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太有东北人的风格了，因为他们“自古”就有默默帮助他人的传统。
比如在东北有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地方，曾一口气援建了全国500多家企业，输出2.3万多名企业建设者，可谓是半个中国的“孵化器”。 这个地方，叫做铁西区。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它是中国工业的心脏。 小到饼干、啤酒、毛料、胶鞋，大到变压器、发动机、矿山设备，整个国家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产品，都能在铁西制造。 单在这里的一条街上，就聚集了包括沈阳机床厂、变压器厂，汽车齿轮厂等37家大型企业，中国的第一枚国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辆内燃机……一百余项“工业第一”都在这里诞生。 上下班职工组成的自行车大军，成为一道壮丽的风景线，繁华程度一点不逊色于北上广。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受计划经济的约束，铁西区开始步入低谷。 尤其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化经济带来的冲击，这里迎来数十万产业工人“下岗潮”。 最糟糕的时候，铁西区30万产业工人中一半下岗，曾经辉煌的北二路成为“下岗一条街”和“亏损一条街”。
但和其他工业老区不一样，铁西区没有一蹶不振。 从2003年开始，沈阳市实施了一种大胆的改造战略，经过短短10年后，这里又焕发出了新生。 如今的铁西区一边高楼林立，商业广场、写字楼和住宅区比邻而起，一边则制造业群集，包括宝马在内的众多外资优质企业纷纷入驻。 从创造数百个全国第一，到没落，再到重生，铁西区是怎么从“锈带”这个魔咒中走出来的？ 01 关于铁西区的兴起，要从一位日本人说起。 1936年，一位名叫鲇川义介的老板在位于大阪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正在为公司的事而发愁。 战争的逼近，让他的“日产汽车”被多扣了一大部分税，公司的股票也因此大跌，如何能为企业逆转颓势，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
中间抬手者为鲇川义介正在这时，一位名叫岸信介的亲戚前来找他，这个人当时40岁，70年后，他的外孙子成了中国人熟悉的一位日本首相，名叫安倍晋三。 岸信介向鲇川义介提出了一个“伪满洲国五年计划”，说政府要将东北打造为一个战时重工业产业区，建成后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扩大汽车、飞机和武器的生产，也可以开发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铁和煤炭等等。 但是遇到一个瓶颈，就是缺钱， 数目还不小，缺60亿。 岸信介提出，只要鲇川义介肯提供这部分资金，那么他就可以主持满洲重工业的开发会社。 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东北的工厂生产自己的汽车。 两人一个缺钱，一个觊觎扩大生产力，随即一拍即合。
铁西重工业区的形成，便是这个五年计划的最大成果。 到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铁西区已经形成了冶金、机械、化工、建材、橡胶、制药等门类齐全的产业集群。 那时，在铁西区棋盘式布局的街道上，能看到一些大企业的名号——三井、三菱、住友、东芝、日立、富士、立邦…… 也有不少民族工业夹杂其中，比如中国实业、成发铁工厂、正记铁工厂等等。 到1945年，铁西区到达了一个顶峰——共建有日资企业334个，民族企业82个，成为当时亚洲城市中最大、最发达的工业区。
新中国建立后，这里又承担起了振兴工业的重任。 “一五计划”期间，铁西区新建大中型企业12家，投资超过百万进行改造的企业有40多家，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有3项落户铁西区，全国工业投入的60%都投在了铁西。 辉煌时，铁西全区拥有1000多家工厂，其中大型国企212家，北一路、北二路、建设路3条主干道上工厂密布。 光是一条北二路聚集了包括沈阳机床厂、变压器厂，汽车齿轮厂等37家大型企业，这些工厂涵盖机械、化工、制药、冶金、轻工等行业，创造了一百余项“中国第一”。
比如输变电行业，铁西拥有中国生产最大容量、最高等级变压器的工厂，这里的大型变压器、互感器、电线电缆、电器零件等产品占据了中国输变电行业的半壁江山。 机床行业方面，铁西被誉为“机床的故乡”。其中，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C620-1车床被用作1960年版2元人民币图案。 1950年，这里还为天安门城楼铸造的第一枚金属国徽，至今仍在悬挂。 
同时，铁西区也像老大哥一样向全国无私地输送技术和人才。 据统计，先后有48家企业支援国内526家企业，包建新厂23家，派出2.3万名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仅重型机器厂一家支援三线建设一次就提供50条生产线，“二五”计划时期的铁西工业总产值相当于内陆两个省会城市的总和。 毫不夸张的说，一个铁西区就撑起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 02 1978年，小平同志南巡，在中国最南边画了个圈。 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全国开花，尤其在珠江两岸，每个月都会有迎来新的工厂开张。 这无形之中，给了铁西区压力。 习惯于计划经济的铁西等老牌国营企业，由于缺乏市场化经验，开始或多或少出现库存堆积、亏损等状况。
