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新西兰是因为他离不开户外。从小在犹他州一个马场中长大，他爱好登山，也喜欢攀岩、滑雪、户外越野，现在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从国家地理到接拍广告和纪录片，算是位自由职业者。
他选择极端条件拍摄这条职业道路，必须注重体能训练——一般人如果你南北半球都有家，大部分人会选择候鸟路线避开冬天——而他却会在冬天返回犹他州老家，去Wasatch Mountain Range（瓦萨奇山脉）训练冬季登山。
他要拍摄的地方往往人迹罕至，他去过阿拉斯加的大洋水域与捕鱼人员在一起，去拍过 "Ice Road Truckers"拍摄最危险的卡车运输路线。去年，他拍摄时卡车坠毁，使他之前在北极划皮划艇时被冰压伤的肩伤更加严重。
他还有一个同样厉害的太太，运动员出身，职业是登山向导，两人从小就带着儿子到处探险。
于是他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去过珠峰大本营附近。
记者采访过Scott Simper问他最擅长什么。他说他的特长是“忍受痛苦”。“我能做到闭上嘴巴，去把这些事情做了。”他说的“这些事”，包括在8000米海拔以上的拍摄任务。
全家合影，现在儿子已经14岁
疫情后接下拍摄任务
夫妻都是自由职业者，疫情期间手头拮据，没了收入。2020年终于过完，Scott Simper觉得要出去接活了。
于是今年，他决定加入一个加拿大剧组，前往珠穆朗玛地区拍摄一位传奇的夏尔巴人登山向导的纪录片。
2月，他把太太Anna Keeling和儿子Obie Simper留在基督城Castle Hill家中，一个人出发了。
这次去珠峰一共两个项目，先完成另一个拍摄项目，紧接着是拍夏尔巴向导纪录片，定在5月拍摄登顶部分。
拍摄主角叫Kami Rita，他是世界上登顶次数最多的人，在5月份的登顶前，已24次登上珠峰。
最早一次在1994年，其后几乎每年都登顶一次。他的父亲是1950年珠穆朗玛峰向外国登山者开放后，第一批专业夏尔巴人登山向导之一。他的兄弟也是一名登山向导，曾17次攀登珠峰。他们全家见证了现代珠峰登山史，是纪录片的好题材。
南北坡不同管理模式
去年因为疫情珠穆朗玛的南坡（尼泊尔段）和北坡（中国段）全都关闭。
今年疫情缓解，5月将是最佳登山窗口。
今年，北坡路线中国只发放了几十个登山名额，他们需要先做新冠测试，并在登山过程中保持距离。
在南坡，尼泊尔方面今年发放了408个外籍登山名额。
这408张许可证就可以为尼泊尔带来近420万美元的收入。
而这时，疫情正从印度开始扩散。
南坡的四百多外国人一共属于43个队伍。
协助他们登山的夏尔巴人一共也有约400名。
Scott Simper的拍摄小组跟随夏尔巴向导登山队，从南坡进发，将成为今年第一支登顶的队伍。
夏尔巴人向导（一共12人）会在登顶过程中，重新固定山上的绳索，这样5月中下旬，从南坡上来的其他几百个登山者，都可放心使用。
“突然之间”就爆发了
当时，52岁的新西兰摄影师Scott Simper和51岁的Kami Rita率领的向导队顺利准备中，登顶日期定在了5月11日。
而尼泊尔的疫情是从4月20日之后快速发展的。
今天我们回顾时，会发现5月12日是这一轮的峰值（到5月25日为止尼泊尔一共查出52万例）。
但他们3、4月份在山下时，还基本一片太平。
另外一位新西兰女登山家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Lydia Bradey是新西兰功勋（获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 ）女登山家，是唯一一位不携带氧气瓶登上珠峰的新西兰女性。
Lydia Bradey（右）和新西兰总督
Lydia Bradey和Scott Simper是登山界的朋友，Scott Simper今年珠峰第一个拍摄项目，曾找到Lydia Bradey帮忙。
Lydia Bradey说，他们3月份在大本营的时候，平安无事，感染人数“基本是零”。
但4月之后突然就“爆发”了。Lydia Bradey说，尼泊尔和印度的边界存在很大的漏洞。
她说，尼泊尔在3月底时，还是只做很少的新冠测试。
她3月底离开尼泊尔返回新西兰时，就已经体会到这里筛查太松。
尼泊尔和印度边境线长达1800多公里，对两国公民开放，进出方便。随着印度新冠疫情恶化，大量在印度打工的尼籍民众返乡，不少印度人也进入尼泊尔躲避本国疫情。
据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报道，从4月中旬开始，大量民众从各个口岸入境，不少口岸一天入境数千人，由于条件有限，尼方医务工作者只能对其中的数百人进行检测，剩余约九成民众长驱直入。
就这样，来自印度的输入病例和尼泊尔国内的社区病例，相互推波助澜，让这个山地国家的疫情迅速恶化。
Lydia Bradey说，当地本身比较穷，尼泊尔的村庄几乎不存在医疗设施。
很多村庄和当地人依赖外国人的登山探险，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食物。
在预防疫情方面，当地人的条件也比不上来登山的外国人。
“有的登山队的预防措施会好一些，有的差一些……基本上西方人如果有事，还可以飞出去（去加德满都），可以得到治疗，而当地人其实无处可去。”
山下的登山队就处在这样一种“自我管理”的状态中。
其中，有自备检测工具的登山队，检查出感染，但为时已晚，病毒其实已经在大本营传播开来了……
