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我怀着紧张的心情造访了耶鲁招生办公室，一个助理带着我穿过大厅，大厅里挤满了等待面试的焦躁不安的高中申请者们。
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她递给我一本很薄的三环活页夹，里面是我多年前申请耶鲁的所有材料。当我翻阅这些文件时，她坐在我背后的沙发上，确保我没有偷偷拍照。
我来这里是为了找寻一个困扰了我五年的答案：我能进入耶鲁，是不是因为我申请时隐瞒了自己的华裔身份？
当初在申请大学时，我做了一系列工作，确保招生官从材料中看不出我的种族：
我把“种族和族裔”（race and ethnicity）一栏留空；我将专业标记为“哲学”——一个普通亚裔父母不会让孩子选择的专业；
我没有回答“期望的职业和发展方向”这一问题——尽管我想学法学并希望成为律师，但这个人生目标太过“亚裔化”，很容易暴露我的身份。
我的姓氏“麦（Mak）”也无形中帮助了我。我父亲曾经开玩笑说这个姓不是典型的中国姓氏，招生官没准会以为我是苏格兰人——而我没有告诉他，事实上我就希望他们会这么想。在申请信中，我也避免提到任何关于我的族裔历史背景的信息。
这些“隐瞒”行为，是否最终导致我成功被耶鲁录取？我不知道，因为耶鲁招生办公室提供给我的这份档案中，没有留下任何招生官对我个人的评价信息。
我只看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数字：我的“性格”得分在满分9分中得到了5分。
事实上，在2015年的“FERPA漏洞风波”中，耶鲁已经销毁了所有招生官对申请者的评价。
注：“FERPA漏洞风波”
2015年年初，斯坦福学生论坛上出现了一篇帖子，指导学生如何向学校申请查询自己当年进入大学时的招生官评价。这个帖子迅速传开，大量学生向档案管理部门和招生办公室提出了申请。斯坦福在应接不暇的情况下，索性销毁全部相关档案，并宣布从此不再保留类似信息。耶鲁则在学生提出申请之前就先行一步删除。
美国大学之所以有底气如此做的原因在于，联邦家庭教育与隐私权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简称FERPA法案）中虽然规定学生有权向学校要求查询教育信息和记录，但没有规定学校无权删除相关信息。这成了本法案的一大漏洞。
由于招生官评价是决定一个学生是否能拿到 offer 的重要依据，此举导致很多质疑大学招生歧视的学生（例如本文作者）取证变得非常困难。
我试图在这些档案中找到痕迹，但证据已经消失了。亚裔究竟有没有在申请中遭受歧视？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得到解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走访了几个人，试图找到更坚定的论点。
在大选（2016年11月8日）结束后一周，我在纽约见到了大学咨询服务公司的总经理 Brian Taylor。
Taylor 的公司名叫“常青藤教练（ivy coach）”，为客户提供申请藤校的一揽子方案。“这个业务简直是摇钱树。”Taylor 说，他没有透露具体价格，但说不会低于20万美元。
如此高价的咨询服务，他们的成功率自然非常高。而面对亚裔客户时，Taylor 的公司常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尽量避免任何看起来像亚裔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比如小提琴，数学竞赛，国际象棋和计算机方面的成绩，就最好不要写到申请材料里。”Taylor 如是说，“亚裔申请本来就很难脱颖而出，而小提琴一类的活动招生官早就看的太多了。如果他们看到你又是一个小提琴和数学很好的亚洲人，他们很容易厌烦。”
Taylor 也教导自己的亚裔客户在面试时坐姿不要太“亚洲化”——他现场模仿了一下：身体前倾，手肘向内，避免目光接触。他说这样很容易符合美国人关于亚裔“顺从”的观念。
我理解他的意思：我们亚洲人看起来单一和同质化，让自己不同会有助于申请。但仔细想想，凭什么爱拉小提琴就是亚裔的典型特征？美国主流思想总是喜欢用某几个标签为一个族裔的所有人定性，那这样说的话，很多白人学生也非常擅长曲棍球，他们也是千篇一律的？
另一方面，那些本来热爱小提琴的亚裔学生又怎么办？为了申请只能在表格上隐瞒自己的爱好？这样的申请体系肯定不是健康的。
几个星期后，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见到了另一名华裔学生迈克尔·王（Michael Wang）。王同学此前因为抗议常青藤的种族偏见而广为人知。
我在咖啡馆里看着他，觉得他和我是那么像：我们的脸庞都很宽大；我们都有一头凌乱的黑发；说话都有点含混；我们甚至有着相似的穿衣品味，都喜欢宽松的牛仔裤和土色帽衫。
王同学的履历不可谓不丰富，他在 ACT 考试中取得了满分36分；他是全美钢琴大赛第三名；他在加州数学竞赛中名列第一；他曾以第二名的身份从1000余学生的高中毕业；他参加过全国辩论赛，还在奥巴马09年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
但他申请常青藤时，只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offer——尽管宾大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但这个结果显然不太正常。
关于王同学的报道我们两个如此相像，为什么得到了如此不同的结果？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是，他没有隐瞒，反而大大方方地表明了自己的亚裔身份。他不回避自己的钢琴和数学履历；他在申请文书中提到了自己做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在种族和族裔一栏，他勾选了“亚裔”。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王同学这样的诚实的人没有进入一流大学，我这样偷奸耍滑的人却被录取了。
如何解释我的大学申请经历？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取决于你是否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亚裔歧视。王同学显然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亚裔已经成为了“平权法案”的牺牲品。
注：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而兴起，指的是在法律，就业和申请方面对少数族裔提供优待，以消除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影响，弥补少数族裔的损失。
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指责平权法案在执行上矫枉过正，为成绩低的少数族裔留“配额”，有时甚至形成反向歧视，例如亚裔往往在申请大学时需要比黑人高得多的成绩才能被录取。
“让我们亚裔为别的族裔牺牲是不合理的。”他说，“我们不是多数，我们依然是少数族裔。”他同时告诉我，他的诉求并不是要取代那些被“优待”的少数族裔的地位。“我们只是要平等和公平的待遇。”他说。他认为平权法案不应该被废除，但应该做出调整——虽然他也不太确定应该怎么调整。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抗议大学录取过程中的“种族配额”现象亚裔群体本身也开始对平权法案产生质疑。尽管去年的一项调查表明，52％的亚裔美国人认为“旨在增加大学中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人数的政策”是一件“好事”，但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社会研究发现，在大学录取中，亚裔学生的 SAT 成绩平均比黑人高450分，比白人也高140分。这个数据常常被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提及。
至于我个人，我的想法很矛盾。一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就此应该废除平权法案，如果没有平权保护，亚裔在大学中遭受的歧视可能会更重；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招生中不存在猫腻，在这个过程如此不透明的情况下，很难说偏见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早已不需要申请大学了，但我已经留下了“隐藏身份后遗症”：我避免参加乒乓球俱乐部和亚洲文化社团；我放弃了钢琴；我中断了自己的中文学业，我告诉别人说是因为太忙，但其实只是担心它成为招生委员会眼中的“硬伤”。直到上大学后，我才重新开始学习普通话。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回到过去见到高中时代正在申请常青藤的我，我会和他说什么？
我或许会鼓励他好好想想，在扭曲自己的身份和一纸藤校 offer 之间，孰轻孰重；
我会警告他说，他“假装白人”的小伎俩不仅仅是在申请上玩花招，还会导致他日后逐步抹杀掉了自己高中时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我也会略带自豪地告诉他，我已经从耶鲁毕业，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取得这些成就的我，脑子里永远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我是一个亚裔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