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不管白天黑夜都蹲在电脑前，浏览器同时打开几个标签页，左顾右盼，上下求索。不为别的，就为约上一针新冠肺炎疫苗。
在经历了几拨近乎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各州政府在分发疫苗上铆足了劲。打进民众胳膊里的疫苗，从一月份的每天100万，迅速上升到了三月份的每天200万。我所在的纽约州，也逐步放开接种疫苗的条件——先是患有基础病的人士可以接种，然后扩展到所有接触公众的一线工作人员，随后是所有50岁以上的人士，再逐渐放宽到30岁、16岁的人⋯⋯
纽约市的疫苗，理论上可以通过NYC Health + Hospitals（纽约市健康医疗总局）或者vax4nyc（纽约新冠肺炎疫苗库）等网站预约。但随着大批“求苗若渴”的市民蜂拥而至，网站上每放出一批预约时段，就会被一抢而空。由于各家医院、药房不定时放出预约时段，即使是我这般用着电脑长大、自认手速快如闪电的年轻人，也守株待兔好几天，终于在一个深夜，在把整个纽约市的邮政编码挨个输进系统并不断刷新后，抢到了一个远在郊区的接种机会。
合上电脑后，我长舒了一口气，也有一丝疑虑涌上心头：如果连我预约接种疫苗都这么艰难，那么那些不会上网的、语言不通的人，该怎么办呢？
队长还是名高中生
正巧，没过多久，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纽约有个叫作“翻译苗”的组织，专门提供疫苗预约的中英文翻译服务，正在寻求志愿者。报名之后，我每周会收到一封邮件，集结了本周各个区招募翻译志愿者的信息。
他们的组织结构看起来挺松散。有别的非营利组织来问他们要志愿者，他们就给所有报名的人发邮件——一般是接种点或者预约点需要口语翻译，也有找人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录广播通知的。只要回邮件说自己哪天可以到哪里去，说明自己的普通话、广东话分别是什么水平，他们就会和你确认。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志愿者筛选机制。
在美生活多年，我对这种“无条件的信任”也见怪不怪了。上学的时候，报名做经济系的助教，学校只看你在经济系成绩如何，并不考察你有没有“讲课”的能力，就放你到学生面前“信口开河”了。如果是报名一些民间组织的活动，那就更加百分百相信你上报的信息属实——其实我心中不免惴惴不安。由于“翻译苗”表格设置的原因，你必须为自己的普通话和广东话水平打分，还只给了3个选项：“基本”“中级”“高级”。我硬着头皮给我的广东话选了个“基本”——其实我基本不会广东话。
确认邮件很快来了——周六早上11点，请到法拉盛的皇后区图书馆门口，联系队长(site captain)凯文。
虽然不知是否能帮上忙，但想为同胞做些事的心是真切的。周六早上，我坐了40分钟的地铁，来到了法拉盛这个位于皇后区的中国城。从前我也经常来这里打牙祭，熟悉这条人潮如织、生龙活虎的缅街，摆地摊卖餐具的墨西哥大叔和卖蒸笼的中国大娘比邻而居，卖盗版碟的小推车也不忘摆上一本《餐馆英语》。疫情期间，这里萧条了一阵，现在随着城市的复苏，重新摩肩接踵起来。
皇后区图书馆门口排队的人。作为法拉盛的社区中心，皇后区图书馆近期既是疫苗接种点，又是疫苗预约点。图书馆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地排了几百人，我在攒动的人头中，靠手机找到了华裔男生凯文。一聊才发现，原来他还是高中生。
凯文披上一件马甲，上面写着NYC Test & Trace Corps（纽约市测试追踪团队）。这是一个纽约市健康医疗总局旗下的组织，其中有医生，也有社区工作人员。之前他们主要是联系新冠肺炎确诊人士，询问他们的密切接触信息（当然在美国，密接的追踪是很松散的，全靠个人自觉申报）。现在疫苗出来了，他们便在各个接种点帮忙。作为学生工作人员，在学校可以换学分，也有一些补贴。
“那我呢？我有工作证什么的吗？”我盯着他的马甲问。
“呃⋯⋯这个并没有。”凯文说。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是翻译？我要做点什么呢？”
“三克油啊，三克油！”
然而，不用凯文解释，这个问题马上迎刃而解。图书馆门口支起的小桌子前，坐着两个医疗总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个华人老太太说话，随后就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们预约疫苗。老人身后是长长的队伍，差不多都是亚洲面孔的中老年人。
我凑过去听。工作人员是个拉丁美洲裔女孩，老人显然听不太懂英文，交流很费力。我连忙一个箭步冲上去，“我是翻译！”
“太好了！你告诉她，这里虽然是接种点，但只接受70岁以上老人和政府雇员接种。这位老奶奶没到70岁，我们得帮她预约其他地点。”
