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Echo，原文标题：《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社会新闻的苦难叙事是如何感动公众的？》，题图来自：unsplash
纵观近期被网友热议的社会新闻，“感动”大概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关键词。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这篇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的走红就是其中一例，作者黄国平历经种种苦难后依然坚定向学、最终改变命运的故事令人万分感慨。面对热议，黄国平也公开回信表达对网友关心的谢意。
几乎同一时间段，10年前成都本土节目《谭谈交通》中谭乔与一位送木材大爷的访谈也火上了热搜。父母双亡、妻子早逝，大爷与患智力障碍的弟弟和一条老狗相依为命，人生故事与小说《活着》中主角福贵的经历极其相似，被网友们称为“现实版福贵”。
“因为你战胜了自己的苦难，你终会收获内心的强大”，这条被反复转载的网友热评或许就道出了这两个传播事件共同蕴含的精神内核。
本期全媒派对这类引发网友广泛共鸣的“苦难叙事”背后反映的传播机制与读者心理进行探讨：社会新闻的“苦难叙事”主要在表达什么？人们为什么会被这类叙事唤起感动情绪？“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具有怎样的意义？
一、“苦难叙事”的书写：关于奋斗与达观的双重主题
无论是从“小山坳”里走出来的寒门学子，还是生活几经磨难的农村大爷，不难发现，这类社会新闻的当事人往往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叙事”的主角。而这两条新闻中的人物故事，也正分别代表了“苦难叙事”的两种典型主题。
构成第一类“苦难叙事”主题的关键词，是“奋斗”。
与走红的博士论文致谢非常相似，2018年，一篇名为《感谢贫穷》的自述也曾激起一阵热议。作者王心仪是一个出身于河北农村家庭的女孩，一家六口仅靠两亩田地和父亲打工的微薄收入支撑，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下，王心仪依然以高考707分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实现了梦想，也实现了跃出“农门”的跨越。
“寒门贵子”，这也是2015年安徽卫视节目《超级演说家》第二季中，获得冠军的女孩刘媛媛在决赛的演讲题目。演讲中，刘媛媛同样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甚至“没有门”、连“寒门”都算不上的农村家庭，一路求学拼搏的故事。
在“奋斗”主题下，苦难最终是被征服的，人们同情于这些新闻当事人的遭遇，更感动于其不断抗争以摆脱苦难的精神。正如刘媛媛在演讲中所说，这是一个 “用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人们的心灵也往往被这样“先抑后扬”的叙事所触动。
而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主题之外，“苦难叙事”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达观”。
在这一主题下，感动人们的不是新闻当事人对待苦难的拼搏态度，而是其在困境面前的泰然与超脱，恰如“福贵大爷”面对镜头时的那一句“往前看，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2017年，范雨素的走红就是这类“苦难叙事”主题下又一个典型例子。在那篇著名的自述《我是范雨素》中，令人触动的不仅是作为打工者的范雨素所经历的重重坎坷，更是她在书写自身故事时言语间的“轻盈“与“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1]
相比于“奋斗”主题下的新闻叙事倾向于将苦难刻画为需要不断被征服的障碍，突出“达观”主题的叙事则更多表现出一种“容纳苦难的从容”。
不论是哪一种主题，一致的是它们都完成了对于苦难经历本身的超越。那些悲惨、痛苦的遭遇在“苦难叙事”中往往会被新闻当事人的“奋斗”所克服，抑或是被他们的“达观”所抚平。
始于苦难，而不止于苦难，这大概才是社会新闻“苦难叙事”频频打动人心的内在机理。
二、“苦难叙事”的传播：自我呈现、媒体再现与公众参与
梳理下来，“苦难叙事”在互联网时代的走红早已不是新鲜事。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苦难就是媒体报道的主要议题之一。
1990年代以来，以央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机构媒体推出了一系列关注农民工子女、流浪汉、农村单身汉等群体的报道，并将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关注视为对媒体公共责任的践行。
然而，虽然种种现象在这一阶段广泛地被媒体所报道，但这些叙事依然很大程度上囿于特定新闻框架的“再现”。
曾有学者对此总结出四类叙事框架：宣扬自强不息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体现公共情怀的关切、对底层生活进行真实再现，以及消费与狂欢文化下文化工业的饰品。[2]
在类型化的框架下，“苦难叙事”背后的群体很容易被片面地塑造为某几类刻板形象，话语传播权还没有完全从媒体延伸到个体本身。
彻底改变这一境况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在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下，像黄国平这样书写自身经历的文本能够直接呈现在亿万网友面前，与公众进行对话；而“福贵大爷”这种旧闻中的当事人，也由自媒体与网友再次发掘出来，衍生出热门话题。
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更是使得广大的“草根”群体获得进行公开自我表达的机会，也不断使得与底层群体个人经历相关的“私人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成为掀起舆论热议的“公共议题”。[3]
于是，个体书写的传播不再限于媒体报道，而往往是由当事人的自我表达、大众媒介的报道跟进，以及公众对相关议题的讨论三方合力共同促成。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某一群体的形象也不再止于一个浅白片面的符号，而是在与多方的建构和互动中变得丰满。
正如在“福贵大爷”获得网友关注后，《谭谈交通》主持人谭乔时隔十年再度找到了大爷本人，一方面发现了大爷当初谎报年龄来逃避交警询问的“机智”操作；另一方面，大爷如今再次结婚生子、重新拥有幸福家庭的经历，也讲述了一个由苦难出发、最终却不同于惯常叙事的“令人舒适”的结局。
虽然在传播时依然被冠以“福贵大爷”的标签，但在镜头记录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鲜活而具体的个体——他依然能将曾经的苦难清晰历数，但也能满面笑容地谈论当下的幸福。
多方合力的传播下，“苦难叙事”的维度被不断丰富，有关个体形象的多维描述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笼统的群体化符号所遮蔽的结局。此刻，人们被激起的情感也不止于单纯的感动本身，而是拥有了更为多元的面向。
三、“苦难叙事”的内核：情感动员的实现与社会认同的达成
维特根斯坦曾这样描写痛苦：“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是推测。”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痛苦的不可言说性。[4]
