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原载于《读书》2021年8期新刊,作者:田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说:“技术改变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而是生态法。公元一千五百年,在印刷机发明五十年之后,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多了印刷机的老欧洲,而是一个不同的欧洲。”(Neil Postman, Technopoly,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93, p.18. 参考了何道宽先生的译文)互联网,以及相伴而来的移动互联网,都不是只让原来的社会增加某种功能的简单技术,而是“元技术”,让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整个技术体系,都围绕它重新建构。


尼尔·波斯曼(neilpostman.org)<br>
尼尔·波斯曼(neilpostman.org)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元素,网络的重要性唯有电可以相比。


一、比邻天涯与孤岛茧房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重构了人际关系网络,也重构了人的自我认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留日学生江歌在寓所门外被杀,嚣嚣网议至今未消。在事件发酵中,我忽然意识到,江歌与她的母亲,虽然在空间上分处日本东京和中国青岛,但是在情感上、心理上,却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实时“生活”在一起的。从媒体报道及所披露的手机截图可以看到,江歌何时下班,何时上地铁,在哪一站下车,江母不但能实时旁观,还能实时参与,实时指挥。这是一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存在的超距离亲子关系。


在天涯成为比邻的同时,比邻也成了天涯。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人只能与有限的人打交道,与有限的人生活在一起。当网络另一端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重,触手可及的人就被推到了远处。


互联网兴起的时候,被比喻为信息的海洋,所以上网叫冲浪。二〇一八年“北京科学传播学论坛”上,杨虚杰做过一个报告,说海洋固然辽阔,但很多人更愿意、更容易生活在孤岛上。二〇二〇年,一个同义词随着美国大选流行开来,叫作“信息茧房”。


世界上第一台编程计算机Mark I(田松2017年摄于哈佛大学科学中心)<br>
世界上第一台编程计算机Mark I(田松2017年摄于哈佛大学科学中心)


呦呦鹿鸣,求其友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网上,人更容易找到自己欣赏的人,与自己相似的人,在微博上关注他们,在微信中好友他们;同时,也能轻易地把另一些人“拉黑”出视野之外。于是,人更容易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也更容易不看自己不喜欢的。久而久之,会把自己所处的孤岛和茧房当作世界本身。也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就代表着世界:认同他们是正常的,否定他们是不正常的。


类聚群分在任何时代都普遍存在,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实现得如此极端。


在传统村落,所有人认识所有人,信息充分共享,毫无隐私;文字能带来远方的消息,赋予文化人以信息权威。广播电视降低了信息的文化门槛,但舆论领袖依然存在——关于公共生活的主要信息是共享的,并且是经媒体把关人筛选过的。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道德水准、文化品位,直到用词的选择,都经过了筛选。即使媒体多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有所分裂,依然是可数的,顶多是在左右之间再细分几块;也是藕断丝连的,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个冰山,在水下可能是一体。


在网络的孤岛、茧房中,人们所能建构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总体状况,只能建立在媒体APP推送的消息、微博的关注、微信群和朋友圈的转发之上。而所有这些,或者是他们自己定制的,或者是网络平台根据他们的浏览推送的。每个人都在发布信息,不再有从前的把关人。意识形态有特别的筛选方式,而白字连篇的公号文章则可随意发布。我偶然看到了一部网络小说,故事简陋,情节简陋,词语粗糙,价值观粗鄙,基本逻辑不通,纸媒时代都上不了街头小报,今天却能在手机上大量繁衍。这次偶然的穿越让我真切地意识到,在茫茫网海中,有无穷多个孤岛茧房。


这意味着,物理上处于同一时空的人们,对于自身所在的社会,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再有中心,也不再是板块,而是碎片、碎末、PM2.5。


如果有一天,你偶尔拿起你父母的手机,你孩子的手机,你同学的手机,乃至微信里密切互动的朋友的手机,可能会发现一个你从未想象过的世界、一个超出你想象能力的世界。


世界不是分裂了,而是分形了。


Fractally软件生成的分形图案(图为曼德勃罗集的一部分,可以无限放大,永远会产生新的细节,如一张网,在所有的层次上关联着,网中也有一些孤岛)<br>
Fractally软件生成的分形图案(图为曼德勃罗集的一部分,可以无限放大,永远会产生新的细节,如一张网,在所有的层次上关联着,网中也有一些孤岛)


曾经听吴彤教授说起,他的大学年级群,由于对某事的看法不同,争吵激烈,最终不共戴“群”,一群二分。这样的事情在不同层面上发生着,可以因为某作家的作品,微信群纷纷撕裂;可以因大洋对岸的大选,知识分子撕裂了……


