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刘子(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食品浪费法》,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倒奶风波”随即便小试牛刀赶上枪口。


从反食品浪费,到粮食“公共品”安全,从国家投入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浪费,到农业市场化短板补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一、一个国家的粮食记忆


我一直有个2岁多的叔叔。1971年,这个叔叔生了溃烂病,加之营养不良而去世,便一直停留在2岁。


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390亿斤。最新人口数据还没出来,按14亿算,人均956斤——这个人均数据,在上世纪漫长的大集体时代,是我爷爷、奶奶外加我父亲7兄妹共9口人的全年口粮(还有自留地种的部分杂粮),合人均106斤,日均不到3两米。


那是漫长的饥饿记忆。全家每天只有一顿饭可吃,还得和着杂菜、野菜一起煮。剩下两顿,多以红薯、荞麦为主,往往还得煮成粥。就这样,通常大人还舍不得吃,得让给小孩。


我的父亲母亲经常回忆起小时候,舔完碗,抬起头问奶奶、姥姥,“你怎么不吃?”


她们通常都这样回答,“你们吃吧,妈妈不饿。”


再往前,最困难的三年大灾害时期,更是惨痛。村庄不远处有座小小的“观音山”,盛产观音土,被方圆几里地的村民吃得削了个顶。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陆续推行包产到户,农民种田积极性恢复,粮食才大幅增产。1984年,全国人均口粮达800斤(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温饱问题才得以解决。


家乡的稻田
家乡的稻田
故乡的叔伯,十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
故乡的叔伯,十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


三、从《反食品浪费法》到《粮食法》


《反食品浪费法》只是初步,尚未深入粮食安全根本保障。更全面、根本的保障,当属《粮食法》。但自2012年《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及2015年《粮食法(送审稿)》以来,尚未有进一步落地的消息。


《粮食法》涉及粮食生产、保障、流通、质量安全与追责、调控与储备等全方面,直击粮食与农业多年累积的隐忧。


一是种地收益低,农民不愿种地。


以家乡小村为例:地处江西丘陵地区,亩产稻谷1200斤左右,收购价多年维持在1元/斤左右,即每亩产值1200元。抛除生产资料成本,搭上人工,辛苦一年,利润约300~400元/亩。而地方人均耕地不足两亩,维持生计不可能。人们只好外出打工,曾经导致土地大量抛荒,伤及国家粮食安全。


近十几年来,地方政府推动园田化,将零散耕地整合成适宜机械耕种的大面积耕地,并鼓励村民承包给专业农户。租金350元/亩左右,约合农民自己种的利润。承包户们的利润点在于机械化耕种,省出人工,一亩利润还能有个200元/亩左右。如此,承包1000亩就是20万,有了规模收益,才有人愿意种粮。


但细算下来,如此规模,不算农忙时雇佣村民,日常就需家庭作业。以一家3口人算,年均收入不足7万元。由于在家消费少,年利润才略优于外出打工。但十分辛苦,不是一般人愿意干的。


最终,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其实就是平均打工工资水平。相比之下,农民宁愿出去打工,一者城市生活更“精彩”一点,二者也更有奔头一点。于是,农业只剩下留守的中老年人维持。如此发展,中国农业恐将后继无人,抛荒现象恐将再现,光靠立法禁止,显然不够。


故乡,土地大量抛荒
故乡,土地大量抛荒


第二是国内供给与消费的不平衡。


我国是产粮大国,口粮是安全的,但一些薄弱领域缺口越来越大,进口依赖性越来越强。比如大豆,2020年我国进口粮食达到创纪录的1.4亿吨,其中大豆就突破1亿吨。然后是玉米,进口增速持续上升,2020年同比增长135.91%。


另一方面是对质的需求。近年来,中国有机食品消费以30%~50%的速度增长,但有机生产面积及产量发展滞后。综合各方数据来看,中国有机农业用地可能还不足1%,且多以中小型有机农场为主,而这些农场,90%都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第三是耕地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


2016年我国耕地为20.25亿亩,2020年为18.51亿亩,虽守住红线,但减少明显。


减量的同时是降质,由于滥用除草剂、农药化肥,及承包主对土地的不爱惜,耕地质量也呈急剧下降态势。


除上述问题,近些年暴露的猪瘟、种子芯片、“蒜你狠姜你军”等问题,叠加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根本的粮食安全大法,迫在眉睫。


以往精细化耕种,一年轮种。现在只种一季水稻,其他时候荒废着。何尝不是巨大浪费
以往精细化耕种,一年轮种。现在只种一季水稻,其他时候荒废着。何尝不是巨大浪费


四、另一种路径


法律解决的是底线。底线之上,要健康发展,路径还在市场。


正如谈到三农问题就想到城市化一样,中国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陷阱,在于将农业问题简单化为粮食问题、增加农业投入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是必须的,但片面“以粮为纲”,扩大供需失衡,也将带来额外负担。上世纪90年代就曾一度“粮食四连增”,从而导致国家财政补贴及库存费用过高、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又把三农问题简单化为加强农业投入,出现“粮食十二连增”,以致于财政部站出来宣布减压农业补贴。


除了粮食,中国许多大宗农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生产了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何止餐饮浪费,生产、库存等各环节的浪费,又岂是一个《反食品浪费法》能解决的。


综合来看,农林水利等直接涉农支出,一向稳居国家财政支出第四,且每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加上与三农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支出,实际三农支出恐怕要超过教育支出,独占鳌头。


