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候伯子男、三公九卿、王侯将相、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非常清楚:以上字词不只是单纯的汉字,它们代表和体现的,是中国社会自周代以来,就已确立清晰的社会等级。

当下,中国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正站在全面提升国家实力,振奋民族士气,改善生活质量的风口之上。差异化生活、个性化发展、更为复杂的社会竞争与科技化,都使这一代人面临个体升级,以及过程中最为剧烈与艰难的考验。



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凡事从娃娃抓起,一直都是全社会共识和主流价值观。

百年大计,树人为本。教育首当其冲,担负着社会和国家对民族未来的期冀与责任。

而当全社会都对此形成共识之时,成长中的幼小一代,也因此而陷入了疲劳学习状态: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上不完的培训班、比不完的国际国内大赛……

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前,新生代都以三魂七魄丢一半的代价,拼命投身于学习,挨个闯关升级,最后以找到一份不轻不重、不尴不尬能够勉强养活自己的工作为人生初阶终点线,稍事休息后,继续新阶段冲刺。



因为学习过程太过辛苦,遭遇过“应试教育”炼狱经历的一代人,在进入生命生活自主阶段后,开始以强烈的反抗心理并以最大声浪,发出“滚蛋吧,应试教育!”“让孩子快乐学习,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等反应试教育制度的呼声。

反对应试教育的一代人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再也不能让孩子的天性与兴趣特长,完全淹没在题海学山里;除了学习考试上大学,孩子们的人生旅途中,理应还有别的出路。

于是,在这一阶段反对应试教育的风潮中,很多家长开始给孩子灌输“快乐学习”,并开始执行“快乐教育”理念。



学校和国家教育部门也适时推出“减负”、“少或不布置课后作业”、“下午三点半放学”、“不上晚自习”、“严禁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竞赛”、“学科竞赛成绩不与升学考试挂钩”等看似十分适应民生需求和呼声的教育改革制度、措施。

一时间,全社会都松快了。

打着快乐教育旗号,放松孩子学习监管和要求;以快乐为理由,放松对孩子学习习惯做循序渐进的培养;孩子沉溺于游戏或其他类别的兴趣,也不再斥责;而是以培养孩子多面兴趣爱好为由,四处寻找相应培训机构。

一段时间内,在孩子教育方式和理念上,社会整体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前囿于社会和时代因素,不读书就没出路;于是出现应试教育、填鸭式学习以应对考试这一极端。

随着时代发展,在尚未全面衡量与评估的前提下,自以为从应试教育阶段中觉醒的一代人,又迅速走入了减少孩子在校学习时长、放松孩子学业要求、倾向于培养孩子兴趣特长的另一个极端。

社会大众忽左忽右,非此即彼的教育理念认知,根源并不在于国家教育部门和机构的措施制定与导向,而在于每一个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客观考量。

大环境之下,我们往往只能以最大限度去兼顾全社会需求,却不能针对小家庭等个体差异做出明确的指导或纠偏。教育子女,从来都是家庭为主,学校为辅。

如果一个家庭对孩子该如何成长,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等没有从定性定量角度,做出过客观分析的话,孩子学习和成长就只能随波逐流,受社会风气影响。

因此,所谓教育,客观来说是一国大事;但国家之中,真正实施教育与监管执行的,却是普通家庭自身。



只有父母审时度势,为孩子选择好方向和路径,并在通往这条路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孩子的教育之路才会走得比旁人更清晰而且不耽误时间。

比如,父母是大学教授,就会从小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勤于实践、敢于创新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并将这些习惯以学习的方式固化下来,最终内化为孩子的人格与品性。

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首先会奉行严格学习标准,既考量学习成绩;又充分兼顾和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适当施以快乐教育措施,释放天性;既不会过分偏左又不会完全向右。

如果,父母皆从商,大概率会因为家中不愁吃穿用度且出于家产继承等长远因素考虑,一方面不会过分威逼孩子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又会让他尽早参与到商业环境中,以此锻炼他的社会属性,双向成长为将来做准备。



