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9年世界财富迁移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富豪移民海外最多的国家，统计显示，在一年时间内，中国移民海外的百万以上级别的富豪人数，就达1.5万人，位居全球移民人数第一位。
而调查分析显示，这1.5万名中国富豪，最爱选择的移民地分别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这三个国家。
根据全球化智库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的蓝皮书显示，截止到2019年，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已达1073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移民输出国。而排在中国前面的两个国家，则分别是印度和墨西哥。
《2020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表明，在过去的一年，全球100万美元以上的人，移民时选择最多的十个国家分别是：
1、澳大利亚：12000名；2、美国：10800名；3、瑞士：4000名；4、加拿大：2200名；5、新加坡：1500名；6、以色列：1400名；7、新西兰：1400名；8、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300名；9、葡萄牙：1200名；10、希腊：1100名；
在全球富豪进入最多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前五名有两个都是澳大利亚城市。
因此，综合宜居、投资、教育等各个角度考量，这一场疫情，都让澳大利亚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名副其实的避险国家。
中国人为何热衷于移民？
国人移民成瘾的现状，在我国一直都非常明显。无论是家财万贯的富豪还是普通中国人，一旦手里有些财富的时候，多半会移民改国籍，名正言顺成为国外公民。
而且，通过移民来转移资产，中国富豪们也屡屡破记录。
根据亚非银行透露的数据，中国富豪的财富总资产早已超过23.6万亿美元还多，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内，中国富豪的财富总数增速还将抵达120% - 130%。
而随着中国富豪持续不断迁往他国，也意味着这些在中国赚取的财富，也会跟着富豪们国籍的转换，一起被转移到别国去。
尤其在疫情之后，情况变得尤其复杂。新冠疫情导致各国经济持续停摆、全球供应链悉数断裂、各国复工复产时间先后不一、年内世界贸易交易总额下滑下降等等现实情况。
本次新冠疫情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从侧面凸显出了“全球化”的弊端，那就是：西发达国家一味追求降低成本、将零部件生产外包，导致本国工业制造能力下滑、产业链萎缩，进而引发供应链断裂等综合风险。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弊端，重新思考全球化格局，而与此同时，对供应链布局的调整，也成为许多国家在后疫情时间段内的优先事项。
对此，对于中国的财富高净值人士而言，他们的财富与资产，虽然大部分产生于中国，但是他们更关注因新冠疫情而导致的“全球化低潮趋势”对自身资产增值、配置以及后续生活的影响。
因此，为了更好的资产配置和抵御财富风险，自全球疫情爆发以来，逐安全地带而着陆和布局，就成为了更多中国富豪移民的根本原因。
2020年至今，中国正在移民的人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 业务投资者
这类投资人深知新冠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因此放眼全球，希望找到新兴市场，进行业务清盘或重组；同时，将资本更多投资于世界大国发达经济体，以避免本国经济面临经济、政治或社会动荡风险的投资者。
第二类 全球化业务投资者
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国家一致围剿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对中国有诸多拦截与破坏。
而全球化业务投资者为了不使本身利益受损，开始积极寻求欧美等发达市场开展和建立其新实体业务，从而抵抗这一股“去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危机，并借此机会与核心市场的客户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第三类 高净值人群
这一部分人虽然资产规模和财富规模没有前两者雄厚，但为了追求以及享受更为健康的生活环境、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为高品质的生活，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场景，他们一直都在选择更好的去处，也是这一人群一直以来都占据着中国社会的移民主流。
此外，普通且有一定资产的中国人，出于对诸多方面的考量和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会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较为理想，因为始终在不余遗力的选择移民。
而事实上，大量国人移民背后的真正原因，仅在于4个字——教育、资产。
比如国内融创中国创始人孙宏斌，其为了子女就读美国最好的大学，而选择了加入美国籍；海底捞创始人张勇，于海底捞上市之前就移民了新加坡；SOHO中国潘石屹与张欣加入了美国籍，并曾为了让孩子读哈佛大学而向学校捐款两千万美元。
除了教育之外，资产合理布局、避险、避税是他们移民的主要原因。
以上所说的移民，主要聚焦在中国富豪层面。对于富豪而言，移民是资产、教育等顶层设计上的重要一环，并不单纯是为了生活质量或国外社会环境。
但其实他们在国外，也并不一定高人一等。
在给他国奉献大量财富，提供了他国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受到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的监管，甚至在某些层面依然被视为二、三等公民，其在人格与心理上的距离，依然与移民国度原住民有很大的差距。
只不过，这些都被光鲜亮丽的财富投资和国籍等外在所掩饰，并未真正彰显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