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平方米、没有水、没有光，唯一的“家具”是堆破铜烂铁（旧油漆罐，破裂的水泥袋、旧梯子和生锈工具）。纸板箱和一些旧布料充当了床的角色——这就是74岁的米洛万（Milovan）在巴黎15区的“家”。
▲ 《巴黎人报》报道截图。
退休、生着病、身无分文，米洛万在地下4层停车场1023号车库已经“居住”了15年。这个“住所”距蒙帕纳斯（Montparnasse）不远，地址为rue d'Alleray（XVth）。
居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栋楼里，有多少居民在上下班时经过1023号车库？
60多岁的杰拉德（Gérard）已经在这栋楼住了一年多，有几次，他“惊讶地见到了这位身体不太好的先生”。
也有楼栋居民开车经过时，对此视而不见。
“有些人会向我打招呼，”米洛万含糊不清地说道，目光有些呆滞疲惫：“有些人知道我睡在车库。车库的门经常是打开的。”
一位邻居说：“两年前，我在车库门口看到他，状态很不好。几个月前，警察还来过。”
另一个邻居说，“白天，我们会在住宅楼的花园里看到他。他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就听之任之了。从严格意义来说，他还是有片瓦遮身”。
被停车场管理员驱逐
不过，这个“家”现在也岌岌可危了：米洛万已经十多年没有为这个停车场付租金，因此也面临着流落街头的局面。
停车场物业公司GTF已经在库门上贴了一张纸，通知他车库将被清空、并会在4月28日上午11:30换锁。
何以沦落至此？
米洛万和停车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年前。当时，来自塞尔维亚的米洛万获得了法国居留证。那时候，他住在勒库比街（15区），从事的是建筑业。
1982年以来，他一直租用这个车库来停车和存放工作材料，租金每季度约300欧元。
退休后，米洛万中风，并失去了家和汽车。他曾向巴黎市政府提交社会福利房申请，但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住进车库。
▲ 米洛万的“家”。（《巴黎人报》报道截图）
GTF物业公司表示，对“这件事感到遗憾”，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不清楚这位先生的事，公司受委托进行干预以清空车库。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个流浪汉”，“他已经二十年没有付房租了。他的信息已经不再存在于我们的档案中”。接下来，GTF将“启动驱逐和收回车库的法律程序”。
住房权利协会介入，巴黎市府出手
上周三（4月28日），住房权利协会（DAL）发言人艾罗（Jean-Baptiste Eyraud）和少数成员来到了阿雷雷街（rue d'Alleray）解救米洛万。
联系住房权利协会的是米洛万的一位塞尔维亚同胞：“我认识他已有15年了”，米罗斯拉夫·兹瓦诺维奇讲述道：“我也住这栋楼里。我对他不太了解。他一直形单影只，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我知道他没有维护好自己的退休权益”。事实上，米洛万每月仅能领到200欧元。
好消息是，米洛万的悲惨故事终于“传”到了巴黎市府。负责住房的巴黎副市长Ian Brossat承诺：“我们将与他联系，让他得到帮助，为他安排住宿或安置在养老院中”。
求助热线工作人员压力大：“挂了电话会哭”
在115无家可归者求助热线当接线员，可能是件心理压力很大的活儿：工作人员有时挂掉电话后会哭泣，有时会因为来电人提到的自杀念头而彻夜难眠、非得做些什么不可。
事实上，巴黎115热线（Samusocial）每天平均接听2500个电话，接待能力为46000个床位，分布在整个巴黎地区。
但在这次疫情中，接待中心收到了“不要让任何人流落街头”的指示，因此115每天只能提供20多张床位。
▲ 巴黎市府提供的紧急接待住房。（巴黎市官网图）
因此，工作人员常常不得不遗憾地告知那些疲惫的来电者，“很抱歉”、“暂时没有床位了”：“现在是封城时期，所有中心都满员了，请明天再联系我们，也许会有空位。祝你好运，请好好照顾自己“。
墙上的发光指示板还提示着等待接听的呼叫者人数，无形中给接线员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虽然很可能没能联系到床位，但接线员们还是尽可能帮助来电者：
接待和定向综合服务（SIAO）主任布勒弗拉德（Sabrina Boulefrad）透露：“接线员还会帮求助者联系其他援助，如食品、护理、卫生、行政程序方面的帮助，或着耐心地倾听对方的心里话。”
事实上，在床位充足的情况下，分配床位只需要短短10分钟；但在相反情况下，接线员还需要安慰、鼓励来电者，通话时间可能拉长到1小时，令人精疲力尽。
▲ 《世界报》报道截图。
布勒弗拉德也坦言，接线员得到的报酬并不成正比：刚入职的接线员每月工资约1600欧元，仅略高于最低工资。
这也是为何接线员的“更新率”一直很高：社会学家赫伯奇（Elisa Herbage）对这些倾听专业人士做了研究。
她观察到，她们当中很少有人打算呆很长时间：“只有1/3人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他们也必须制定自我保护策略，比如缩短对话时间、不要问太多问题、不要询问太多其他情况“。
赫伯奇总结道，这是一种面对他人困境却无能为力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帮助接线人员忍受和接受这种负罪感。
▲ Kenny14岁时从勒阿弗尔的儿童接待中心“出走”，之后在巴黎流浪了17年。他向记者介绍说，流浪期间他一直在地下停车场过夜，但晚上停车场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让人无法安睡，更别提汽车尾气污染。如今，Kenny终于住进了社会福利房，并在一家商场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Brut视频截图）
巴黎北郊塞纳-圣德尼情况更特殊：接线员仅负责将请求传输到服务中心，后者会在晚上通过短信通知申请者（答案几乎总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该部门每天晚上都无法解决400-450人的问题。
“有时挂了电话，我会哭起来”，罗纳省115接线员露西（化名）回忆道：“但幸运的是，同事们在那里，我们会交谈和振作起来”。
这里的压力要比巴黎地区小一些：115可以满足1/4的请求。“我记得有个人在电话中谈论自杀的事。我整夜都在想这件事，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要求他们一定要给一个解决方案”。
▲ 《法兰西西部报》报道，19岁的Alex此前一直在蒙彼利埃大街上流浪，疫情期间因为不戴口罩被多次罚款。Alex的遭遇得到了网红主播Rémi Gaillard的关注，后者在网上发起众筹，帮助Alex缴纳罚款。不仅如此，法国寿司连锁品牌Planet Sushi老板Siben N'ser还给“三观正、有进取心”的Alex介绍了一份在巴黎的工作机会，并助其找到了住所。Alex顺利通过面试，已开启在巴黎的工作和生活。
41岁的里娜（化名）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前物理学教授。2014年，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法国，在大街上流浪了两个月，然后接到了学生父母的帮助。
2019年，里娜成为115岁的接线员：“我有时会提到自己的故事”。和许多回到家闭口不谈“扫兴”工作的同事们不同，她常会在家中和孩子们谈论这些事。
（欧洲时报/ 靖树 编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