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行业是朝阳行业,只是我能在其中活下来吗?”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半熟财经(ID:Banshu-Caijing),作者:顾翎羽,编辑:余乐,原文标题:《从大跃进到大收缩,那些离开和离不开教培业的年轻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五月最后一个周五,北京海淀。一条消息瞬间击中了正在备课的学而思老师杜妍——“在线教育将迎史上最大裁员潮。”类似传闻杜妍早有耳闻,然而,这一次她无法冷静,被曝要裁员30%的高途教育,她正有意跳槽。


就在前两天,对方HR和她沟通时还表示,他们招了大量清北毕业的新老师,并暗示以她的背景想过去做第一主讲是有点弱,不过,面对对方涨幅可观的薪水,杜妍还是心动了。


“变化比计划快多了。”她苦笑。


快,是教培业发展的底色,连人才流动也不例外。今年春天,一则“教培行业已经成为互联网人跳槽首选之一”的新闻甚至上了微博热搜,可是杜妍觉得奇怪,她所在的部门却招不到人。一个、两个、三个……半年不到,团队已经走掉了快一半的老师。四月底,在另一条产品线的好友徐伟清告诉她,“公司要砍了我们这个产品线”,徐伟清被调去了分校做教研。“只是个变相裁员,分校本来就人力饱和,过去带不了课,谁还会留下呢。”


6月1日。因存在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对作业帮、猿辅导、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罚金合计3650万元。


人人自危。此时,在这个从来不缺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行业,入职一年的杜妍已经成了“公司里的老人”,她感到,自己是时候离开了。


从过渡到躺平


“我进来时就知道这一行是做不久的的。”


杜妍自嘲,自己进入教培业本来也是为了过渡。研究生毕业后,从小就读名校的她一面开始在机构做英语老师养活自己,一面准备申请读博。她并没有学术理想,纯粹是觉得“外面太卷了,学校里单纯。”


不过,疫情之下,有太多人想要把学校作为避难所。眼看录取无望,失去了应届生身份,学的又是毫无就业竞争力的文科专业,杜妍如果想要在大城市求得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只有门槛低的教培业欢迎她。


去年春天,杜妍进入学而思。整个行业正高歌猛进。新东方称释放3000个岗位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网易有道也加快了抢人速度,宣布未来3年计划招聘1万余人。作业帮给杜妍开出了相当于市场价两倍的工资,这反而让她不敢接offer,“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呢?”


如今,杜妍只想嘲笑自己当时的单纯。她选择学而思的原因其实和工作无关。“我们一起的新人有好几位是斯坦福毕业的。”虽然杜妍不明白已经是斯坦福毕业了为什么要来培训机构做老师,但她认为这是一种保证。


“比你优秀的人也这么选,你还能选到更好的吗?”


人才不断涌入,还有热钱、竞争、机遇。在北京,她的工资每个月在1万出头,不上也不下;每周休两天,备课两天,授课三天。工作强度不大。但她仍觉得很累:“也很辛苦了,三天集中从早上到晚,之后两天休息日我累得只能躺平,根本无暇他顾。”


“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后来主动选择躺下。”相似的感受志恒和小夏也有,他们是高中同学,分别靠生物和化学竞赛获奖保送复旦和中科大,并且在大学里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喜欢不上自己的专业,成绩不好也无法转专业。


“我们接受的教育很单一,在某些基础专业,学校只为有志学术的学生提供了成为学界精英的那条路,但是走不了那条路的人呢?”小夏说。


浑浑噩噩混到毕业,一无所长的他们只能继续教做题,如今,小夏在上海某K12教育机构做化学辅导老师,毕业三年,他辗转合肥、武汉、上海三座城市,这已经是他换的第三家教育机构。刚毕业时,他和同学的落差是巨大的,“工资少得可怜。”但是现在,读了研的同学中也有人来教育机构做老师,他所在的机构新老师都几乎都出身上海四所985高校,这让小夏开始慢慢相信,“再怎么折腾,人生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志恒则在南京教高中理科全科的辅导。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毕业时,他主动放弃了本专业保研,认为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工作后两次尝试跨专业考研两次失败,把他绊在了这一行。


