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ID:xianweigushi),作者:唐山,编辑:卓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又该找工作了”,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在线教育圈内人心照不宣的暗号。


今年以来,针对课外辅导机构、在线教育的政策频出。


5月,多家民营教育公司上市、融资、定增暂停,不少在线教育机构曝出裁员新闻。


吴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已连续几年定增遇挫,在意见发布后,吴川在公司内网看同事发帖,只有四个字:“市场死了。”


吴川没拿到上个月的工资,公司没给任何解释,吴川也懒得去问:


“老板们准备跑路了呗,给自己攒点儿跑路钱。同事、媒体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让他们去知乎上搜,有不少曾经的老员工在上面发过帖子,我只能说——里面说的都是真的。”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包括吴川在内等教育行业从业者的故事,他们之中:


有的人曾是公立学校老师,跳槽去了培训机构后发现,机构内不强调教育本身,更强调“课程系统”,只要能做好的PPT、能引流,就能拿到“百万年薪”;


有的人是培训机构负责人,断言今年50%的线下培训机构都会消失,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教育机构会走向“黑市化”;


还有的人是国内上市在线教育机构中层,公司中高层没人真正懂教育,连自家的线上教育平台都是在外买了软件,1个月后匆忙上线,只为换取股价大涨30%……


教育本是关于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事,但在混乱的市场机构参与下,这个生态链涌入了资本、机构、业余教师、家长,数万亿的庞大市场里,没人关心学生和教师本身。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这几个月,吴川过得非常焦虑,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等“教培新政”的具体措施。


研究政策动向,这本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功”。但这次不一样,吴川明显能感到,公司里每个人都开始找下家,包括高管。


吴川所在的公司是国内一所知名上市教育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K12全科辅导、学校信息化建设、留学咨询等,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


去年疫情爆发,公司才意识到需要增加线上教学平台,临时指派吴川带领团队做线上平台的研发。


作为一个年净利润近4000万的教育集团,该公司曾设置两个部门做线上平台研发,但做了两年多,吴川发现,


“居然都只是做了个框架,根本用不了,还有一部分是抄竞争对手的架构。”


最后,吴川无奈之下在外面买了个软件,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匆忙上线了。


疫情导致学校无法开课,学生不得不用在线教育软件跟上学习进度,这也让在线教育行业在2020年吃尽了红利。


吴川的公司也不例外,即便是一个匆忙上线的软件,也让公司线上线下业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仅三个月,股价也跟着上涨了近40%。


好景不长,2021年初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问题。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陈宝生说,“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紧接着,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整顿校外机构。3月初,北京朝阳区、昌平区相继发出继续停课整顿的通知。


4月,重庆开启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主要围绕违法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组织或者参与培训行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纲培训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这次政策调整的密度、力度都和以往完全不同。”吴川说道,本来教培行业的流动率就比较高,一般来说,企业人才流失率在每年10%左右,教培行业则在30%左右。


今年政策动荡,很多人觉得培训机构很难再继续做大。


“人心一散,大家都各谋出路,大部分教师对培训机构也缺乏忠诚度。”吴川说,尤其是原本名校偷着出来教书的老师,很快就走了,紧接着生源就会跟着受影响。


更糟糕的是,吴川所在的公司虽然处于一个超万亿的大市场,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却并不匹配市场的规模。


“很多经营者没有完成从名师、培训者再到商人转变,”吴川说,“至少在我们集团,无规划、无问责体系、无决策制度、无监察部门。”。


“之前为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文件、财务数据上”,吴川说,“有天,老板开会突然说,‘上市公司原来还要披露信息啊’。”


此前相应工作都交给外包公司做,直到被罚款,大老板才知“上市公司需信息披露”这样的常识。


图 | 在线教育行业作假层次不穷<br>
图 | 在线教育行业作假层次不穷


“他们根本不是企业家,培训的金融化制造出一批傻子,”吴川说,“卡住培训过度资本化,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许有一定好处吧。”吴川说。只是作为代价,吴川自己的职场前途亦堪忧。


50%的培训机构活不到明年


“公立教师不来、不超纲教学,培训机构就没饭吃”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大概50%的培训公司今年会死。”陈峰说。


2013年,陈峰结束了“北漂”生涯,辞职回江西老家创业做教育培训。如今陈峰任校长的培训学校中,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万元。


之所以能得出50%这个数字,主要是陈锋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推算,未来“小升初”的培训市场可能会消失。


但在江西,陈锋所在的城市里,当地近一半的培训公司靠“小升初”培训养活,这也占到陈峰所在培训学校的近一半业务。


“很多人以为K12培训很赚,但其实市场空间并不大,盈利空间也很小。”陈锋补充说。


陈锋的机构一个暑期班每人收费3000元,一个班不超过30人,也就是9万元左右一个班,还得算上增长的人工、房租、以及获客成本。他表示:“如果是高考补习班,需要配9科老师,最起码要配齐5个主科老师,都要发工资、课时费,一个班下来,至少亏两三万元,没人能办得起。”


