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没玩笑。
在位于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有一片上百亩的麦田。
这是咋回事？
这其实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位于北京北三环联想桥边，毗邻中关村，离天安门只有8公里。
每年一到这时候，金黄灿灿的麦田与周围林立的楼宇交相辉映，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那能在这里占下这么一大块地，种的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据估算，这片土地的面积约90862平方米，附近房价约6万每平米，估算下来总价值约54亿元，按照再进一步推算，每斤小麦的成本竟然高达6000多元。这还只是按单层面积，要是像周边一样开发十几层的建筑，价格就更夸张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最贵，但应该妥妥是国内最贵农田了。
不愧有人说，这片黄灿灿的不是麦子，而是金子。
既然如此，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区，交通设施和便民硬件都造价不菲，像建个商圈、盖个写字楼，开发个住宅，都能做到把这块地物尽其用，附加价值也非农业能比得了的。
这么贵的地，为什么偏偏拿来做农田呢？
换句话说，一块田而已，你去哪种不行呢？
其实不光我们这样想，这么多年来众多开发商一直都对这块地垂延欲滴，频频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去找各方游说，但奇怪的是，直到现在这田地依然岿然不动。
而当我们试图寻找原因，才发现原来这片看似平静的麦田中，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腥风血雨”的故事。甚至因为关于这块地皮的争夺，还“撕破脸皮”闹到了当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那里去。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这块田的“主人”——中国农业科学院。
那农科院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去保住这块地呢？
01
说起关于这儿的历史，其实比新中国的年龄都大。 1938年，日本人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实行对占领区农村经济的控制掠夺，达到就地解决军需供应的目的，在北京建立离一个中央农事试验场。
两年后，又将这块地改名叫做华北农事试验场。 经过不断的扩充，华北农事试验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7个省市、拥有5个支场、1个分场、2个试验地、13个原种圃，共有600多名职员的庞大的农事试验网络。 比如，在江苏镇江建蚕桑试验场，在辽宁兴城建果树试验场，北京这里的试验田，则种植农作物、蔬菜和牧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北农事试验场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接收，再次改名，更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农事试验场与林业实验所、畜牧试验所、兽疫防治处和河北省农业改进所合并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由于农业科学发展的需要，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扩建为中国农业科学院。 那当时这片试验田有多大？ 大约有4000亩，差不多和北京CBD面积差不多。
别急，其实这么大的农田在当时看来并不稀奇。因为那时北京城区面积要比现在小得多，出了西直门，一直快到今天的知春路，也就是字节跳动、小米这些公司梦开始的地方，都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荒地，除了试验田，剩下就是一些坟地和菜地。 所以说，农科院当时可是北京的“大地主”。 但随着北京城区不断扩大，试验田的面积也在不断萎缩。 上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有关单位从农科院直接就划走了100多亩地。 本来答应在青龙桥还一块试验田，但是后来因为“文革”开始，农科院的人员都被下放，领导班子也换了人，慢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这段时期也是农科院试验田急剧减少的时期。 中国农科院院志记载了这一巨大变化：1966年，农科院的土地约合80万亩，1978年则锐减至约11.6万亩，这里面的减少自然也包括了北京城内的试验田。