现在他每个月收入2万不到,如果努力,可以达到3万。志恒认为,“当然不能和本地的同事比生活质量,他们没有买房的压力,有多少花多少。”


但是,“这已经比同班同学赚得多了。”


惊弓之鸟


所有的平静都在疫情下破裂。


疫情催化了这一行的膨胀。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注册的教育企业51.5万家,净增长企业数量同比上涨了18%。


林路明就是在疫情中被教培行业“收留”的应届生。由于春招冻结,大大小小的公务员考试也都失败了,从一所985高校毕业后,林路明只有进入中公教育做公务员考试培训的老师,对方给他开出在上海5000块钱的底薪,课时费是90块钱一节课。


为了节省房租,公司在杨浦的路明搬去了嘉定。即便如此,能有一份工作,他已经非常满足。


不过,对于原本从事线下培训的老师来说,疫情只能留下阴影。张楠便是其一。她和先生同样做线下的学龄前儿童英语培训,疫情期间,家庭一度几乎没有收入。“每个月就1250元的补助,还要扣五险一金。”


正是因为这段糟糕经历,今年初,她铁了心,跳去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做线上少儿英语培训。“万一疫情卷土重来了呢?线上的方向总不会错。”


新公司有她梦想的稳定,也有她未曾感受过的焦虑。2021年,教培业开始进入“多事之秋”,围绕着资质、资金、师资、教学内容等,监管全面收紧。跟谁学,好未来、新东方等头部教培机构股价随之大幅度缩水,跌去数百亿市值。


“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让我好像又回到了疫情期间。”她回忆。


3月,教育部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进行违规培训,学而思网校、猿辅导、高途课堂等在线教育机构全面下架了针对学前儿童的课程。4月,关于“7月将下架线上学龄前儿童教育产品”的传闻开始发酵。5月,根据36氪报道,高途集团正在大裁员,高途方面回应证实,已经有1000多人规模的小早启蒙项目整体被砍,相关人员进行转岗或被裁。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始终无法线下复课也让老师们痛苦不已。3月起,北京市各区教委陆续传出“继续停止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对线下培训机构进行实地检查”等消息。按照规定,北京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要按程序向各区教委提出申请,经各区教委审核通过后才可以恢复线下开课。


6月1日,北京市教委再度通报19家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原因是涉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线下教学活动等。


“线上上课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人心惶惶。”杜妍说,这不仅意味着教学质量有限,更重要的是,缺乏面对面沟通,不能和家长建立深层次联系,就无法有效保证学生续课。


“其实我们哪里是老师呢?不过是个销售。”


杜妍认为,对孩子学习来说,能力培养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教育机构,老师一切的出发点都在于提高学生分数,这样家长才会愿意续班,续班率直接影响到杜妍的绩效收入。


“一道题,关键是我应该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解,但是为了应付考试,我只能让他们只记住解题套路。”


这样想,杜妍也就理解了教培行业为什么多在同业机构之间跳槽,“你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因为这一行就是不稳定;你也无法跳出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其他技能。


然而,在越来越紧张的氛围里,没有人会坐以待毙。杜妍一个在北京开教培机构的朋友,已经把学校搬去了保定,而她身边更多的老师则选择了跳槽去字节、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大厂旗下的教育品牌,薪水涨至少三成,有些会翻番。


她也在帮着团队面试。然而,外界宣传的“人才涌入”和“抢人大战”已经是过去,“现在也不是烧钱游戏,不可能无底线投入。”她向我举例,他们有收到过两个出身世界排名前30的高校候选人的简历,并且都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可是最后一个也没有要。


“是因为都太优秀了难以抉择吗?”


“不是,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优秀的都留不住。”


如何离开


可是,离开这一行能去做什么呢?


