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爱情放进一生的跨度,当两个生命体共同成长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还是有感性的冲动,亦有理性的判断。

口述 / 吴晓波

本月全球最大的瓜或许就是盖茨和梅琳达的这场“世纪离婚”了。

5月4日,盖茨在推特宣布离婚,理由是双方“不再认为在人生的下一阶段,能够作为夫妻携手成长”。

接着,剧情开始狗血。媒体曝出,盖茨和梅琳达并不是友好地分手,几乎所有家族成员都倒向后者,盖茨算是被前妻“甩”了。

再接着,就涉及分割1341亿美元财产,双方还各请了一名贝索斯离婚案的律师,隐约透露出一股火药味。

先不八卦盖茨的生活和财产,许多人看到27年的模范夫妻分道扬镳,第一反应是:我还能相信爱情和婚姻吗?

记得梅琳达曾在纪录片《解码比尔·盖茨》中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天,她走进盖茨的卧室,发现他的白板上列着分析结婚的利弊。



出自Netflix纪录片《解码比尔·盖茨》第三集


脑补一下这个场景,一个理工男冷静熟练地运用SWOT或5W2H分析法,将婚姻、事业,甚至人生套上一道道逻辑严谨、变量可控的“公式”,有点可爱,但也有点令人不解:

这些东西真的可以被“数字化”吗?理性和规律真的适用于其中吗?

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理性的拥趸——经济学家。求偶、爱情和婚姻,在他们的视角里,真的可能让饱读爱情小说的年轻人吓一跳。



经济学是一门讲究资源配置,使得效益最大化的学科,“找对象”自然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课题。

比如在2010年,一位名叫彼得·巴克斯(Peter Backus)的伦敦经济学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



论文《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截图


为了科学论证,他引用和改编了最初用于推算银河系外星智慧文明数量的“德雷克方程”:

G=R·fW·fL·fA·fU·fB·L

其中G是潜在女友数,R是英国近60年来形成人口的速率,fW是女性占英国总人口比重,fL是伦敦女性比重,fA是24至34岁适婚伦敦女性比重,fU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重。最后还要加上两个因素:互相有吸引力fB,以及我的年龄L。

最终教授经过一通复杂的计算后得出结论,只有26名伦敦女性符合他的择偶要求,概率是1/285000。

好在这位年轻教授在论文发表两年后,居然真的找到符合条件的女友。

那么,如果将这个恋爱方程式套用在中国,一个生活在上海的男青年,想在本地找到互相钟情的理想伴侣,概率又是多少呢?

答案是0.00003%。

也就是说,在上海1000多万的女性中,只有325位符合条件。如果再考虑腿长不长,家里有没有拆迁,三观合不合等等,估计和找到外星人的概率差不多了。

还有的观点认为,男女寻找理想的另一半,本质是一个市场竞争和个人追求的匹配问题,而市场信息又常常是不对称的,在此过程中就需要不断地博弈。

这不免让人想起“波斯公主选驸马(或波斯王子选妃)”的故事。讲的是国王让公主在100个人中选一个驸马,候选人一个接一个“面试”。如果前99个都看不上,最后一个无论多丑,公主都要选他当驸马。

在现实中,很多男女青年就像决策失误的公主一样,有人沉浸在P图等虚假繁荣中,高估了自己的竞争力;有人追求互补性,希望对方在各个方面打平或高于自己,随之提出了一连串的择偶要求。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要么“踏空”成为剩男剩女,要么无可奈何,找了位条件远低于标准的对象。

不过,经济学真的给出了一个万能解决公式:1/e(1/e≈37%),即“37%原则”。简单来说,找对象的时候,先通过前面的37%了解婚恋市场,但是一个都不要选。了解之后,一旦在后面遇到比前37%中最好的那个还要好的对象,不要犹豫,赶紧拿下。

其实这种策略还是有点风险。如果前37%中真的有一位是最好的真命天子(女),那么37%之后就选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有可能会选到不合适的。



说完了找对象,再来讲讲经济学家眼里的婚姻。

假设你真的以0.00003%的概率或者是“37%原则”找到了理想的另一半,别高兴太早了,当二人踏入婚姻的殿堂,又被婚后生活小虐一番后,还是得踱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婚姻?

这时,另一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拿出了他的得意之作《家庭论》。

他说,婚姻的基石不是爱情,而是利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比尔盖茨想到一块去了,婚姻就是一个理性的SWOT分析,讲的是利益的最大化。

贝克尔在《家庭论》中谈到,婚姻其实是一个利益联盟体,丈夫和妻子遵循契约精神,通过各取所需和共同付出的“效率互补”,来保持最小经济单元体的存续和利益最大化。



在古代,丈夫的身份是“风暴之猎手”“家庭守护者”,提供食物、安全、修缮等服务,目的是生产力最大化。

而妻子是“孩之母”“家务统治者”,最大的任务是生育,保证后代的延续,同时承担做饭、家务、纺织的义务,补齐生活秩序的内在完整性。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婚姻这一利益联盟出现了危机:离婚率攀升、未婚生子合法化、丁克家庭……而且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的地方,这些现象就越明显。

最根本的突变是,家庭的分工被社会化了。男人可以外出吃饭、雇佣保姆,而女性可以找修理工,找搬家公司。通过各种服务外包,家庭的基础就被削弱了。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又成为了社会分工的受益者,她们在服务产业中的竞争力和获得的收入,有可能高于男性,而避孕套的发明,又将人类从繁衍的任务中解放出来。

当男性不再拥有最高的生产力,女性牢牢掌握了生育权,婚姻这一契约就失去了约束力,它最大的作用,或许只是给小孩上个户口罢了。



婚姻或许会消失,但唯一不会消失,也无法用经济学来解释和衡量的东西,可能就剩爱情了。或者说,理性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爱情,只有荷尔蒙、肾上腺激素和多巴胺,恋爱仅仅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冲动。

然而,这些构成激情、冲动的物质在婚姻生活中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这时,又有一位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家跳出来说,维持婚姻还是有规律可言的。

卡尼曼说,人们对于某段体验的记忆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高峰时的感觉,一个是结束时的感觉。即使一段经历、一段记忆99%的时间是沉闷、无趣的,但是如果那1%的高峰和结束时段产生了快乐,人们就倾向认为这段记忆是令人愉悦的。



不妨把卡尼曼的发现称为“1%定律”,它不仅适用在商业中(比如宜家在出口处卖2元钱的冰激凌),甚至在婚姻中,可以一年花2-3小时制造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比如每年在结婚纪念日写一首小诗,用相框裱起来,以后在吵架的时候,看看每年裱好的小诗,或许也就气消了,释然了。

是的,持久的爱情,需要那1%。



最后说一些和经济学无关的话。

不管是求偶、恋爱,还是婚姻,我们试图用理性找出规律,仅仅是因为它们变幻莫测,而且难以定义。

到底何谓爱,没有人能用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在世俗的眼中,爱情的地位高于婚姻,因为它和死亡一样,是平等的,是无法用利益交换的。

爱情诚可贵,但婚姻也不能被完全打死。苏格拉底说:未经认真思考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当把爱情放进一生的跨度,当两个生命体共同成长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还是有感性的冲动,亦有理性的判断。

因为在1年、7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岁月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有的人成长得快一点,有的人成长得慢一点。但还有一种可能,两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成长,你很难说哪个方向是对的,哪个方向是错的,哪个方向更有价值,哪个方向没有价值。

或许到某一时刻,两人渐行渐远,婚姻走向终点,但不能说爱情失败了,反倒是通过婚姻,我们更加相信我们曾经成长过,爱情也曾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