“文革”期间，农科院的人员全部被下放，北京的试验田无人管理，渐渐被其他单位占领挪作他用。甚至还有单位开始时通过一些私人关系，向农科院“借地”存放建筑材料，但“久而久之这地就要不回来了”。 “文革”结束，农科院恢复建制，粗略估计，在北京城内的试验田大约还剩下600多亩。 而在最近30年，这600多亩试验田还在继续减少。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修建三环路的需要，试验田被联想桥拦腰分割成南北两片。 原来的水稻田则被作物所出租给了街道，盖起了百货批发大棚，来解决社会人员的就业以及周边居民的生活购物问题。 起初讨论这个出租方案的时候，党组也有不同意见。但是作物所的困难的确很多，事业费不够，老同志也越来越多，负担沉重，而且后来作物所又在昌平有了新的试验田，所以出租方案最终被同意。 根估计，联想桥两边的田，再加上农科院院子里的田，真正做试验的大概还剩下400多亩。
而就是这剩下的400多亩，也有不少人打主意。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部门曾想征用农科院东门外、联想桥南的150亩试验田做锅炉房，并把这一规划直接“通知”了农科院。 但农科院得知这一事情后，表示非常反对，并联名给中央各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作出批示，让北京市委研究处理这一问题。 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件事情，请来规划部门、纪委的同志和农科院的老院士们座谈商议，会场大概到了有五六十人。 会议开始后，农科院方先发言。因为都是知识分子，老院士们刚开始讲话都是文邹邹的。 他们的论据大概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之所以要留下这块田，不是为了种，而是因为它离农科院近，就像医生离不开病房，农业科学家也离不开试验田，做个实验还要坐车去郊区，不方便。
第二，农科院的试验田越来越少，就剩这点地还保不住，农业科技任务往哪里放？一些重要品种的科研攻关项目往往要持续10年以上，有的科研项目周期甚至长达20年，项目还没做完，地不能就没了。 第三，对于农业试验，国外也非常重视。以英国为例，有一块试验田坚持做了长达150年的农作物实验，为了保护这块地，英国政府甚至专门立法，所以长期没人敢动，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 说完之后，会场下顿时一片交头接耳。
不一会，一位规划单位的负责人开口了，他说道：“你们农科院那块地，早在1955年就已经被我们规划为锅炉房了，现在被征用是合理的，是按规划行事。” 语气中并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提及刚才院士们提出的问题。 这下坐在对面的一位名为鲍文奎的老院士立马就急了，站起身来回应道：“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我知道这块试验田有多大。1955年的时候，西直门外这一大片，荒地多得很，如果当时你们就作规划了，为什么不把锅炉房规划到荒地上，偏偏一定要规划到农科院的试验田上呢？这只能说明你们想无偿占掉农科院的土地，不重视农业科技！” 此话一出，当场氛围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大厅里鸦雀无声，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规划单位被这一通话弄得猝不及防，本以为都是些“文人”，好处理，吓唬吓唬就完了，没想到农科院还有这种“硬骨头”，让他们直接有些下不来台。 那这位敢于“硬怼”规划单位的老院士，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02 说起鲍文奎，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但他的一个学生你们肯定知道。
这个人叫袁隆平。 1961年，还是中学教师的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尽管这与当时占绝对优势的水稻无杂交优势的观点相冲突，但在袁隆平的心中已萌生了杂交水稻研究之意。 猜测有了，理论依据去哪儿找呢？ 按理说，这种问题应该去请教业内最权威的人士，当时他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人名——鲍文奎。
鲍文奎既是我国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创始人，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归，曾得到过现代遗传学之父摩尔根的真传，毕业后婉拒了美国人的邀请，回到了百废待兴的中国。 和他搭乘同一艘轮船回来的，还有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沈善炯、涂光炽、叶笃正..... 为此袁隆平母校的恩师管相桓教授生前很推崇鲍文奎，曾向他多次提到过这个名字。 但问题是，当时袁隆平只是湘西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师，而鲍文奎则是农科院的顶级科学家，俩人素昧平生，该如何才能联系到他呢？ 当时又没有微信微博，写信写电报又不一定能送得到。 于是袁隆平脑袋一热，那就亲自去一趟吧。 他用学校的饭票换了十斤粮票，并取出准备买自行车的钱，趁着暑假从安江乘汽车爬过雪峰山，到长沙再坐火车，花了两天多来到了北京。