我翻译给老太太听，老太太一脸忧虑。“其他地点，那在哪里呢？”
拉丁美洲裔女孩把手机屏幕拿给老奶奶看——其实就在离这里一站地铁的花旗球场，下周就有好多空位。然而老太太拼命摇头，“我不知道怎么坐过去啊！”
“那要不⋯⋯你帮这位老太太问问他？”拉美裔女孩对我说，指向旁边一个男子，“他组织了一个车队，有很多志愿者司机可以接送老人。”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位一直站在旁边的印度裔大哥，是另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通过我的翻译，印度裔大哥告诉老太太，只要打疫苗前一个小时来图书馆门口，他们随时有志愿者可以发车送她去花旗球场。
一切安排妥当，老太太对我说了好几声谢谢。拉美裔女孩正准备招呼下一个人，老太太敲了敲她的桌子。“三克油啊，三克油！” 老太太拱手致谢，女孩也微笑回应。
我望向身边，有这么多志愿者在忙碌着，翻译的、引导的、车队的。这还仅仅是线下。在网络上，还有诸如华裔青年工程师Huge Ma开发的TurboVax网站，帮助民众在政府几大令人眩晕的疫苗预约系统之间，迅速找到空位。在这场与疫情的抗争中，政府有诸多力有未逮、鞭长莫及之处，是这些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力量，让新冠肺炎疫苗这场人类科学史上的速率奇迹，真正化为进入人们身体的一张张防护盾。
三脚猫粤语起了作用
很快我意识到，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不知道我是翻译。医疗总局的人基本都不会中文，但需要帮助的华人太多了，一看到我帮别人翻译，立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守在我旁边。还来不及反应，我已经忙得像陀螺一样，一会儿被工作人员拽过去，一会儿被大爷大妈们戳肩膀。
一位说广东话为主、只会一点普通话的阿姨，需要给工作人员报电话号码，我试着帮忙。因为粤语里的数字和上海话很接近，之前我就特别留意过。我在脑子里先翻成普通话，再一位数一位数地报给工作人员，我这点三脚猫粤语关键时候显然还能起作用。
人们围着志愿者咨询。更亲切的邂逅还在后面。一位年龄很大的老爷爷，在老伴的陪同下赶来。他显然自知耳背，凑过来大声地问：“哪里可以打疫苗？”然后手托着耳朵听我们的答案。我们发现他已经80岁高龄，当场就可以在图书馆打疫苗。老爷爷兴奋得不行，虽然腿脚不便，竟然一蹦一跳地就朝着队伍末尾奔去了，老伴在后面喊都喊不住。
“搿个宁喏⋯⋯”老伴叹了口气。
“哎阿姨，侬是上海宁啊？”我突然反应过来。
“哎哎，小姑娘，侬阿是上海宁啊？早点讲呀，阿拉开了介许多辰光洋泾浜⋯⋯”
对于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志愿者来说，做翻译也是一次锻炼语言的机会。一个ABC(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志愿者女生，讲着一口流利的北方口音普通话，为一个老奶奶安排接送。讲着讲着，她突然卡壳了，“你那天到这里，来找，服务的人⋯⋯”她用肩膀推了下我，“哎，volunteer怎么说来着？”
“志愿者。”我说。
“志——愿——者？”女生一脸将信将疑。
“也有叫义工的。”
“啊，义工，这个听到过！”女生恍然大悟，又转向老奶奶，“你那天来这里找义工哦。”
争分夺秒地抢占信任
很多人分不清翻译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股脑什么都来问我们。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也尽量解答。
医疗总局的线上表格里，电子邮箱和居住地址都是必填项。每次翻译“您的邮箱是什么”都让我头疼，往往“邮箱”“电子邮件”“E-mail”这几个词轮番用一遍，老人还是不明就里。不光老人，很多在法拉盛生活的中年人都没有电邮，平时沟通全靠微信。工作人员也向我抱怨说，“为什么我们的系统非要设置这个问题？”后来遇到没有邮箱的人，工作人员就把医疗总局的官方邮箱填上去。
实际上，很多人连自己住的地址都说不清楚。一位阿姨对我说，她住在“bon three”。一开始我以为“three”是她的门牌号，后来才意识到她说的是“street（街道）”。可是这个“bon”一样的发音到底怎么拼写呢？“我要是会拼的话，肯定早就拼给你了嘛！”阿姨也很着急，伸手指着远处：“哎呀，就在那里嘛，很近的，过去两条街。”我看了看阿姨指的方向，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手指在屏幕上按图索骥，竟然真的找到了一条叫Bowne Street的街，问题这才解决。
