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陆飞，编辑：苏小七，监制：猫爷，题图来自：《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
前段时间，擅长描绘人性的“金牌编剧”坂元裕二新作，日剧《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目前豆瓣评分8.8分）完结了。
大豆田在整理旧物时，发现过世的母亲竟然有一封写给陌生人的情书，言辞惊人，说自己愿意舍弃一切，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这份情书最终没有寄出去。
看完信后，她开始怀疑母亲生活的其实并不幸福，看似豁达背后，是母亲不敢做真实的自己，被家人所拖累吗？
最后，母亲的情人真桑用一番话解开了大豆田的心结：“她是真心爱着家庭，同时真心向往着自由，一个人心中有着极端矛盾的两种想法，两种想法都是真实的，无论哪一个都是真正的她自己。”
虽然电视剧迎来了结局，但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做自己”真的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吗？
作为当下最流行的口号，品牌广告、媒体故事、同事好友，到处都在对你说“勇敢做自己吧”，仿佛“做自己”是最高级的活法，一切苦恼都将不攻自破。
可是“做自己”的内涵如此的暧昧不清，这些进一步的追问也没有解释：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办？为了做自己可以伤害别人吗？做不到时，又怎么办？完全相反的两个想法，都是平等的真实的自己，这可能吗？又要选哪个呢？
一、也许我们可以欺骗世界，但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每当说到“做自己”时，免不了让人想要反过来追问：“为什么现在的做法，不是在做自己？”
为真心热爱的事业奋斗是做自己，为了自己的物质需求而接受并不喜欢的工作，就不是做自己吗？很有主见、特立独行的人，是做自己的人，被认为是唯唯诺诺、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的“普通人”，不可以就做这样的自己吗？
如此说来，“做自己”这句话其实有两种暗含的意味，第一层，是推崇真实；第二层，是变得更好。而当现在的语境中说出这句话时，往往主要指的还是后者的意思。
前一阵，蒋方舟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同样的情绪，“逃避是有效的，废柴是快乐的，成功是不属于我的，自私是正常的，没关系，我们都一样。”
于是我们很容易沉浸在一种自我宽慰之中：“真实的自我就是最好的。因为已经做了自己，所以不必做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表述，在这里蒋方舟做了一个明确的限定，她描述的那些没有做更好自己的人，是已经做了真实自己的人。
可是一定有人会追问，真实还可以分好坏的吗，今天晴天，明天下雨，这种好，那种坏，是由什么判定的？说到底，为什么非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不仅是质疑，也是困惑，是每一个“逃避的、废柴的、自私的”但真实的人都问过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吗？我要成为的，就是这样的人吗？
显然，如果“好”比“真实”重要，“做自己”的整个大厦就坍塌了；但要是失去“好”的层面，它也终究会被死气沉沉的一片灰暗所吞噬。
只有一个办法能破解僵局，就是把“真实”和“更好”两个维度重新统一起来。
所谓“做自己”，简单说来，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那要是一个人已经听从了自己的心，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其实没有，ta还要问问自己，听从的是哪个部分。
我们把心抽丝剥茧，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却猛然发现，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一致的自己。既想要安稳清闲地当个公务员，又想要热火朝天地创业致富，想要月亮也想要六便士，每个想法都是真的，而什么是更“好”的想法？就是更真的想法。
换句话说，就是“以自身为目的”的那些想法。
是想要独身，但不想被人指摘，也害怕没人养老的生活，所以选择孩子吗；还是虽然人人都讲独身更快乐，但由衷喜欢孩子，还想多要几个？
哪个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更真的想法，旁人全然没有评断的权力，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的法庭：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探视清楚每一个抉择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甚至可以狡辩，可以骗自己，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自己唯一的法官。
而这是多么大的负担，近乎英雄主义的要求。一个人骗得过世界，对自己却无处可逃，那双审视的眼睛始终观照着，随时准备宣判自己。
或许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暂时闭一下眼，在欲求、恐惧、逃避、软弱的自己中歇一歇，就让我们去吧。
二、做更好的自己，是否是另一种规训？
既然，“更好的自己”是完全主观的事，下一个迷惑便随之而来：做更好的自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吗？是不是除了怪罪“要用一生来治愈的童年”，每个人都没有做不到更好自己的借口？
如果我们一边呼吁人们“做更好的自己”，一边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每个个体，那就跟说“独立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每个人都应该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在北京没有年薪300万不足以拥有自己的人生”一样，是一种伪善，是抛弃了绝大多数人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口号。