好不容易才找到农科院作物所，袁隆平在车上两天没洗澡，一身汗渍渍的，还散发着气味。门卫问他找谁，他说找鲍文奎研究员。门卫要他拿介绍信出来登记，袁隆平哪来介绍信，他搔了搔脑壳撒谎说：“我是他的学生，是从湖南来看他的。” 于是门卫送他到鲍文奎的办公室。 听了袁隆平的来意后，鲍文奎并没有生气，当时一般青年学子大都随风倒，怕犯政治方向的错误，不敢问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这时竟有人勇于质疑，他心里暗暗高兴。 他不仅就育种学和袁隆平聊了很久，还开放了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给他，让他随意进出——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里就算是中国最丰富的智库。 袁隆平读到了许多在外面读不到的外文资料和前沿论文，发现原来经典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益——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是在经典遗传学的基因学说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 “自己的想法原来是有据可依的”，这更坚定了袁隆平做杂交水稻的决心。 临走前，鲍文奎还鼓励袁隆平在科研上要敢于大胆探索，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回去后，袁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的“三系配套法”，从此向水稻雄性不育之谜发起挑战。 后来他感慨道，幸亏那时及时解开了疑惑，否则研究思路完全走错了，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
与此同时，鲍文奎自己研究的四倍体水稻项目也有所进展。 1960年，他发现同源四倍体水稻的低结实率问题可以通过在四倍体水平上的杂交和选择得到解决，并认为大量制造人工多倍体资源是多倍体育种的关键。 于是他广泛征集各种水稻品种，将其诱变成同源四倍体，并进行广泛的杂交和杂种后代的选育。到1966年，四倍体水稻原种已积累到70余个，正在选育中的杂交组合也达数十个。 通过品系之间的广泛杂交和选育，八倍体小黑麦的结实率与种子饱满度得到明显提高。 但正当实验一切顺利时，“文革”开始了，鲍文奎的研究遭到了中止，还被关进了“牛棚”。 6月，实验地里的小黑麦成熟了。那些宝贵的育种材料如果没人来收，就面临着全部坏死的厄运。鲍文奎焦急万分，最后认定只能豁出去了，秘密抢收。他白天要挨批斗，没有机会。所以就一大早起床，趁人们上班前的空隙时间，紧张地扛着木箱，拿着记录本，悄悄地把1200多个小黑麦新品系收了回来，分类装袋，存入办公室的种子柜里。 后来风声走漏，他遭到了更凶狠的批斗。 直到1969年，他才获得“解放”。然而3年过后，大多数实验材料丧失了发芽力。四倍体大麦和四倍体黑麦全军覆没，四倍体水稻和八倍体小黑麦损失均在2/3以上。 
回到家后，还没呆几天，袁隆平又出现在了他家门口。 原来是他因为迟迟找不到野生稻，研究陷入了僵局，于是赶到北京来请教。 当时鲍文奎认为在自己刚受到冲击，没有人敢来接触他，看到袁隆平居然来了，高兴得亲自下厨在家中招待他吃了一顿饭。 在一番指点和交流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又得到了启发，心满意足地回去继续搞育种去了。 后来鲍文奎在北京以幸存的约三分之一的小黑麦品系继续杂交选育，研究八倍体小黑麦。同年，他将几个最好的品系定名为小黑麦1、2、3、4号，开始小面积试种。 这是在世界上首次将异源八倍体小黑麦应用于生产，育成的“小黑麦2号”、“小黑麦3号”以及中矮秆的八倍体小黑麦品种“劲松5号”和“黔中1号”在贵州高寒山区和丘陵地区得到了引种和推广。 1975年，小黑麦种植面积达800公顷，平均亩产111公斤，比黑麦增产44.8%，比小麦增产66.4%。到1978年，小黑麦种植面积达2.66万公顷。 知名学者李先闻在自传中回忆对鲍文奎的印象时写到：“他两眼炯炯有光，一副聪明相，是有天才的人，他对于数学有高深的造诣，不大爱说话……”
而正是这位在不大爱说话的院士，在关键时刻为农科院冲到了保卫试验田的最前线。
在他之后，许多老院士都站了出来，有人提出，农科院承担的都是国家农业科技项目，唯一的基础是试验田，没有试验田怎么做试验？这是专家的命根子。 还有人说，大钟寺是著名古迹，盖锅炉房也与文明古迹不相称。根据事先做好的调查，陈万金给锅炉房提出了其他合适的选址建议。 最终，北京市政府采纳了农科院的意见，这片在联想桥南的试验田才得以保留下来。