五花八门的问题背后，也看得出人世艰辛。有不少人问我们没有医保可不可以打疫苗（答案是可以打的）。还有人会对我们使个眼色，低声问一句，“没有身份可以打吗？”（答案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比较奇葩了。有人问我，到底是上午打好还是下午打好。有人好不容易给一家四口都约上了同一时间段的疫苗，突然他们问：“那要是一家人副作用同时发作，怎么办呀？”还有人问我们“心脏病能不能打疫苗？”“高血压能不能打疫苗？”我们不敢乱做江湖郎中，只能提醒他们，要去寻求医生的专业建议。
当然，老爷爷、老奶奶们问得最多的问题，还是“这个接种点打的是什么疫苗啊”。美国现在有3种疫苗可以接种：辉瑞(Pfizer)、莫德纳(Moderna)和强生(J&J)。前两种都需要接种两针，强生疫苗只要接种一针。很多中老年人说不清3种疫苗的名字，但我们一说出来，他们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哦，我儿子跟我说一定要打辉瑞的！”“我看微信上说辉瑞不好呀。”“我肯定是要打那个一针的疫苗的。”“我是帮我老板预约，你看他写给我了，必须要莫德纳。”
医疗总局工作人员的宗旨，是让更多人尽快地打上任何一种疫苗，先获得保护要紧。毕竟3种疫苗的有效率、重症死亡预防率、针对变种病毒的有效率各有千秋。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劝他们，最好有什么就打什么。我们在旁边翻译的同时，也察言观色，学着工作人员帮忙劝说。
遇到犹豫要不要打辉瑞的，我就以自己举例：“阿姨，你相信我，我打的就是辉瑞，感觉很好的，没什么问题的。”
遇到犹豫要不要打莫德纳的：“阿伯，我很多朋友、同事打的都是莫德纳，网上也说了，有效率和辉瑞差不多的。”
虽然隔着口罩，但我会望向爷爷奶奶的眼睛，适当的时候拉起他们的手，让他们相信我是真诚的——自我感觉有点像骗老人买保健品的销售。然而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一些道听途说的偏见，就放弃打疫苗的机会。
说实话，我内心有些犹豫——我只是一个翻译而已，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当“工具人”，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然而一个人的出现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阵，预约疫苗的队伍旁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每当有人完成预约，他就凑上去用中文喋喋不休：“不要打疫苗啊，千万不要打疫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要打疫苗？”他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因为病毒不存在，所以疫苗也不存在。”
美国确实存在一批反对疫苗的人，有人是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接种，有人干脆相信阴谋论，比如相信比尔·盖茨会通过疫苗往人们的手臂里植入追踪芯片。这个华人不知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受阴谋论荼毒。
尽管没人搭理他，还有老太太指着他对我们无奈地笑着摇头，但我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争分夺秒地与阴谋论者抢占爷爷奶奶们的信任。虽然“翻译”的任务比想象中琐碎很多，我还是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保持微笑。
张贴在墙上的信息。在法拉盛的大太阳下连轴站了4个小时，这一天的志愿者工作终于结束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天里接触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了。他们的样子如此鲜活，还在我脑中徘徊：有工作人员发现自己刚才在老人面前把辉瑞说成了莫德纳，懊悔得直拍桌子：“天哪，我真是太不专业了”；有的老奶奶看着我们在太阳下晒着，心疼地说：“哎呀，怎么也不弄个帽子戴戴？”
晚上看到新闻说，美国当天共有超过300万人接种疫苗。我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工作牌的翻译，也心满意足地合上电脑，仿佛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手牵着手，朝着那个没有病毒、歌舞升平的未来，又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