前段时间有一部女性题材的纪录片，其中一集讲到一位全职妈妈，她天天在家，逐渐焦虑失眠，不快乐到让孩子都忍不住劝她，“去追求你喜欢的事情吧，活出自我”。
听上去非常善解人意，跟我们平日说的、听到的开解也十分相似。可是，没有人去探究，她为什么渐渐失去了自我，追求喜欢的事和她所承担的母职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让她没办法同时做到两件事。
娜拉应该出走，可出走以后呢？
如果不能提供支持，仅仅谈“做更好的自己”，反而会成为新的暴力。我们可以简单指出人们忘却自我，而不去看到ta背后的压力，我们鄙视别人的软弱，而不管ta现实的需求。
为什么你不做自己呢，明明你可以做到的啊？尽管60分就能活下去，为什么你不想要90分呢？
可是单独凭ta自己，真的做不到90分啊。叫醒了铁屋子里的人，让ta瞥见了自己的不幸而不伸以援手，已经足够心碎；还指责ta不努力去往外面的世界，就称得上严酷了。
于是，人们为自己感到羞愧，或怨恨他人，或质疑自己，一个美好的宣言，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更大的分裂。
近几年的社交媒体上越来越流行“真小人”，人们追捧这种人，因为觉得比起说风凉话的伪君子，真小人很真实，代表了无能向上的某部分自己。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人们下意识地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选择，完全忽略了真君子？
因为真君子，事实上就是更好的自己，舆论对真君子的质疑，对应的现实是人们无力向好。
一方面，每个人必须以个体之躯与大环境的困难斗争，只有变好的义务，却很难有求助的权利；另一方面，举目望去，“好”的模版非常单调，如果一个人心中的好不属于其中，ta就只能在自己和社会之间二选一，选择哪一个，都有随之而来的痛苦。
这也是为什么，一种非典型的“好”开始被我们所关注，比如《螺丝不肯拧紧》的陆庆松，比如《平原上的娜拉》中的刘小样。
打开豆瓣，三不五时地就会看见一些都市传说，某人的90后同事突然出家了，才发现寺庙里原来有好多清北毕业的；某人的女性朋友在大城市打拼到中高层，有一天突然辞职卖房回家种地去了，一天天都过得很开心。
近年流行的许多影视作品，也有许多“都市边缘人”，本来被主流价值观认为是不值一提的人，被描绘为像“烟囱里排出去的烟灰一样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人，却仍然能够坚持演奏，自得其乐地聚在一起生活。
当我们看见他们，心中的某个部分就能喘一口气，哦，原来这样也可以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还是能做到的。
做更好自己的渴望，或许一直蛰伏着，它也许会永远蛰伏下去，除非得到一些耐心、一些帮助，或是有时候，能够遇到一些同类。
三、不存在“我就是这样的人”
关于“做自己”，最复杂也最多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真实，也可以说，是关于塑造。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日剧《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大豆田的妈妈既想要抛夫弃子追求自由，又想要留在家庭之中，让大家都开心。她的爱人说，这都是真实的她，怎么选都是她自己。
这是真的吗？
不妨换成这些更熟悉的网络争议：一个女生喜欢穿JK制服，同时又想要摆脱被凝视被物化的身份，这两种愿望是同等的吗？她觉得穿JK的自己很可爱，可是为什么JK会让人显得可爱？为什么她希望自己是可爱的？
一个化妆的女生怎么才能确定，到底自己想要化妆是为了取悦自己，还是取悦别人？
大豆田的妈妈，她想要留在家人身边，想要让他们开心，这份心情完全可能是真诚的。可如果仅仅考量到这里，对于增添她的幸福似乎毫无帮助。
我们要问的是，她的这个愿望，有多少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从小到大可以得到身边人和社会的鼓励赞同，而相反的想法会被打压？
会不会是她的某种渴望能让家人开心，相反的想法却会造成冲突，而她的性格特质不喜欢冲突或者喜欢让别人开心？这种力求和谐和自我奉献的特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做自己”从来不只是自己的事，我们无法完全脱离环境去讨论“自己”。困难在于，有一些环境，本身很可能正是这个人需要摆脱或克服的，但由于长期去适应环境，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个性和愿望是自己的，哪一些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的伪装。
之前网络上掀起一阵关于全职主妇究竟是否可取的讨论，不同立场的两方吵到不可开交乃至互相鄙视，支持的人觉得，这是她自己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有权阻碍她的自由；反对的人则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没法谈个人意愿是否真实，何况这么做还会压缩女性的公共空间。
这样的争论或许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双方完全在不同的层次上论证。
谁对谁错？不妨参考福柯的意见，为了解释“自我”的问题，他区分了“解放”和“自由实践”两件事。在很多人看来，解放即自由，把人从压抑他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他就是自由的了。
但是福柯说，这种观念是有风险的，“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类的本性或基础，作为某些历史、经济以及社会过程的结果，并且它一直受到压迫机制的掩盖、疏远或约束。依据这种假定，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压迫局面，从而就会获得自我和谐，重新发现自己的本质或者重新与自己建立充分而积极的关系。”
但是并没有这样一种本性，也从来不存在“我就是这样的人”，甚至不存在“是人就一定会需要这个”。
在压迫之下，无法界定女性的选择是否完全是自由的，但即使解放了，每个人仍然需要运用自由，来探索自己的意愿，也许她会发现，自己才是真心想穿高跟鞋、化妆、当全职主妇。
认为她们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和从前认为她们只有这样的愿望一样，是我们过于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
