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年近三十，还敢拒绝“被催婚”，甚至“拖家带口”远赴大洋彼岸留学的，倒是听着新鲜。
尤其当做出如上选择的是女性，那背后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
如果从1到10给焦虑程度评级，Aodh说，她自评9。
31岁时，辞职近两年的Aodh考上了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动画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然而，还没开学，新冠就来了，开学延迟，再延迟。期间老公遭遇职业危机，抑郁，她忙着学习、画画，抽空生孩子。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Aodh最近十年的履历，可谓“动荡”：
22岁从生物工程专业毕业，辅修动画专业双学位，毕业后从事生物制药领域，工作主要是给鸡蛋打针；
24岁转行，做外企前台；
27岁转行，做UI设计，并自学画画；
29岁辞职 ；
31岁考上美国研究生，主修动画，因疫情暂留国内；
32岁怀孕生子，一边准备坐月子，一边等美国开学。
“是不是很触目惊心？”Aodh看着履历苦笑：“一个没有任何职业规划的人，下场如此凄惨。”
Aodh小时候喜欢画画，父母没支持，她也就没坚持，偶尔画漫画自娱，大学时辅修了动画。
大四的夏天，她陪同学去逛留学展会，一个叫温哥华电影学院的美国学校宣传自家学生有机会到皮克斯实习，很诱人。她想去。学费一共30万人民币，没有奖学金。她跟家里说了，妈妈给她看了存折，确实没钱。她沉默了几天，去签了事业单位的三年劳动合同。
然后就过去了10年。
十年里，她从实验员变成前台，又借着UI设计的东风做了几年设计。后来UI设计的风刮不动了，她工作的公司也倒闭了。29岁，她过早闻到了职业危机的味道，夜不能寐。恐慌中，她又想到了留学。
她试探地跟老公提出想出国，没想到老公说，想干就干，想去美国就一起去。Aodh很开心，开始咨询，辞职，学画画，背水一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等到了自己最想去的CMUoffer，并为此开心了好几个月。
可是很快，疫情来了。美国那边说，一切待定。
Aodh从来不是个有计划的人，可是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只能把生活计划起来。
她掰着指头算，在家等开学大概一年，念完书不到36岁，回国找工作。职业生涯从头开始，想在行业里站稳怎么也要两三年，那时候老公快四十五，大概率失业。父母这两年小病小痛不断，婆婆如今快七十岁，很快就需要人照顾。
况且，生孩子迫在眉睫。
结婚三年，Aodh和老公一直没着急要孩子，如今眼看要来不及。受精卵的质量，婆婆的身体，职业规划，每一件事都有时间线，每条线都卡着她的脖子。
她着急忙慌地吃叶酸，以最快速度怀了孕，第一次产检，医生告诉她孩子是金牛座——话少，爱省钱的典范。狮子座的她几乎当场哭出来。
养胎的日子里，她继续按计划画画、学编程，一天不敢懈怠。老公是非常优秀的程序员，薪水不错，性格温和，每晚教她Python，给她准备营养餐，自己能省就省，她为自己有这样好的条件而庆幸。
孕16周的某一天，老公下班回家，突然对她说：“我想辞职。”老公37岁，已经听不懂公司年轻人说的梗，分不清椰子和AJ，也熬不动夜了。他睡不着觉，压力很大，昨晚又掉了一颗牙。
如果一个人三十出头，还在互联网公司做普通员工，那就改行。这是B站上的大厂HR给互联网韭菜们的忠告。Aodh以前觉得是危言耸听，现在才知道是忠言逆耳。
全家失业，怎么养孩子？她顾不上生气和慌张，捂着肚子给老公做心理建设，请他再忍一忍，不要冲动，权衡利弊，预估风险。老公红着眼睛答应她继续工作。
两周之后，她顶着熊猫眼，带着持续失眠的老公去挂心理医师的专家号。“轻度抑郁，可以药物控制。”医生认真地看着Aodh：“我想他过两个月离职比较好。”
幸好家里还有些积蓄，虽然两个人不敢再买衣服，但还不至于断了孩子的奶粉和她的学费。
可是，她刚调整好心态，父母就来家里陪她喝茶。
“你绝对不能去美国，现在华人在那边不安全，走在大街上就有可能被打死！”爸爸脸红脖子粗地冲她吼：“别说什么出事的机会小于千分之一，一旦出了事就是百分之百！”
“我们坚决反对！你不考虑我们，也得为孩子想想！去了美国，疫苗都没法打！”妈妈攥着茶杯，手直哆嗦。
Aodh张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爸爸又开始了第二轮炮轰：“去再好的学校读研又能怎么样，回国都快三十六了，你俩人怎么找工作？毕业就失业，还不如在国内老老实实上班。你们失业没关系，孩子回来没有幼儿园才是大事。上不了幼儿园不让上学你知不知道……”
Aodh攥着手机，紧张看着着爸爸的脸色，心里估计着老爷子的血压，纠结要不要打120。
“我是没啥，不过小孩不太好。别的孩子脐带上有两根动脉供血供氧，但我家娃只有一根。前两天心跳也慢了，不知道有没有缺氧，没准生出来个脑瘫呢，”Aodh语气平淡：“福兮祸所依，我好像一直很背，出现什么幺蛾子都有可能。单脐动脉这种超低概率居然赶上了，还有出国的事，出也焦虑，不出更焦虑。这些不可控的东西，都朝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
“不过也没什么，我每次晒晒太阳皮质醇就下降了，”Aodh反过来安慰自己。
“我还是挺坚强的，老王对我挺好，娃的疫苗学校说能解决。至于我爸妈，谈崩了就硬刚，反正我俩都三十多了，没房子没工作，也没太多能失去的。”