但是,与国家庞大的支出相比,中国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解决,甚至有些问题还在累加。如种子芯片问题,滥用农药化肥、土壤肥力下降、食品安全以及水源污染问题(中国农业是水资源污染最大来源)等。


显然,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也存在浪费,效率有待改善。


虽然具备公共品属性,但粮食、农产品本质还是商品。国家立法+巨额投入之上,强化市场主导,才是根本办法。


譬如,当我们去日韩旅行,面对包装精美但价格昂贵的水果、蔬菜、肉类,面对小碗端上来的精致米饭,往往得忍忍,心想,回国就好了,放开吃个饱。


回到国内,当然也有精美、昂贵的农产品,但多是进口,也主要面向中产及以上人群。人们最多调侃调侃“车厘子自由”,但并不影响国产樱桃上市时的大众“樱桃自由”,以及众多的替代品自由。


可见,安全与市场并不冲突,吃饱与吃好,都需提倡。


现实亦如此,“以粮为纲”的规模化、机械化、二产化,适合地广人稀的东北三江平原、土地平整的华北平原等,但并不适宜南方丘陵地带、西部山区,以及市场价值巨大的长三角、珠三角农村及大城市周边。


南方丘陵耕地,难以规模化
南方丘陵耕地,难以规模化


而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设想,在保障土地制度、耕地红线、基本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将国家财政补贴分级,倾斜到粮食、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加强其“公共品化”;再推动非主产区、大城市周边乡村的农业市场化、精品化,从而实现“公共品化农业”与市场化农业共同发展。


设想的第一步,是对中国农业产区进行进一步划区:


  • 国家划定的9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主要平原地区),及内蒙、新疆等西部主要草原地区肉类主产区。此类产区走二产化、规模化,以保障粮食、肉类基本安全。国家可集中财政补贴向其倾斜;


  • 在其他产区,2.38亿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及大中城市周边,针对可分散的其他大宗农产品,如蔬菜、猪肉、水果、蛋类等,划分并培育主产区、并扶持农业大县。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其进行第二层级补贴及相应扶持,同时相关农产品供应保障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从而保障果蔬肉禽蛋等次级大宗农产品供应及物价稳定;


  • 此外的乡村,不宜规模化的丘陵地带及山区乡村,以及大中城市周边乡村,在保障土地制度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放开、搞活。它们的路径,绝非欧美规模化、农场化,而应该是日本、中国台湾的模式,发展有机、精品农业,或向三产转型,发展观光农业、农业文创等。


此类乡村,扶持的重点,应该是技术(生产及营销技术)、金融,以及农业协会组织化。同时,保护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公益组织、企业进入、实验、发展,逐步打破“一亩三分地”的传统农业管理体制,及日趋严重的基层政府科层制管理桎梏,助推乡土全面发展。


事实上,中国许多地方,已经有一批地方政府官员、乡建者、公益人及社会企业在摸索。以文化教育先行,以市场化为导向,放开、搞活,正是乡村振兴与时代发展之潮流。


中国的未来,不只在大家都能看到的科技浪潮、名商巨贾,也在无数人默默无闻、一腔热血而脚踏实地的点滴摸索,他们也是时代的脊梁!

日本乡村
日本乡村


中老年人做规模不现实,但做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足够。他们经验丰富,对乡土更有热情,有做“农业匠人”的潜质,可主生产。


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一是政策、金融扶持、市场宣传与对接,二做大学、公益机构、销售端等外部机构的组织与对接,三做组织化引导,如帮助农民建设XX村大米协会、XX乡水产协会、X地柑橘协会之类,四是鼓励发展在地化、个性化的配套二产,从包装、加工、销售、电商、物流到农业文创,同时,因地制宜发展有地方特色的观光/体验农业,吸引年轻人回乡建设!


本文的第二个设想,是上述第三类乡村,可将乡村中老年组织、对接起来,匹配以技术辅导、金融、组织化支持等,培植“农业匠人”,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同步发展相关市场,吸引青壮年、有志乡建者返乡搞配套二三产及观光休闲农业。


这或是解决三农与社会就业问题的一个优质方案。优势有三:


  • 其一、对三农来说,为农民创富,解决乡村深层次就业及老龄化问题,实现三农可持续发展;


  • 其二、发展市场,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食品安全、健康消费需求及文旅休闲需求。促进农业深度发展,摸索生态经济发展路径;


  • 其三、乡村振兴与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绝非往回走城镇化老路,绝非招商引资建工业园的旧思维,也绝非以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型简单投入。其关键,应当是人的振兴,在地化经济及文化的振兴,以及乡村与城市的健康内循环。


以区域大中城市为核心,兼顾外地市场,中老年人做一产,有机化、精品化。青壮年做配套二三产,做特色、在地性产业链,同步发展民宿(短期旅游)+农民自建房租赁(中长期),面向城市人口,形成短期休闲、中期生活、长期定居的多层次互动,实现城乡健康内循环。


于此,国家立法、政府投入、市场导向、城乡互动,并改善农村政治、基层治理环境,最终实现农民与政府互动,三农与市场互动,以及中老年与青壮年的内部互动,或是乡村振兴、生态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更优路径。


希望《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只是开始。


参考书籍/文章:

殷志峰,《熵减,我们的活力之源》

新农观,《重要粮食法案出台:直击中国粮食的三大隐忧、两大外患!》

温铁军,《中国农业的困境与出路》

王建,《炒房的开始“炒”玉米了:资本炒作粮价成市场隐形杀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