再比如很常见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虎毒不食子”，它暗示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找到人之为人的那个单一“本质”，和人作为种群成员的固有特征，好像所有存在过的人类，都有同一个本质，那就是都天生适合当家长。
这种想法，在人性越来越复杂和多样的现代社会，无疑已经不再合适。
回想一下，当下的这许多话语，让我们无意识地对于世界和人怀着怎样的一种印象？是不是认为人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淹没在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活中，每个个体可有可无？
这种以“我们”代替“我”，以普遍性代替个别性的心理，早已深入生活日常。
反过来看，这也是“做自己”最革命的一面：如果每个人都去“做自己”，世界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人，而不只是一种人的复制。
这像是一种魔法，让被合并同类项后的“十颗水果”，还原成了三串杨梅、五片西瓜、两只椰子。在这个更多风味的世界里，大豆田妈妈或许可以重新理解，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四、把自我作为道德
关于“做自己”的所有困惑，都无可避免地指向一点：“做自己”和满足他人，以及适应社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如此，“做自己”是不是自溺自私的不道德行为？
答案是恰恰相反。
晚年的一次采访中，福柯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当自我关注与关注他人相分离时，它是不是有变成绝对之物的危险？自我关注的这种“绝对化”，难道不会成为向他人行使权力（从控制他人的层面而言）的方式吗？
他的回答是：“不会，只有当人们不关注自我，并且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之后，控制他人和向他人行使专横权力的危险才会出现……那个观念很晚才出现，即当自爱变得可疑，并且最终被认为是各种道德过错的来源之一时，它才会出现。”
自爱何时变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关注他人和自我奉献，为什么就成了比关注自我更好的品质？
说到底，为什么“做自己”会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正是人们的自我觉醒了，发觉在主流话语和现实标准中的“好”不仅越来越难以完成，而且本身并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为什么我的人生是另一项事业的手段，而不是自己的目的？
不去考虑这些事情的人反而是不道德的，这听起来有点违背常理，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完全按照“现实”的逻辑去行动，无疑最容易获得现实的好处。假如只想要这种好处，人们根本不需要做自己，只需要去理解现实，依据现实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就可以。
这样的人听起来很罕见吗？绝非如此，回想一下大名鼎鼎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
阿伦特旁听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她试图说明，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犯下巨大的罪行，并且完全不感到自己有罪。在这样的背景下，阿伦特认为，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一个不考虑如何与自我相处的人，反而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
艾希曼的恶行是罕见的，但若是换一个时代，他不过就是一个擅长接受现实、服从指挥的“普通人”。
而和艾希曼相反，“做自己”的人，需要在现实之外，另外建立一套内心标准。
毫无疑问，有了两套标准，就会出现不一致的时候。不一致有时候是痛苦的，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你甚至能听到自己的灵魂与现实格格不入，被搅动被磨损的声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聪明点，放弃“无用”的内心标准？
因为我们是人，而非机器。多出来的这套标准，增添了心灵和世界的深度，也是正义的真正保障。面对现实中失意痛苦的人，人心中的那套标准可以告诉ta，这不是你的错。
五、尾声
对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历史上有过数种答案。在宗教时代，人要做神的子民，该做什么自有教义裁决；在启蒙时代，人应该听从于理性的要求，做进步者。
所有这些答案，都有着明确的好坏标准，当人彷徨迷惑时，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他不能做他意愿的善”时，总有一个外部的力量来引导或者裁决他。
而“做自己”，是这几个答案都陆续破裂，失去了可信度之后，被提出来的新答案。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具备公共的标准，因而在过程中，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与别人”以及“我与自己”之间的拉扯。但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这一份拉扯感，正是我们为彼此的自由与幸福作出的努力。
做自己是一项浩大的重新制定标准的运动，运动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没有定论的未来。
对于参与其中的人，召唤我们的并非未来的胜利，而是每一个塑造自己的瞬间，是过程中无数的选择、遭遇、新的渴求、欣喜、伤痛，这些点亮生命的时刻超越了任何一种结局，让人最终可以坦然地说：我曾活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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