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来看，2021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各个城市中名列前茅。但是，从一线城市各区的情况来看，差别非常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后发现，2020年，北京西城区、上海黄浦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90286元、88280元，排名一线城市各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和第二位。
但是，与此同时，一线城市中，北京的密云区和延庆区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4万元。在此之外，一线城市还有11个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足5万元。
是什么造成了各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差距？
“一线城市各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因为一个城市本身也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是产业发展的程度不同，最终会影响人均可支收入的水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一线城市来说，随着中心区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上升，部分产业外迁已经成为现实。但是，目前来看，从一线城市中心区外迁的产业，部分落在了同城的其他区，但很多也迁往了其他城市。未来，一线城市的非中心区们将如何发展？
强区人均收入大幅领先
2021年上半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保持较快增速，但大部分没能“跑赢”GDP增速。
其中，上海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357元，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8元，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026元。而广州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61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37元。
事实上，一线城市各区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一线城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更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后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有7个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万元，包括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和杨浦区；3个区在7-8万这一区间，一个区在6-7万这一区间。不过，即使是上海，崇明区、奉贤区和金山区在20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超过5万元。
深圳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为福田区，达到84473.36元；南山区排名第二，为79302.31元。不过大鹏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为44032元。广州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为天河区，达到79435元。越秀区、荔湾区和黄埔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7万元。不过，从化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224元。
此前一直在“扩容”的北京，各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更大一些。西城区成为所有一线城市各区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2020年达到90286元，此外，海淀区与东城区则分别达到86742元和83501元，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不过，北京有6个区的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5万元之间，密云区和延庆区则不足4万元。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的空间经济学是“非均衡”的。“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由产业能级决定的，而一线城市的中心区一般是承载较高端的产业，比如说现代服务业、高新科技产业，因为这些行业的的租金的承受能力强，就能够留在中心城区。相对来说，一些较低端的产业租金承受力较低，就需要溢出到郊区。”
林江表示，一个一线城市的不同地区，有的区域主打现代服务业，有的区域主打制造业，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不小，最终反映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上。
可以看到，一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基本都是金融业聚集的地方，比如北京西城区有金融街，广州天河区有珠江新城，上海黄浦区和深圳福田区也聚集了多个金融机构。
而很多一线城市的非中心区尽管引进了产业，但是发展的速度并不算快。尤其是不少非中心区的房价相对便宜，还承担了“睡城”的功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全国房价平台（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后发现，一线城市各区的房价差距，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更大。比如，北京西城区的住宅的7月挂牌房价为132722元/㎡，但是，延庆区、密云区和平谷区的住宅房价都不足2.5万元/㎡。
在中心城区工作，在郊区居住，会对一线城市各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当地政府的税收产生何种影响？
孙不熟指出，无论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税收来看，一般都是以产业来计算的，个人在哪里办公，就会在哪里纳税，因此在还没有房地产税的情况下，个人对“睡城”的贡献并不大。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一线城市的‘睡城’，配套比较差，因为住在当地的很多人不为当地贡献税收，当地政府就没有钱提升公共服务。卖地的收入，当地政府也主要用于这一地的产业发展，而不是公共服务。”孙不熟说。
非中心区如何“逆袭”？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和一些传统的强区相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让一些此前并不突出的一线城市部分区域发展迅速。
典型的案例是深圳的南山区，2020年，南山区的人均GDP排名深圳各区之首，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深圳各区第二位，税收总额达到1709亿元，也排名深圳各区之首。类似的还有广州的黄埔区，其2020年的税收总额和人均税收均排名广州各区之首，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广州各区第四位。
林江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汇集到诸如广州黄埔区、深圳南山区这样的区域，也因此产生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毫无疑问，这些岗位都是与新技术、新产业有关，而这些新技术和新兴产业高度依赖创新，创新呼吁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氛围，从而也吸引了更多的高端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向这些地区聚集，从而也成为了最具增长潜力的税收来源，因此“创新红利”对于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孙不熟指出，他观察到目前一线城市在一些区域内打造科技中心，这些地方就成为了政策优势地，会在税收留存比例、政策红利上得到更多的倾斜。
但是，即使得到政策红利，能够成功“逆袭”的区其实并不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到，一线城市都有“扩容”和发展新区的欲望，也将部分产业外迁到郊区的计划，部分城市还设立城市副中心，但是新区与中心城区的发展差距仍然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上海的黄浦区，深圳的南山区、福田区和盐田区，广州的越秀区均超过30万元，但还有11个区的人均GDP不超过7万元。此外，一些区还出现了税收排名靠前，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靠后的情况。
林江指出，一线城市扩容新区主要的考虑是先有的城市布局下，土地资源非常紧张甚至短缺，希望通过城市扩容新区来突破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其次，扩容新区有助于引进新产业和新项目，从而对老城区的产业布局产生增量的影响，也引发对老城区通过三旧改造等方式来让现有的土地空间被释放出来。
“扩容的地区的收入、产业发展没有跟上，这可能与相关地区在扩容之前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规划所致，或者规划内容还没有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同。对于新区扩容的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整个城市的老城区、新城区、扩容后的新城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综合考虑，包括把土地规划、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三者结合起来，做出对这个城市最有利的规划布局。”林江表示。
孙不熟指出，即使在一线城市，发展新的区域也出现不少失败的案例。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决定，包括地理位置如何，和中心城区能否保持足够的连通，还要看政策支持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