海洋激流汹涌,人在孤岛上享受安宁,直到覆灭的一刻,茫然无知。


二、底层逆袭与赢者通吃


关于互联网的一个想象是,跨地域跨阶层的信息流动,可以突破信息霸权,提高社会的平等程度。或言之,有助于底层逆袭。


一度颇受争议的李子柒是一个不错的案例。有人赞美她弘扬了传统文化,也有人批评她伪饰了农家生活。争论激烈,使李子柒更红。网红凭网而红,正是网络,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一个生活在四川乡下的“农家女孩”,写实也好,美化也好,造假也好,生产了传播甚广的互联网产品,收入颇丰。美食视频由此成了一个行业,追随者众多,风格各异。


再如网络先驱老榕,他搭建了一个网络平台售卖新疆农产品。小农户产量少,不稳定,此前几乎没有可能穿过漫长复杂的商业环节进入内地,很多时候蔬果只能枯在树上,烂在地里。老榕的平台把新疆农户与内地用户连接起来,省时省钱。


更直接的是悄然兴起、骤然大热的直播卖货。乡间农户开启直播,连老榕的平台都不需要。我看过一位海边小贩直播卖海鲜,网络那端的顾客跟着他的手机逛海鲜市场,一边下单、付款,一边装货、发货。网络加物流,海边水产直接运到家。


尼尔·波斯曼还说,新技术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导致话语权的转移。一项技术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受益,同等受益。视频网站会分流、夺取电视广告,网约车会削减出租车客源,网店一兴起,实体店倒一片。一(小)部分草根网上逆袭的故事会被网络放大;而另一部分草根被网络压垮的故事,则不受网络欢迎,也不受网民欢迎。人人都有侥幸心理,不相信自己会是那个倒霉的人。正如每一个买彩票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下一个幸运儿。输牌的人喜欢洗牌,虽然洗过之后未必更好,但总觉得比不洗好。网络重构了社会生活,给了人们某种幻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热销的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就曾宣称,信息技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弯道超车,直接从农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很多IT大佬都曾受过这本书的感召。不过,中国是否真的超了车?曾经逃的课是否可以不用补了?学界颇有争论,比如经济学家杨小凯,否定后发优势,坚称后发劣势。


《第三次浪潮》(来源:book.douban.com)<br>
《第三次浪潮》(来源:book.douban.com)


人们寄托于互联网的希望,也是人们寄托于一般科学技术的希望。科学进步,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所有人都从中受益,这是工业文明建构的一种想象。


是更多神话,还是更多悲剧?关乎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中的属性。互联网同样服从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以经济发展、资本增殖为最高价值。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参见笔者《警惕科学家》,载《读书》二〇一四年四期)。所以,在移动互联网上,更容易被人看到的,是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APP。


一项新的技术,谁受益更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是那些能够优先利用、充分利用这项技术的人。


行文至此,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北京五道口“雕刻时光”咖啡馆,曾与几位朋友讨论科学及其技术之利弊。韩建民以编辑工作举例,说以前与上海作者谈稿子需要出差三天,有了长途电话,最多半天。这种辩护策略流传甚广,深入人心。不过,江晓原问:你省出来的两天半,是不是可以不上班了?这个反驳振聋发聩:你节省出来的时间,并不是你的!半天做了三天的事,工资并没有长六倍。电话固然让你免受舟车之苦,但是,受益更多的,是你的老板。


网络也是这样,村村通电话、通互联网,当然可以方便网红致富、方便果农脱贫,但是同时,也会使富者更富。


在富的一极,案例随手可得,谷歌、脸书、油管等网络公司迅速崛起,把传统产业远远地甩在后面。一个个人,一个公司,在极为短暂的时间,能够获得无比巨大的财富。同样是直播,二〇二〇下半年爆红的某些直播间,则直接打造出一个个虚拟商场——效率、利润、规模,乃至售后服务,都远胜实体商城。这不是底层逆袭,而是赢者通吃。


而穷的一极,则往往处于追光灯之外,不为人所见,或者视而不见。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七日,孙立平教授的公号推出《数字支配与更加倾斜的世界》,讲了若干劳动者被数字技术压榨的例子。某地给保洁工人佩戴“加油鼓劲手表”,一旦停留时间超过二十分钟,手表就会发出“加油”的声音。我估计,这表还能让监管者实时知道每个人的轨迹。孙立平非常担忧,技术正在把人最后的时间缝隙给压榨出来,为资本服务。