为此，铁西区开始求变——从80年代开始，他们向内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向外引进外资、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 为了拓展发展空间，铁西区在老城西侧建设了出口加工区，提请国家批准享有与14个沿海城市同样的对外开放权。 但在计划经济模式下，铁西企业由于承担着大量调拨物资、上缴利润的生产任务，并未得到批准。 
到了90年代，对外开放让铁西区的处境更加艰难。 1994年，进口机器设备关税壁垒拆除，机床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前降至9.7%，机床等重工业也陷入了滞销。 为了国际先进技术，沈阳市大拖拉机厂专门从美国买回4台高功率的大型轮式拖拉机，一台花费100多万人民币。同时还引进了相应的技术专利，要求技术工人拆装、学习生产流程。 1986年，大拖厂的轮式拖拉机正式下线，全厂人翘首以待，准备大卖特卖。 结果3台机器摆在工厂门口好几个月，一台都没卖出去。 这件事过后，大拖厂对于研发的热情大大受挫。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第三农机厂同时收到了全国首份“破产警戒通告”。 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大哭一场：“听说国外有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我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哭完，周桂英召开了全厂大会，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我干得不好，对不起大家了！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和大家捆在一起干，一年之内要让咱厂复苏。” 台上台下每个人都热泪盈眶。 从那一天起，周桂英一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歇过一次星期天，工人们加班加点也没一个抱怨的。 一年过去，当最后通牒到点的时候，厂子扭亏为盈，破产警报解除了。 
但是，同一批被警告的防爆器械厂却真的“栽了”。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被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随着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一连串噩耗接踵而至。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最糟糕的时候，铁西90%以上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曾经辉煌的北二路成为“下岗一条街”。 无助、焦虑的情绪蔓延在城市的上空。 很多人心中都抱有一个疑问：曾经辉煌的铁西区，还能回来吗？ 03 2002年6月18日，沈阳市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 这是一个事关铁西命运的历史性决策。 随着位于北二路上的沈阳低压开关厂开始拆迁，由此拉开了铁西工厂拆迁的序幕。 这一行动的代号叫“东搬西建”，就是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造技术。 
同时，对铁西区重新进行规划和功能定位，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则集中规划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 实施两区合署办公，其核心就是要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搬迁改造，盘活存量资产，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但一开始，这个方案遭致了不少质疑，很多人认为，“树挪死，人挪能活吗？况且是数千人的大厂？”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步“棋”是走对了。 从2002年开始，铁西区一共迁走了239家企业，拆迁面积达595万平方米，区财政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资金140亿元，成功地破解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国企改革两大难题。 对于铁西区政府来说，这笔巨款是“支付企业的改革成本”。收获的土地出让金一方面用来进行铁西老城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用于企业搬迁和补偿之前企业拖欠的养老金和工资。
再后来，拿下华晨宝马新工厂项目，成为铁西区探索高端制造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2005年，华晨宝马拟建总产能30万辆新工厂的消息刚一传出，就引来了全国众多城市的争夺。在东北，除了和华晨宝马最早牵手的沈阳大东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伸出了橄榄枝。相比之下，铁西区是“后来居上”。 2009年，沈阳铁西区开始介入华晨宝马项目“争夺战”，第一时间成立了宝马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专设宝马新城建设办和宝马项目办两个机构，专职为项目建设做协调和服务，后者一直保留到现在，开展日常服务。为了一家企业专门成立政府常设机构，在全国都非常少见。 2012年，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正式开业，大批配套商跟随而来。2013年，宝马集团在德国本土以外唯一的研发中心项目在铁西工厂落成。2016年，宝马集团在欧洲之外唯一的一家发动机生产厂——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新发动机工厂在铁西开幕。