2015年,国家正式下令,严禁公立教师在民办学校中兼职。据陈峰回忆,当年就有好几家培训中心关门。


如今,包括陈峰的学校,80%以上的教师仍来自公立学校,但公立教师们遮遮掩掩,除了假期,日常不会接课,民营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大大增加,


“干培训,如今利润率已从2015年的30%~50%左右,降到如今的10%。”


2018年时,培训市场空前火爆,但分摊到陈锋所在的机构上的利润却没有增长,甚至被竞争挤压到逐年递减。


陈锋想不明白,培训的利润率逐年下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涌入市场?


原因就在于,2017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因“减负”后,中小学放学时间提前了,家长无法管控。


该《意见》提出,学校可以引入民营培训企业,办一些选修课,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补偿,这可击中民营培训机构的兴奋点。


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民营机构开办的“素质教育课”、“科学课”纷纷挤进校园,大多数课的水平低下,甚至找不到专业老师,只好放录像。


这种“素质课”会利益均沾,即当地几家大培训机构各切一块,体现出基层教育系统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


对学生来说,则比较痛苦,周末必须到不同地方去上课,有的城市将“素质课”与中考挂钩,学生不敢不上,但去了也就是签个到——“没人认真讲,也没人认真听”。


“对培训中心来说,开‘素质课’是不赚钱的,但给了一个吃进公立学校的机会,里面有不少商机,比如帮着做PPT,好多学校有宣传的需要,拍视频、网络发布等,一年也有两三万经费,此外,双方还可以合作办学。”陈峰说。


在培训市场金融化之前,民办学校最重要的增长方式是“开分校”,与名校合作卖入学资格。


招生者会明确告诉家长,没有“学区房”,想进名校的难度很大,但进了分校,只要钱给够,可以保证孩子高中上名校。


这是培训中心眼中的一片“蓝海”。只要能与名校建立联系,他们宁可做赔钱的“素质课”,宁可多花钱搞装修,表示自己有实力、很“靠谱”。


“现在的新政把教育机构和公立学校的连接彻底断开,相当于直接砸饭碗。”陈峰说。现在,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专学历的PPT“名师”


“只要会做课件,就能帮助机构扩张品牌,吸引到更多‘煤老板’加盟”


如今,机构、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有些不愿意花钱上培训班的家长可能在拍手叫好,他们觉得自己孩子上不了,你们也别上,这样最公平,”张晓鹏说,“但实际上,有能力上课外培训的家长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哪怕一对一、请私教,他们都能找到门路。”


张晓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公立中学做过四年语文老师,后来转行去了一家培训机构做招生老师。在培训公司,张晓鹏见识了什么是“考试民族”:


有单亲妈妈带孩子来报名的,单亲妈妈的月收入才1000多元,反反复复砍价;


有一家三代带孩子来报名的,生怕孩子上课不认真;


还有报不上名,父母当场给校长下跪的……


2018年,张晓鹏又辞职来到北京。让他吃惊的是,在教育机构呆过一段时间后,自己忽然变得很“畅销”:他去几家培训公司面试,成功率达100%。


一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的HR还打电话来劝张晓鹏,


“在我们这儿,最好的老师能拿到百万年薪,您还犹豫什么啊?”


张晓鹏的心思被说“活”了,他加盟了这家公司。


第一个月的薪水让张晓鹏吃了一惊——才7000元。问同事才知道,拿百万年薪的要么是大学教授、有社会知名度,要么自带流量,能拉新学员。


此外,张晓鹏还发现,教语文的同事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至少有硕士文凭,但很少是中文系毕业生。可不是学中文系的,该怎么教语文课呢?


原来,大家讲的都是文史知识。2018年起,高考语文改革,一夜间,“大语文”培训风起云涌,甚至被炒作成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教各科的老师突然都变成了“语文名师”。


“名师”拿单模式很简单,讲几节示范课,挂到网上,家长会带着孩子试听,只要能用文史知识“镇住家长”即可,“家长有几个懂语文的?”