门槛低,让这一行涌入了大量的应届生。据央视财经报道,在2020年的四季度“大学生就业景气较好的十个行业”排行中,教育培训行业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房地产,位列至第二位,2020年全年的招聘需求同比2019年涨幅达到了36%。


教培行业的薪酬收入远没有传说中的夸张,但是也不低。学而思今年的校招信息显示,面授教师要负责管理和教学,可以选择全职专职或者兼职,首年12万~15万起,每年四次涨薪机会;分校管培生薪资待遇15万~20万;中小学理科教师,首年20万~22万起;理科竞赛教练员,岗位要求是高中联赛获得省一级以上奖项,薪资待遇为首年20万~30万起。同时一年四次课时费晋升,两次全职岗位涨薪机会。


通常情况下,教培机构的老师们工资由“底薪+课时费”构成,应届生这两部分收入都是最低的。即使是排课,也有一套复杂的机制,并不是老师想要上课就可以,一些新人往往“无课可上”。


“试用期没熬结束,新人就走了,在我们这行太常见。”多位采访对象表达出类似观点,“应届生没想明白,也没别的选择,就来到这行。他们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企业永远不缺新人。”


6月1日,据《凤凰WEEKLY财经》报道,猿辅导、高途正在大量毁约应届生。猿辅导临时更改、取消录用的岗位,包括全职、实习及暑期兼职人员,涉及教学辅导、研发等岗位。记者所在的自称为“猿辅导受害者”的群已经达到了满员500人。


“这就是一个没有壁垒,所以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被取代的职业。”


无法实现自我提升,杜妍早已感到厌倦了。同样的内容她讲过四五轮之后,如果一直没有创新,她害怕自己就这样止步不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也不想现在就去公立学校,“那里要更安逸,害怕自己待废了。”同事里,也有老师在寒暑假时不间断上课,一个月就挣了一台车,杜妍羡慕,但她明白,即使从身体角度,这也不可能长久。


老师和医生一样,本是靠经验支撑的职业。但是杜妍认为,在互联网加持下,教培老师的工作壁垒和教学能力无关。“这不是知识密集型,这是体力密集型。”她必须趁着年轻多搞钱。


高不成低不就,她羡慕起了自己的学生,“人和人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不同。我看到他们都穿着像北京四中、人大附中这种学校的校服,觉得根本没有脸给他们讲东西。”


志恒则认为,正是因为人才流失比较大,想要在教培业赚钱,核心在于待得足够久,他告诉我,有些老教师,一节课一千多,一周只上四节课。“而且万物皆可划水,做久了,你会划水了,也就不累了。”


志恒已经学会了一种“划水”,他认为,比起教学能力,学会“管理家长”才更重要。他不是没有想过要留在南京,但是高房价劝退了他。“在这里顶格一年才赚30万,房贷要还到什么时候?”他计划着,过两年回安徽老家做“校长”,这几年赚的钱已经足以支持他在市中心买高层,“就可以彻底躺平。”


当被问及怕不怕到时候又有监管催生行业变故时,这个自诩为“小镇做题家”的男生表示,教育需求永远存在。“现在社会这么卷,学生从小竞争考好大学,出来最高目标就是考上公务员和进入大公司。大公司的人还有可能失业,需要再教育,你看看这个链条上,不全都是商机?”


事实上,新的风口已经卷起来了,在少儿教育受阻后,资本已经瞄准了职业教育。上市公司科德教育增设职业高中业务板块,网易有道也开始加注成人职业教育,由网易云课堂、有道精品课的成人学段、中国大学MOOC三业务及团队组成了“有道成人教育事业部”。


考公(务员)培训则是另一条火热赛道。202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达到机构改革以来新高的157万,同比增长9.3%。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中公教育实现营收20.52亿元,归母净利润1.4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6.79%、21%。


路明捕捉到了变化。工作了好几年来考公的“社会人”明显变多了,他的学生里还有人既考公又考研,甚至,有些人一边上着考公培训,一边在其他教培机构做兼职挣生活费。


有时,看到这么多学生打了鸡血式地考公,路明感觉唏嘘。他是文科出身,崇尚“自由而无用”。他心知肚明,教育不仅仅通往一个学位。一份工作,它意味着赋予人多元选择的权利——让人可以从眼前生活的繁琐里短暂抽离,能够接受更广阔的信息,由此逐渐成熟,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不过我不能认为自己是在做教育,我只是个销售性质的培训师。”路明想,等他再带完这一轮,他也要去再考公务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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