那有人好奇，华晨宝马的入驻会怎么影响铁西区呢？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除了为当地带来就业和税收之外，能否带动当地产业优化升级，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而汽车是迄今为止大规模生产的民用产品之中最为复杂的一项技术载体，其无论对于生产管理、还是上下游的产业链条，都有极强的辐射效应。 就拿如今最前沿的数字化工厂来说。
去年华晨宝马铁西新工厂破土动工，人工智能、5G 通信、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技术开始率先应用到了这个工厂里。 而在新工厂动工之前，华晨宝马就使用了“数字孪生”技术，构造出了新工厂的全貌。 什么是“数字孪生”呢？ 简单来讲，就是与真实工厂一比一的 3D 模型，大到厂区植被，小到每条生产线、每个工位和工艺内容等全部细节，模型上都有。 相当于在工厂开工前，先在仿真模型上 " 跑起来 "，从优化流程效率，到检测机械臂工作时会不会出现相互干涉的情况，通过 3D 模型都能找到答案。
数字化规划利用三维建模创建生产线的数字孪生同时，工程师还能根据实时回传的画面，通过标记或文字提示，引导现场工作人员的下一部动作，实现多部门协同工作。 这不仅提升了处理问题的效率，也能将疫情等“不可抗力”对自身的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AR技术外，华晨宝马在打造数字孪生工厂的同时，用到了VR虚拟现实技术。 工程师借助VR设备，能在虚拟环境下进行更改机械臂位置等操作——只要带上VR眼镜，就能沉浸在自己负责的生产线里。
虚拟现实技术同时，在目前的铁西工厂里，还能看到AI人工智能与loT物联网相结合的例子。 比如质检领域，面漆检测工位已应用自动化检测设备和处理方案。在检测的同时，也在收集数据收集——基于这些数据能够衍生出算法，便于工程师进行前瞻性调整和预测，从而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
AI视觉检测系统保证发动机缸盖质量
训练AI的过程中，工程师会在系统中放入大量有问题或缺陷零件的图片。 深度学习后，人工智能会为经过流水线的工件拍照，并对比资源库里的图片，发现有问题的零件会标记为红色。 这些被标记为红色的零件，会依次由相关操作人员和质检员进行核查，最终决定问题工件是需要修补还是回炉重塑。
质量提醒相比定期人工排查，有了大数据，既能提高工人的效率，也可以在设备因故障停机前，利用周期性停机维护时间进行整修，未来大数据还会跟产品质检联动，多方面考量推算最佳的维修时间。
将初步质检等相对单调、重复性高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降低人工成本之余，也提升了生产效率与长期工作的稳定性。 毕竟，机器人没有情绪波动，这点咱们人类比不了。而“节约”出的人力，可以用在高精度模具加工等领域。
车身缝隙检测在物流仓储方面，这个工厂也跻身到了数字化的前沿。 比如面对数以万计的零部件调配，物流区员工不再需要深入仓储区域进行拣选，只需在固定区域完成分装分类后发送指令，利用20辆这样的AGV（无人运输车）系统管理生产需求自动下单。
这些AGV的空载速度能达到1.5米/秒，满载速度为1.2米/秒，每小时能完成超过300个拣货订单。 真正意义上从“人拣货”升级到“货到人”。
同时，5G通讯技术方面也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以交付前的车辆路试为例，5G的低延迟、高稳定性能让车载电脑的数据能实时转化成工程师需要的数据，监控更及时，相比当前电脑处理后，再将数据呈现给工程师的两步走，效率提升了不少。 同时，5G技术也为灵巧的工业机器人赋予更加灵敏的“眼睛”，可以让各个机器人之间更快的准确的协调，进一步防止机器人之间的碰撞和“打架”。
5G设备与边缘设备而以上这些我们说到的，都是原本铁西区制造业所不具备的。 华晨宝马这样的先进制造业的到来，极大帮助加快了铁西区制造业上的转型升级。
另一边，随着老工厂的搬迁，房地产和商业迅速“填充”进北二路和附近的几条街区，成为推动当时铁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此之前，铁西区二、三产业比重严重失衡，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铁西第二产业比重高达95%，商业业态严重缺乏。 “东搬西建”后，沈辽路上的金牛拖拉机厂推倒后建起了家乐福、万达广场；北二路上原沈阳机床厂的厂址上建起了红星美凯龙、宜家、星摩尔广场；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兴华街、北二路被打造为汽车4S店集群。 兴工街、云峰街、建设大路等距离市区较近的区域则成为铁西的高档住宅区。
曾经的“下岗一条街”——铁西区北二路已成为汽车商业街。老铁西已实现从工业到居住区的蜕变。 从城市工厂到宜居城区，铁西仅用了10年，就完成了“东方鲁尔”的涅槃。 可以看到，这里的转型成功，不是生硬地让工业退出，而是先绕道而行，实现了一种再工业化的发展。 而这种模式，也给了更多一度落后的工业地区以借鉴。 铁西的崛起只是第一步，东北的振兴还在后面。 我相信，越来越多工业区会走向铁西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