在整个工业文明的食物链中,处于最下游的,其实是环境。


三、自由流通、熵增、垃圾化


工业文明有两个核心运行机制,其一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食物链,其二是科技产业污废链。


食物链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上游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资源,同时把垃圾送到下游去(参见笔者《“发展”的反向解读——工业文明的三种理解方案》,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四十卷)。上游和下游是相互嵌套的分形结构。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再分出上下游。


工业文明要求这个食物链顺畅运行、加速运行,就需要打通上下游之间的所有障碍,让物质、能源、资本和信息自由流通。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天然地能够加速信息的全球流通。作为一项元技术,又能够使集成于其上的其他技术帮助物质和能源加速流动,同时,也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流通。


互联网是工业文明的一个结果,反过来,也把工业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整个地球第一次被光速连接的网络包围起来,成为一个村子,也成为无数个平行世界。


科技产业污废链是工业文明的另一个核心机制。


人们相信,科学技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这个“更”,映射了人的欲望和需求。如何获得这个“更”?大致是这样的,先有一个科学解释,同时就有了技术干预的可能性,据此会发明一个产品,继而形成一个产业。人们相信,这个“科技产业链”运行得越快,社会就越发展,越进步。


但是,科技产业链不是在真空和实验室中运行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运行,所以一定会有社会后果和环境后果。


都市里废弃的共享单车与消防栓(田松2018年摄于深圳)<br>
都市里废弃的共享单车与消防栓(田松2018年摄于深圳)


首先,一个工厂,无论生产什么,都是本地自然生态的异物。它的原料可能来自本地,更可能来自全球化市场,它的产品会走向全球化市场,但是,它一定要用本地的水,并且把垃圾留在本地——对生态环境构成伤害。此之谓“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


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任何一个科技产品,追根溯源,都来自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产品退役之后,归根结底,会变成各种形态(固态、液态、气态和耗散热)的垃圾。此为“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


考虑“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和“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则“科技产业链”的运行,必然会导致:


(一)对森林、矿藏、天然水体的消耗和污染;


(二)破坏工厂所在地的自然生态,污染水、土、空气;


(三)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破坏垃圾填埋场所在地的自然生态,污染本地水、土、空气;


(四)导致全球性的水、土、空气污染。所以,科技产业链实际上是“科—技—产—业—污/废链”。它的运行,必然会导致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集中处理的垃圾(田松2014年摄于美国德州Danton垃圾处理场)<br>
集中处理的垃圾(田松2014年摄于美国德州Danton垃圾处理场)


人们常说,互联网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所以能节约能源。然而,一方面,效率提高,不一定使总量减少,更可能因此而使用了更多耗能设备。现在,照明光源的效率当然比五十年前的白炽灯要高得多,但是每个人家里都有比五十年前更多的灯,更多的家用电器,用电总量多出几十倍;另一方面,庞大的互联网本身也需要巨量的电力供应。所以,在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用电总量,只会出现大幅跃升。


其他物质也是这样,初看会被节约出来的,将以另外的方式消费——浪费出去。任何一条被互联网加速的科技产业链,都会导致更多的污染,产生更多的垃圾。快递行业的包装垃圾,只是最直观的表现。


从工业文明的立场上,互联网加速了物质、能量、资本和信息的流动速度,带来的是社会进步。而从生态文明的立场上,互联网同时也加速了“现代化的食物链”和“科技产业污废链”,其社会后果是,拉大了贫富差距;其环境后果是,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四、STSE·互联网自身的物质基础


现在破题。


STS已经算是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了。STS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也是科学技术元堪(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译名极多,此为刘华杰所发明)的缩写,国人多取前者,西人多用后者。作为研究领域,两者大致相同。在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下,很多STS习惯的叙事策略也是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简言之,解释科技产业链,促进科技产业链。


在二〇一八年全国科学社会学年会上,我提出从STS走向STSE的研究纲领,E是环境(environment)或生态(ecology)将STSE作为方法论原则、编史纲领、叙事方案,将科技产业链拓展到科技产业污废链,重新审视我们以为熟悉的事物,对同一件事的价值判断自然会发生变化,乃至逆转。


上一节相当于从STSE的视角讨论互联网外部效应,环境后果;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互联网自身的STSE。


作为技术,作为产品,互联网自身同样需要物质基础,比如计算机、手机、光缆、信号基站、卫星……还有电。人们常常看不到这一点,仿佛互联网是天上掉下来的。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说,全世界每年售出大约3.5亿台个人计算机。根据国际大型商业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二〇一八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约为15.6亿部。从二〇一八年八月到二〇一九年八月,中国生产了约1.4523亿部手机。