但人类的同情能力却为痛苦的传递搭建了一道桥梁。《人性论》中，休谟将人的心灵比做弦乐器，当他人的心灵发生强烈震撼，这种震撼也会波及人们自己的“弦线”，使得“心灵被一种强力活泼的情绪所推动”，从而产生移情（empathy）的效果。[5]
在苦难叙事中，正是由于公众的同情感被成功地动员起来，对痛苦的共同体验成为连接人们心灵的纽带，使得不同群体都被新闻当事人的故事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能持续地参与到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当中。
以往对公共讨论的想象中，理性的地位总是格外被强调，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提倡的就是通过公众对理性话语的使用来达成共识的沟通过程。但从当下种种网络事件中公共讨论的实际案例来看，相较于理性的论述，情感的唤起与共鸣往往会在集体共识的形成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正如在由博士论文致谢的“苦难叙事”生发的共情中，与感动情绪同时被唤起的还有公众对于个体境况、教育公平等公共议题的关注。因此，这不仅仅是网友对一个人和一段故事的感动，也反映了对于改变命运之艰难的共同体认。
这种体认绝非来自浅薄而片面的煽情，而是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情感结构”——公众情感并非是碎片化或主观化的，而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的结构性反映，它关乎公众的理性与感性，更关乎这个社会的真实。
从这一视角出发，人们对“苦难叙事”的感动实际上揭示了当下社会公众共同持有的一些价值观与心理情感。这是一面棱镜，透过情感动员的实现，人们可以看到从中折射出的公众价值认同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四、“苦难叙事”的迷思：受众共情的产生是带有审美偏向的？
“苦难叙事”对情感的唤起与联结，展现了不同人群间相互理解、彼此认同的可能性。但仍要反思：在“苦难叙事”看似获得全新可能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对于他人痛苦的认识，真的脱离传统框架了吗？
无论是视频vlog对“福贵大爷”的采访，还是更早之前范雨素的自述文章通过界面新闻发表，媒体这一中介依然是“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的主要途径。
而在这一过程中，框架叙事的效果或许不如完全由大众媒体主导的传播环境中那样强烈而明显，但依然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
学者李艳红、范英杰就曾分析范雨素事件中媒体报道的“中介化”作用，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洁净化”倾向——无论是界面新闻编辑的选择还是后续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对范雨素的肯定大多都强调于其叙述文本中的“轻盈”与“诗意”，而这一过程的发生本身是根据中产阶级自身，而非底层群体的经验来协调的。[6]
符合中产阶级阅读旨趣的意义被重点建构，而那些关系到个体本身境遇的结构性问题则在这个过程中被有意识地“过滤”与搁置了。
回到最近备受讨论的博士论文致谢与“福贵大爷”的话题，相似的情况是否也在发生呢？
如果说，人们对范雨素的感动大多源于对其代表的“平淡从容”“诗意人生”这类精神符号的欣赏，那么新近这两则事件中人们对于“奋斗不屈”“战胜苦难”的认同，是否也受到了对于苦难的某种“审美偏向”的影响？
一方面，情感的产生对促进群体间理解与团结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受众的同情与感动并非一种中立而绝对的情感，而是由特定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背景所建构的。
一部分人可能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同情，而新闻故事讲述的方式、当事人的特质、媒体中介化的过程，以及受众既有的一些偏见，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
于是，当人们乐于接受的“苦难叙事”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出类型剧，其中的主人公总是需要具备某些“人设”特征才会受到肯定，同情就会变得有所局限，甚至容易充满偏见。
去年年初，一位由于疫情停工没有收入准备卖房的湖北小哥成为新闻当事人，面对这个年轻人在疫情之下艰难维生的状况，部分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他27岁了，怎么只有2万多的存款？”
这样的案例印证了一个更多元的事实，即人们对“苦难叙事”的感动与同情也是有选择性的，或是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不经意带上的审美偏好成了新的迷思：当人们的同情只面向有限的某类人群，那么这种同情的本质，是否也更多来源于大众满足自身对于一个“成功抗争苦难”故事的想象而已呢？
对于社会新闻中的“苦难叙事”，感动与同情的产生本身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它驱散了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与冷漠，反映出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与价值取向，带来公共讨论中的温度与关怀。
但与此同时，如何不让对苦难的感动沦为刻板偏见的再生产，让感动在拉近一部分人的距离时没有造成对另一部分人的无端排斥，则是我们期待“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后发挥更大价值时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链接：
1.李艳红,范英杰. “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范雨素文本的跨阶层传播及其“承认政治”意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11):55-74+127.
2.盛芳. 社会转型时期媒体底层叙事框架分析[J].新闻大学.2013,5:15-18.
3.袁光锋. “私人”话语如何成为公共议题？——共情、再构与“底层”表达[J].传播与社会学刊,2020,54:193-221.
4.袁光锋. 感受他人的“痛苦”：“底层”痛苦、公共表达与“同情”的政治[J]. 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40:203-236
5.杨璐.同情与效用:大卫·休谟的道德科学[J].社会学研究,2018,33(03):115-140+244.
6.李艳红,范英杰. “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范雨素文本的跨阶层传播及其“承认政治”意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11):55-74+12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Ec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