登山队登顶时已有多人感染
5月11日当Scott Simper和向导队一起登顶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带了病毒，队里还有其他多人感染。
这是纪录片主角Kami Rita的第25次登顶，也创造了人类的新纪录。
因和制片方签有保密合同，他不能说在登山过程中的事情。
但他在基督城的太太Anna Keeling没有这一限制，讲述了她了解的一些情况。
“非常让人担心，非常可怕。”Anna Keeling说。
当天下山后，Anna Keeling和丈夫通了一次话，发现对方已几乎无法说话，体力也消耗到极点。
Anna Keeling说，新冠的症状十分类似于高原反应，所以，全队当时都不认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还以为是登顶后的正常反应。
登顶任务本身就会影响免疫功能，下山之后，很累、喘不过气似乎是正常的。
Anna Keeling说，在繁忙的登山季节到来时，大本营里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病毒会在珠穆朗玛营地肆意蔓延。
这是她老公第三次登顶，却是最危险的一次。从山上下来后，她老公搭直升机前往加德满都，当时，还没有给他做检测。
一直到准备搭机回新西兰，才做了一次检测。
这次检测确认了已经感染。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后来登山队包括夏尔巴人向导也纷纷确诊，他们都认为，是在珠峰大本营期间感染的。
珠峰大本营沦陷
一名资深登山者在这周表示，在珠峰大本营暴发的疫情，导致至少100名登山者和后勤人员感染。这是迄今为止比较确实的数字。
此前，尼泊尔官方多次否认疫情已蔓延至珠峰大本营。但奥地利一位登山家在加德满都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团队中有1名外国向导和6名尼泊尔向导检测呈阳性，因此，他决定取消攀爬珠峰计划。
“根据我们从救援飞行员、保险公司、医生和登山队负责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我已经知道大本营至少有100人确诊，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可能介于150至200之间。”
他说，他可以听到人们在帐篷里咳嗽，“每天都有飞机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从珠峰大本营营地运走”。
山上大多数队伍都没带新冠病毒检测工具，他的团队在撤退前就帮其他队伍检测，并有人确诊。
按照规定，旅游团抵达尼泊尔后必须先隔离3天，然后进行新冠检测，之后才能前往珠峰大本营。
但据旅行社相关人员透露，这一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在离开加德满都之前，43个队伍中大约有一半人没有接受检测。
病情加重在当地隔离
确诊几天后，Scott Simper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有一天，他甚至完全倒下了。
开始他是在医院里，接受当地医生的治疗。直到病情有所好转之后，转到加德满都一个隔离宾馆里。
加德满都医院里吸氧的患者
Anna Keeling说，“现在已经过了最糟糕的时候”。
他需要继续康复，直到有阴性证明，然后需要找一条商业航线，能让他从尼泊尔返回新西兰。
Scott Simper拿美国护照和新西兰PR，最好的路径是从美国回新西兰。由于现在很多国家不让印度和周边国家的飞机转机，Anna Keeling说，回家的航班有些问题。
Anna Keeling说，她希望老公6月份能够回到新西兰，但同时很担心他回不来。
“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快些回来。我已经有点焦虑了。”
病毒登顶的启示
5月14日，中国已经停止了北坡的登山活动。
体育总局通知说，由于当前国际疫情形势严峻，为确保万无一失，决定依法“注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准予西藏雅拉香波探险服务有限公司组织2021年春季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活动的决定》。通知请西藏雅拉香波探险服务有限公司停止原申请的登山活动”。
5月12日，两名外国登山者在登顶后的下撤途中精疲力竭，于山上死亡。尼泊尔登山管理部门向媒体表示，两人死亡与新冠肺炎无关。
当Simper离开新西兰时，印度疫情甚至没有成为新闻，尼泊尔也是安全的。
新西兰登山家Edmund Hillary爵士的儿子Peter Hillary本周早些时候谈到了尼泊尔疫情时，呼吁新西兰提供帮助。
他说，这个和印度北部接壤的南亚国家的疫情是毁灭性和令人绝望的。
在人类的“帮助”下，病毒登顶全球最高峰，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这可能蕴含了人类将与之长期共存的现实。
而Anna Keeling她刚刚订好了在新西兰的MIQ管理隔离床位，是6月份的，她期盼老公能够尽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