当然了，处于城区的试验田并不是没有弊端。 因为地处闹市，城市的热岛效应使得三环边的这个地方温度相对要高，因此作物的成熟期比郊区大田里的要早一个星期左右。 即使到了冬天，这里也不太冷。对这些对农业试验来说，是不利于观察试验品种的一些其它性能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恰恰是这个不利因素，在研究员们的努力下，也换来了一个意外之喜。 这个惊喜，叫作“中麦629”。 03 何中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品质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的一位科学家。 从小长亲眼目睹过干旱和虫灾的他，每天吃捞面和白面馍便成了儿时的梦想。 于是，学习农业便成了他的最终选择。 1989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何中虎先后到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中国小麦的品质怎么样？” 与国外学者打交道的时候，他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小麦品质常规评价技术体系，品质优良是育种的基本目标，而我国小麦品质研究在80年代中期才刚刚起步。面对近半个世纪的差距，我国小麦虽然产量上来了，但口感还远远不如进口小麦。 何中虎暗暗下定决心，回国后要将研究重点放在小麦品质改良上，让国人不仅“吃饱”，更要“吃好”。 1993年5月，何中虎回国后就承担起小麦品质研究重任。 他从面条开始，经过对成千上万份样品的品尝、分析，最终明确蛋白质质量、色泽、淀粉特性是决定面条品质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他还引入了新兴的分子标记技术，在基因层次阐释面条品质遗传机理，使品质育种有规可循。由此，以面条为切入点的小麦品质评价体系逐渐构建起来。
紧接着 ，他又一鼓作气确定了馒头、饺子等主要食品的品质选择指标，形成了表型分析与基因鉴定相结合，包括磨粉品质评价、加工品质间接评价和5种主要食品（面包、饼干、面条、馒头、饺子）实验室评价与选择指标的中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被20多家育种单位和面粉公司采用，发掘的基因标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广泛使用。 2008年，“中国小麦品质评价体系建立与分子改良技术研究”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如今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吃到软糯弹香、口感醇厚的面食，都有何中虎的一份功劳。
由于他所做的突出成绩，2009 年他还当选为美国作物学会高级会员（当选率为0.3%），这是国际同行对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2008 年，他谢绝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抛来的橄榄枝——一份年薪 12 万美元的高级职位，留下来继续为国内从事小麦研究工作。 同时，他还将获得的中华农业英才奖20万元奖金捐献给专为奖励一线小麦育种人员而设立的 “庄巧生小麦奖励基金会”。
有一年麦收前，北京突然下起了大雨，雨过天晴，太阳灸烤下，何中虎发现，他用来做试验的许多麦子很被烤死了。 这相当于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对于他来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伤心之余，何中虎突然发现有一行麦子还顽强地活着。 由于这片试验田面积有限，何中虎最开始每种试验材料只种了一行，大约半米宽、2米长的样子，“我就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发现了这个宝贵的材料，真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第二年，何中虎将这一材料移至昌平实验田里继续种植观察，还是麦收前又遇到高温炙烤，其它材料都死了，惟独它幸存下来。 由此，我国诞生了一个小麦新品种——在生长后期抗高温性能突出的“中麦629”，最终大面积推广。 “农业生产中最怕的是自然灾害，但对育种来说，灾害有时也是一种机遇，如果没有遇上当时的高温考验，也许‘中麦629’这个品种的优点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也许它就会被当成普通材料而遭淘汰。” 谈到这次无心插柳的收获，何中虎这样说道。