对于这一类在人生路上能够提供给孩子更多选择路径的家庭来说,一切出发点,都以维系当下社会关系与财富路径为基准。至于孩子在教育过程中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有点不那么重要。

又或者,父母是一般的职场员工,则99%会走逼迫孩子认真读书,以绝对领先的成绩优势拿到名校入场券,考取好大学这条普世认可的金光大道。

在这类父母看来,快乐教育根本就是误人子弟,别人可以快乐,我的孩子可得抓紧时间搞好学习;因为毫无社会关系和自身资产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为孩子规划和提供更好的社会出路。

以上三类,并非家庭教育类型的全部,但也能彰显出一些真相。显然,是否选择快乐教育,客观而言取决于家庭物理环境,和这个家庭对孩子的期望与规划。



除此之外,还取决于人们对“快乐教育”概念的理解与判断。

何为快乐教育?

客观而言,中国社会这股快乐教育思潮,源自西方;而西方快乐教育思想更是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而究竟是哪位思想家最先倡导的快乐教育,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认知并不一致。

古希腊“苏格拉底法”,特别强调学习和教育。苏格拉底认为,教育应该从学习者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开始,去帮助他自然求证出结论:“我们应要求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而不是一味让他驯服于教学威严。”

快乐教育思想的真正开创者柏拉图曾经说过:“教育的一个原理,就是让学习过程中的快乐与痛苦,得到正确的训练”。



显然,这句话说中了快乐教育的核心,即既承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痛苦体验,又客观指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帮助和训练学生,去平衡学习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快乐。

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都应该有所觉悟,否则就是失职。

此外,作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奠基人的夸美纽斯,则系统探讨了快乐教育,他还是愉快教学的先行者。夸美纽斯首先提出了愉快性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相应课程组织和教材编写要求。

他把学有兴趣、学得愉快放在了教学法的整体体系中来考察,而不是把它视为某个学生的孤立的心理问题。



夸美纽斯的这一观念和体系,充分体现了在时代中发展的教育理论,对儿童个性、学习心理乃至教育内在规律的认识水平,也为提升教学成效,真正培养一个有见解的人,指出了全新的方法和方向。

在西方教育理念传统的积淀之下,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教育家斯宾塞明确提出了“用快乐的原则进行教育”的观点。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我们应该让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

斯宾塞的快乐教育理论所依据的,是源于心理学的“自然定律”。

斯宾塞指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心理的发展有其自然程序,违之则伤;因此,我们不应采用违反自然的方式,强加之于正在发展的心能。



在这些正在发展的心能改变中,最为重大的,就是人内心那些方兴未艾的愿望;所以,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使求知成为愉快,而非苦恼的事。”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就曾明确反对过“快乐教育”的说法:“难道整天给孩子玩游戏,让孩子随心所欲地玩耍,就是快乐教育吗?这显然不是!这样的孩子不是已经被毁了吗?”

“父母”应该怎么做?

针对一段时间内,社会上所弥漫的快乐教育风潮,清华教授曾直言不讳:“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骗局,就是所谓的释放天性和学习无用论;就是快乐教育。”

而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则一针见血:“任何国家都一样,精英教育从来就不是放养出来的!”

钢琴家郎朗在他的自传里,记录了父亲小时候逼他练琴的情形。他经常因为练习时间过长,却没有达到目标,而被父亲打骂。



但是获得巨大成功,长大成人的郎朗说:

“那的确是一段残酷的岁月,但如果没有父亲的逼迫,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关于快乐教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但无论如何去理解教育和快乐教育,作为父母,最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能考多少分,而在于孩子在何种情况下,最愿意学习,最爱学习,并养成了学习和探索的好习惯。

教育成才是目的,而快乐还是应试填鸭只是达成目的的方式。只有分清楚两者区别,才可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