“大语文”的最大成果是,一些培训中心出现了专业的PPT制作师——他们不仅能把页面做得漂亮,还能穿插进更多抄袭来的“文史知识”。


这被不少培训机构称为“课程体系”,主要通过连锁的方式售卖,作为加盟连锁的支持。


这让教育培训从重视教育质量,转变成了重视营销效果,毕竟,更好地包装自己的这套课程体系才有助于品牌扩张复制,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吴川回忆,2018年到2019年,连锁、加盟成了民办培训业的热词,所有大公司都在疯狂扩张,也包括吴川所在的教育集团,来加盟的,多是煤老板、开钢铁厂的、做小出口贸易的、开小加工厂的。


“他们以为干培训的利润很大,又没有相应资质,特别愿意和北京的品牌培训公司合作,”吴川说道,“在一些四五线城市,一些民办培训中心有‘清华、北大冲刺班’,可一打听,老师只有中专文凭。”


这些公司有两大问题,一是只想花几万元持牌,方便招生,不想被管;二是短期行为,如招生情况不理想,可能卷款潜逃,将一切麻烦都甩给品牌培训公司。


在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张晓鹏一度曾转型去做品牌市场,好赚一笔“快钱”。


可一打听才知道,各大公司在北京一般不设市场中心,而是放到成都、昆明等低收入城市中,他们被称为课程代表,月薪仅四五千元。


一旦被录用,白天上班,晚上要回答客户提问,必须24小时在线,如未及时反馈客户提问,遭到投诉,就会被罚款,等于几天全白干了。


“那是培训业的一个‘血汗工厂’,你干不了的。”同事告诉张晓鹏,这种岗位只招20多岁的小年轻,从没听说哪个30多岁的人能坚持下来。


靠教师引流,也靠教师节流


“出现问题先砍掉教师,但想培训的家长依然很多,就看你有没有门路”


2020年,疫情让张晓鹏陷入困境,没有课时费,基本工资也只发一半,一个月只能拿到3000元,可他租房就要花2000多元。


更麻烦的是,张晓鹏已33岁,父母开始不断催婚。连80多岁的姥姥打电话过来说:“我也快闭眼了,我还能看到你的媳妇吗?”虽已过去一年多,提到这些,张晓鹏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在民营培训公司,谁能赚到年薪百万?


张晓鹏曾做过一个统计,他认识的月薪2万元以上的教师,大多在公立系统中有积累,或者仍在其中,靠师生缘、地缘等,成为培训中心管理者“不愿得罪”的人,要么就是能带来新客户。


“大语文”刚火爆时,找名人到地方搞一轮演讲,当场就会有无数家长带孩子报名。张晓鹏所在公司的强项是在线教育,“大语文”不像英语、数学等科有硬标准,往往是“赢家通吃”。


张晓鹏算了一下,全北京能拿到百万年薪的头部教师,可能只有七八个,从中位收入水平看,低于其他行业,“普通人想当名师,拿到百万年薪,几乎不可能”。


吴川也表示:“为了上市、做品牌等,2018年~2019年,确实有一些头部教师能拿到百万年薪,但市场一下滑,优先砍的就是他们工资。”


今年5月,跟谁学、新东方在线、高思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业,被顶格罚款50万元。


其中,新东方名师风采栏的103名教师中,76名教师的实际教龄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


各个教育机构股价大跌,市值蒸发数百亿,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裁员潮。据36氪消息,高途宣布裁员30%, VIPKID裁员比例高达50%,字节跳动旗下的教育业务即将进行大范围架构调整。


张晓鹏认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被在线教育机构一窝蜂聘请进来的课程代表们。”此外,还有那些企图通过课外培训让孩子跳跃阶层的家长。


在张晓鹏所在的东北某五线城市里,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我们那儿,年轻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张晓鹏说,“老一代人外出打工,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自然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家长们普遍认同培训,他们很少陪伴孩子,当他们想关心一下孩子、为他们付出时,总是“首先想到培训”。


陈峰认为,这一轮“培训新政”压力更大,因为引入了利益机制。


2018年后,公立学校“减负”后,如何填满孩子们多出来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方案;如今,允许公立学校开“课后兴趣班”,而且允许收费,在陈峰的小城,收费标准是540元/学期,该城每年级约1.5万人,这就是每年1.46亿元大生意。


有了这笔钱,公立学校就有动力把民营教育机构挤出市场。


为了多挣钱,一些公立学校已取消了午休,这样下午课后兴趣班原本只有一节课,现在就变成了两节课,可以多收费。


“今年我们那个小城也实行中考50%分流,即只有50%的学生上高中,剩下的上中专、中技,去年则是60%上高中,压缩了10%,对民营培训机构影响不大,不过是减少了1500名生源而已,不如公立学校可以收费办班冲击大,不过每年1080元的费用,在我们这里不是一笔小数。”陈峰说。


该如何应对“培训新政”?陈峰的答案是“挺下去”,因为地方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会留有余地。


从过去几年看,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最近两三年可能会是民营培训公司发展的低潮期,很多公司可能会“黑市化”。


“没有一家民营培训公司是自发产生的,都是市场有需要,才涌现出来的。”陈峰认为。


至于吴川,他则很认真地说:“我真的是要找工作了,没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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