除了何中虎，一大批科学家也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像金善宝、陈凤桐、戴松恩、李竞雄、鲍文奎、董玉琛、庄巧生这些院士们，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带着大草帽，隔三差五弓着腰在这片试验田里工作。 在他们的汗水之下，这片试验田诞生了一个接一个优良品种。 比如“中麦”系列小麦、“中单”系列玉米、“中黄”系列大豆、“京粳”系列水稻等340个新品种，它们的推广面积超过了5亿亩，累计增产150亿斤。 “中黄13”大豆连续9年推广面积全国第一，累计超过1亿亩；“中麦175”是近年来我国北部冬麦区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中单808”是西南地区的玉米主栽品种。 同时，这里还是一系列重要的栽培技术创新之地，比如“玉米温光资源定量优化增产增效技术”、“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关键技术”、“夏大豆麦茬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技术”等提质增效生产技术，促进了作物绿色发展模式的大面积应用，密植高产和机械粒收等核心技术更是连续6次创造了我国玉米高产纪录。
2004年，因为“密闭式人工光植物生产系统”以及“水耕栽培营养液在线检测和控制系统”的研究课题的开始，一个LED用于植物工厂还在农田一侧拔地而起。
这是国内首个智能型LED植物工厂，300多平方米的玻璃房内，是由双列5层育苗架组成的植物育苗工厂，蓝色、紫色的人工光源下，排列整齐的种苗正茁壮成长。
因为外部条件做到了自由可控，这里的单位面积育苗效率可达常规育苗的40倍以上，育苗周期则缩短40%多。
有媒体说：按创造价值的标准来看这块试验田，这里是全世界作物产出价值最高的土地之一。 如此看来，这两块身处闹市的农田，还好30年前没有被规划为锅炉房，它的价值可能远非一般商业价值所能衡量。
尾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一直是个被忽视的行业。 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零售，哪个都比做农听起来有吸引力，从城市的招商引资，产业分布，地产分配，毕业生的就业方向都可以看出端倪。 前些年，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把地刨了搞工业，粮食进口就好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曾说，中国的高房价就是因为18亿亩耕地红线造成的，应该取消这个红线。 那么如果真的放开粮食进口，把农业市场化、货币化，会是什么下场呢？我们身边的印度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在市场化的竞争下，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农民在价格上完全拼不过美国的工业化生产，本土品种被打得落花流水，市场份额被蚕食，大量农民就被迫离农田。 这些农民的就业怎么办？ 于是城市里便有了大量的贫民窟，出现了一个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却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饥饿人口这样奇怪的现象。
前几天，还传出了国际粮食价格正在迅速上涨的新闻：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5月份平均上涨127.1点，环比上涨4.8%，同比上涨39.7%，创下2011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全球多国为保障粮食安全积极囤粮，粮食供不应求；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大国为避免食物短缺，则对关键食品出口加以限制。
但我们身边的粮食之所以没有受太大影响，是因为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进口量占比极小，自给率达到98%以上，进口的主要是一些特殊品种，比如做面包的高筋小麦，泰国的香米等。 那我们的饭碗靠什么端在手里的？
一是中国坚决地保证了耕地红线不动摇，二是靠对农业不断地投入，像农田水利的建设，像粮食补贴之类的。 三是靠袁隆平、鲍文奎、何中虎这样的科学家日复一日的在实验室枯燥的做实验，顶着烈日在田里耐心地育种。 过去70多年，这么多高效育种技术的成功，其实无一例外都是靠这样诞生的。
而假如在粮食自主这条路上更进一步，那么就要投入更多人力，更多财力的，这其中分配更多、更好的土地给农业，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无论均价多少，无论多么繁华的地段，这么昂贵的商圈，在这诺大的城市里，我认为都应该有农业的一席之地。 当我身处聒噪的闹市中，耳边却能听见小型收割机有条不紊地收割已经成熟的小麦，隔着栅栏望着田野阳光灿烂，小麦盈车嘉穗，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踏实感。
毕竟这城市什么都是有价的，但粮食是无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