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陈泓的手机突然尖锐地响起。他接起来，话筒里老板的声音没有任何歉意，而是理所当然地和他沟通起明天工作上需要处理的事情。
陈泓来到这家互联网大厂两年，这一场景曾经反复地发生过。在外界看来，他年轻有为，年薪百万，但是他自己心知肚明，他只是一个任何外出都要带上电脑、任何时间都要on call（随时候命）的打工人罢了。因为长期经常在半夜接到老板的电话，他已经患上了入睡困难、容易被惊醒的毛病。即便是在春节假期里，他也总是出现幻听，觉得有电话在响。
在中国，对职场年轻人来说，随时候命是一种常态。数字化技术使劳动突破了时空界限，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这种冲击再叠加“卷生卷死”的职场文化，让理论上过着“八小时工作制+一周双休”的年轻人疲惫不堪。
不过，事态似乎有了一线改变的可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建议，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提高企业隐形加班违法成本。
离线休息权，指劳动者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2016年，法国就已经在劳动法典中提出了离线权，即“断开工作网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权利”。
吕国泉委员在提案中提到，数字信息技术让隐形加班日益常态化，成为“无偿加班”。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进工作群，下班时间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安排工作，劳动者“休而不息”“人在曹营心在汉”，休息权、隐私权得不到保障。
他认为，在线“被工作”了，就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助。另外，以透支身体健康的方式来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
3月10日，吕国泉称，目前该提案已立案。
从立案到立法，乃至最后落地，仍旧是一段漫长的路。我们访谈了超过10位职场人，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不敢奢望，甚至不愿享受离线休息权。一些人担心，投入不够，就无法获得晋升，甚至连公司规定的业绩及格线都达不到。
“我们也不是意识不到过度工作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但还是选择性忽视了这一问题，职业目标的达成更重要。”一位受访者表示。
打工人的两难
表面上看，离线休息权这一概念，源于现代社会对工作无休止渗透私人空间这一现象的反思。
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显示，84.7%职场人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关信息，40.5%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也有媒体调查显示，62.9%的人经历过“隐形加班”。
然而，打工人越来越累，根本原因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吗？
如果按照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每个月4周多，大约也就是工作160-180个小时；然而，对于供职于某头部跨境电商独角兽公司的姜一菲来说，每月要工作242个小时，才能达到公司的最低要求。
为了完成这一要求，姜一菲每天至少需要加班3个小时。公司规定，晚饭时间的一个小时并不算在加班时长中。也就是说，姜一菲每天至少要在公司待到晚上10点以后才能下班。
薪酬制度的设计支撑了这种加班机制的运行。入职近3年来，姜一菲的底薪几乎没有太多的调整：不到2500块钱。但是在一个二线城市，她的最终收入仍旧有可观的1万多元，这些累加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加班费和绩效，而绩效又直接与加班时长挂钩。也就是说，她的薪资构成，默认了她需要长时间加班。
姜一菲告诉我，过去，他们每天加晚班，加班费是50元一个小时，周末则可以双倍。今年3月起，周末的加班费暂时取消了，折换成了调休，而如果员工选择不调休，这笔费用将会到次年8月，也就是公司结算年假的日子，再发放给员工。
与此同时，他们的加班时长和绩效考核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姜一菲的经历像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在一些公司，加班勤勉奖、全勤奖、与出勤率挂钩的年终考核、甚至搞加班排名，加班少了还要扣钱，都是支撑企业运行常见的“管理手段”。
即便对于员工福利较好的企业来说，如果不调整薪酬制度，单独倡导“少加班”也很难落地。华为以高薪和加班而著称。许昕在华为工作，他表示，离线休息权是不存在的。甚至因为工作时长与考勤绩效挂钩，在华为十几年，年假也没有敢休过几次。
北京浩天（南京）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师俞晓阳有一个观察，他从业多年，从他接触的企业来看，除了国企、事业单位外，不少企业连双休都做不到，带薪年休假也没有完全落实。更有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时，把基础工资设计得非常低，员工想要提高收入，就只能通过大量加班来换取，更别说离线休息了。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隐形加班之所以普遍，现代工作节奏加快和技术进步只能是原因之一，归根结底，也是企业文化及绩效考核体系塑造的产物。公司内部往往存在着无形的压力和期待，要求员工不断自我提升、保持高产出，因此，许多人是在主动选择牺牲个人时间进行工作。而发达的沟通和办公工具，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全天候待命状态，使离线休息变得愈发困难。
俞律师认为，“离线休息权”的概念，关键还是要看如何落地。
落地有多难？
吕国泉委员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离线休息权”落地，需要工会组织等从维护职工权益角度去介入，依照法律法规进行监督，既有组织的优势、法规的优势，这样也可以避免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他称，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但可能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一位不愿具名的劳动法律师告诉我，在他做案子的过程中，至今还没有碰到过一次工会反对企业做出的决定的案例。因此，即使离线休息权能够入法，仍旧有很多操作层面的难点。
更大的文化上的困难则隐藏其后。主动加班和鼓励竞争的职场文化塑造了员工的行为。职场中普遍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员工担心如果少加班，或者没有随时待命处理工作事务，可能会失去竞争优势、错过晋升机会，甚至被其他愿意加班的同事取代。
我问姜一菲，在公司要求每月最少工作242个小时的情况下，公司加班最多的人可以达到多少时间？
“就是我呀，我曾经一个月工作300个小时。”她向我展示了公司的打卡记录。当我问及这样拼命的原因时，她沉默了一会说，“除了赚钱，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许是无谓的自我感动和奉献吧。”
多位受访的职场人士向我分析，首先经济竞争环境要求公司尽可能提高效率，公司多有硬性的绩效考核制度，也就是绩效评价体系倾向于奖励那些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工作的员工。同时，加班通常也会和额外报酬、福利或其他形式的认可挂钩，员工不愿意放弃这些潜在收益。
其次，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即时响应的文化。随着实时通讯工具普及，在这种环境下，离线可能被视为对工作责任感的缺失。再次，在中国社会语境里，长时间工作和忙碌被认为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忙碌崇拜”现象普遍存在。
在以上的三个前提下，多数职场人已经习惯了工作对私人生活的挤压。
一位汽车行业的员工表示，虽然加班是社会普遍现象，但是强度还是和行业有关。在汽车行业，加班通常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在互联网行业，加班时间算是正常工作时间。“加班不一定绩效好，不加班肯定被干掉了。”他认为，这和商业模式有关，互联网相对更不依赖实体 ，所有的产出和变更效果反馈更快。
一位市场人士表示，他对离线休息权并不期待也不关注，因为此前法定的一些福利和权益他也并未完全享受到。我注意到，他的私人微信头像，也是根据公司要求，用了公司产品代言人的头像。
对当今的职场人来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已经变得很模糊了。
被认为是加班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随着近年来增速放缓，一些公司工作强度确实有明显好转。从业者甚至怀念起了过去“996是福报”的年代，或许，他们怀念的不是那种没完没了的加班，而是那个年代充满的希望、成就感、获得和创造的可能。
“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在华为工作的许昕说，所以他期待着自己45岁就能退休——这也是华为公司给员工的福利之一，“不是不想干了，是干不动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半熟财经 （ID：Banshu-Caijing），作者：顾翎羽，编辑：余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