——即便如松阳县这样“遍地珍珠”的地方，也需将散落的点串成线，才能扩大市场效益；二是有了建筑，却往往缺乏内容填充和运营能力，导致空有形式甚至再次荒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三是以左靖为代表的“文艺乡建”。
他们不主张旅游景区化、迎合市场，也不主张大拆大建改变乡村原有特质，而是通过挖掘原有空间、在地文化、原生风物，并经过“文化+艺术+设计”的手法，使之先人后市场、由内而外地焕发新生。
与“文旅乡建”相比，“文艺乡建”长于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文化发掘、重塑。与“建筑乡建”相比，它长于内容及生态，能源源不断地发掘新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当然，反之，“文艺乡建”也离不开文旅、建筑，它需要通过更丰富的文旅产品、更多的建筑与空间设计才能实现。
诸多乡建案例证明，投于文化、投于人的“文艺乡建”，更善于调动村民、集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乡建更扎实，费效比更高，也更利于共同富裕。
在文旅和建筑之外，政府、市场、民间、学者应对“文艺乡建”予以更多重视。
一场乡建，见山是山
从在碧山乡建时的不惑，到“大南坡计划”后的知天命，坐在碧山书院中的左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文艺乡建”的局限和使命。
“政府和村民的期望都很大，媒体也夸大了‘文艺乡建’的作用，我只是一名文化和乡村工作者，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乡村振兴是全社会的事情，必须动员社会力量，多方协作，才有未来”。
“我更希望通过十多年在乡村的思考和实践，唤醒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从根本上，乡村振兴首要还在政府。
1. 政府应该认识到，许多的社会力量没有地方可去。高校的、研究机构的，很多资源没能被好好转化，白白浪费了。
政府的眼中不能只有市场。毕竟市场资源又贵，忠诚度又不高。而这些社会力量，既便宜，积极性又高，能牵动的资源又多。下一步应该重点考虑，如何将他们导入到乡村，给他们提供舞台。
2. 不管是何种路径的乡村振兴，都应该是长效的、可持续的。许多地方，一任领导好不容易搞出点振兴，新的主政官员一调来又另起炉灶。
这不是振兴乡村，而是反复的折腾乡村。
3. 不做文化，只就经济谈经济，可能投入产出比失衡，可能对乡村的破坏很大，也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或者面临其他风险。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理想的路径，应当是从文化内容倒推建筑、形式，而不是做好一堆建筑去找内容。
再退一步，做文化，犹如伸手摘星，未必可及，但起码不至满手污泥。正如河南修武县主政领导所说，他做了七年县域美学，心知就算万一没有经济回报，也起码能通过美育培育好修武的孩子——投资于文化、教育，何尝不是最大的地方建设。
当然，政府针对文化建设的评价体系，也应当慢慢建立。
4. 社会各界，应该关注地域文化、地域设计。左靖另一项工作重点，便是推动以日本著名设计师长冈贤明的“长效设计”为基础的“社会设计”。
战后的日本，特别崇拜欧美，在西方唯“物”主义、消费主义的大潮中，在人口不断涌向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都市的趋势中，渐渐迷失自我。到1970年代后，日本人的地方意识才开始慢慢觉醒。
原来的日本设计界，也认为设计只在东京、大阪。长冈贤明则认为，日本的每个地方，47个都、道、府、县都有各自的地方设计和地方魅力。2009年，他发行了旅游杂志《d设计之旅》，每期只讲一个地方的原生风物和“长效设计”。2012年，他在东京创立d47，一个集美术馆、商店和食堂于一体的复合空间，用于发掘、展销47个都、道、府、县的地方风物和设计。
长冈贤明说，今天的日本，“经历了经济增长后，人们懂得了物质并不能使人幸福，金钱也买不到幸福，于是他们开始远离城市。为了谋求幸福的实际感受，人们开始移居到地方和农村地区，移居到没有被消费和媒体操控、可以使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事物的地方”。
于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广袤大地上，在那些偏远的地方，在没有被现代化、工业化席卷的地方，也本然地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事物。
在市场角度看来贫瘠的乡村，在文化上反而很有可能是富有的。它们需要被发掘、被重新设计，经过文化转化，实现经济变现的可能性——这就是“文艺乡建”和“社会设计”的意义所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大地上的中国》专栏文章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