智能手机是口袋大小的贵金属和稀土的坟墓。一台典型的苹果手机大约容纳0.034克金,0.34克银,0.015克钯和不到千分之一克的铂金。它还包含不那么贵重但同等重要的铝(25克)和铜(约15克)。不仅如此,智能手机还包含多种稀土元素,包括钇、镧、铽、钕、钆和镨,虽然这些元素在地壳中实际含量很多,但从经济上考量,则极难开采和提取。(Bianca Nogrady, You old phone is full of untapped precious metals, BBC Online, 18th October 2016)


这些金属会分布在芯片、硬盘、电缆等各种元器件中。在手机废弃之后,将会成为永恒的垃圾。只有极少部分有可能被回收再利用,而考虑到环境成本,这种回收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终端,智能手机是现代人类的必需品。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尤其必需(田松2021年摄于深圳)<br>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终端,智能手机是现代人类的必需品。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尤其必需(田松2021年摄于深圳)


手机的生产还要耗费清水。独立环境记者斯蒂芬·莱希(Stephen Leahy)在二〇一五年出版了《你的水足迹》一书,它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为了生产各种日常用品,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水”。书中说,生产一部手机,需要二百四十加仑水,超过九百升。九百升水是什么概念呢?一瓶红酒通常容量是七百五十毫升,九百升水,要装一千二百瓶。这只是一部手机的用水。


城市生活离不开的物质基础:电与水(田松2021年摄于深圳)<br>
城市生活离不开的物质基础:电与水(田松2021年摄于深圳)


如此,单是二〇一八年,全球手机的生产,需要一万四千亿升水。


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建立在巨量物质的全球迁移之上。铝、锑、砷、钡、铍、镉、铬、钴、铜、镓、金、铁、铅、锰、汞、钯、铂、硒、银和锌等各种金属,钇、镧、铽、钕、钆和镨等各种稀土,都改变了原初形态,离开了原初位置。从聚集态的矿藏,被挖掘出来,经过提纯、加工,分散到一个个手机、计算机之中;再沿着现代化的食物链全球扩散,进入到每个用户。在手机、计算机退役之后,它们的最终归宿,是变成垃圾——永恒的垃圾。这是一个地质作用量级的物质运动,也可以作为人新世(anthropocene)的一个特征。


工业社会的一切物品溯起源头,都来自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并最终成为各种形态的垃圾(田松2018年摄于深圳)<br>
工业社会的一切物品溯起源头,都来自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并最终成为各种形态的垃圾(田松2018年摄于深圳)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因为白银的导热性能极好。他想说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系统的熵在自发状态下,会逐渐增加,最终达到熵极大的混沌状态。从能量角度看,那就是著名的热寂说,处处热平衡,环球同此凉热,生命不复存在。从质量角度看,金属和稀土的全球扩散,也是一个熵增加的过程。


作为物质形态的互联网逃不出“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和“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它不仅加速了其他的科技产业污废链,它自身也是一条科技产业污废链。


工业文明注定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加速发展,加速毁灭。


五、互联网与文明转型


第四次技术革命近两年成为热词,很多人热烈地讨论它,很激动,很期盼。仿佛人工智能、全球互联能够把人类带到一个文明的新阶段。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工业文明的困兽之斗,垂死一击。它的挣扎只会加速科技产业污废链和全球化食物链的运行,把自己更快地送到终点。


那么,互联网是否有利于文明转型?是否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特殊的、别致的问题。


互联网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总体而言,当下而言,是为工业文明服务的。但是,换个角度看,互联网又可能服务于文明转型。原因之一是,互联网能够服务小众。既然是指向未来的,面向生态文明的社会实践,在今天都是小众。


几年前我曾提出,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命题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任何文明都离不开农业,在一个不生态的农业上,不可能建设起生态的文明。但是,谁来从事生态农业生产,谁来消费生态食品?这两方面都是小众。而互联网能够使他们跨越暂时的物理间隔,找到对方,结队成群。


在今天,依然存在着一些理想主义者,结成各种亚文化组织,致力于环保、动保、乡建、慈善……互联网可以让他们以较低的成本,传播理念,践行理念。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在推动工业文明加速运转的同时,也在培育未来的生态文明的种子。


(本文部分数据和材料由我的学生汪玉婷提供,特此致谢)


〔《警惕科学》(完整版),田松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