听了Aodh的故事，Yoki恐惧地捂住嘴：“天哪，她的人生就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圈套，如果让我这样生活，我一定受不了。”
Yoki还未满28周岁，从日本回国回国半年多，目前在做新媒体撰稿。
她的留学故事短暂而简单，留学之前的故事却很复杂。“去日本之前，我经历了最漫长又痛苦的一年。”
Yoki的本科是新闻学，报专业之前，她从没研究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只是因为当时东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分数线太高，就退而求其次选了新闻。她说，艺术可以救赎灵魂，至少可以救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灵魂。
上大学之后，她一度很开心。媒体作为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能让自己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教人学会对独立思考，但糟心的是，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胡思乱想的人，新闻学让她看到了世界的更多侧面，也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当时可理解那个姓崔的主持人了，写完新闻烦得睡不着觉。大三大四极度抑郁。”
大四实习，Yoki选了北京，在自己喜欢的杂志社做编辑，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过了人生中最开心的两年。
二十五岁那年，家里出事了，妈妈也走了，她一下子顶不住了，陷入崩溃。她尝试自救，药物控制、宠物治疗、旅行、心理医师都无效。与此同时，传统媒体显现出越来越疲软的态势，流量媒体已经占尽上风。她对生活和媒体圈失去了兴趣。
第二年，她简单学了语言，决定去日本留学。
“我知道自己就是逃走了，但那是唯一能活下去的方法。”
去日本之前，她没有想好到底要读什么专业，只想找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散心。日本读硕士研究生很麻烦，先语言过关，再读研究生（预科），然后考修士，考上才能读研。
Yoki到了日本，语言不过关，白天读语言学校，晚上去便利店打工。她读完语言再读预科，等到能够考修士时，她已经在日本待了一年半。
她算了算时间，等考上修士，读完回国就三十岁了。三十岁的文科生，找一份薪水合适的基础工作可能很难，这是现实问题，而日本也让她觉得压抑，尽管当时身边的人对她很好，老师、房东、打工的店长、朋友都很关照她，她仍然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像一个游离在外的幽灵，每天旁观社会的运转。
朋友建议她回家乡，她又无法面对故土上让她痛苦的人，再想到亲戚们一定会争先恐后给她介绍对象，脑壳就痛。最终，她选择回到北京。
出去两年，北京的生活节奏什么变化，只是996的风刮地太狠，纸媒倒闭得太多。
她的学历很加分，但工作经历单纯，没有管理经验和运营经验，也不会做PPT，大型互联网公司很难进，愿意接纳她的都是小微企业，薪水只能维持正常生活。
“我的老板是个有文字情怀却没文化的蠢货。”她叹了一口气：“我很感谢他给我发工资，但他让我写的东西使我想抽自己两个耳光。”她拿出手机，分享了一篇微信稿：“就这选题，还怪我没搞出十万加，脑子瓦特了吧。”
尽管在日本待的时间不长，但Yoki说，她很想念在日本读书的时光，它让自己更快地成长，教会她遇到痛苦不要任性抽离，因为局面不会因此好转。“问题必须要直接面对才能解决。”
关于焦虑，Yoki说她不焦虑。“我只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攒钱，”Cora一声长叹：“我已经35岁，头两年读完博士才开始经济独立，不用父母贴补。挺不好意思的，但我觉得很幸福。”
Cora从小身体不太好，被父母小心翼翼呵护着长大，吃牛肉要数肉片，吃点心要注意时间。
本科从农业专业毕业之后，家里花大价钱托人帮她安排了工作。从22岁毕业到28岁，她一直在事业单位做农药研究助理。
虽然是托人进门，Cora也不算“后台硬”的那一队人，每天的工作按部就班，并不清闲。偶尔活不多，还要忙着搞人际关系。她性格直爽，不愿溜须拍马，只能做到尽量不吃亏。看着那些闲得发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同事，她常常觉得窒息，像永恒地漂浮在平静的大海中央，抬眼就看到同一块黯淡的白云。
工作之外的生活也让人逐渐暴躁。逢年过节，亲戚熟人争先恐后地给她介绍对象，同学聚会，父母话里话外地打探她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
26岁以后，父母已经把她的终身大事当作家中头等大事来对待。用父亲的话说，26岁是个关，27岁是道坎，过了27，别人就不把你当成小女孩了，就愁嫁了。
“一个男人不可能哪里都好，人品好，条件差不多就行，日子慢慢过，结婚生了孩子，一眨眼就是一辈子，等你老了好有人管你。”每年的中秋、春节甚至劳动节，母亲都会对她循循善诱，让她胸口发紧。
生活越来越百无聊赖的时候，一个年纪比她小很多的朋友跟她说，自己要出国了，去新西兰。
Cora百度了新西兰的风景图，心里一动。
一年之后，待父母得知自己的女儿有出国读博的计划时，Cora已经收到了新西兰林肯大学的博士offer，递交了辞职信。
申请林肯大学比想象中容易很多，林肯是所农业院校，和 Cora专业也对口，报的专业也是农学专业。她的导师研究有机农药，很看好她。
至于亲戚们反对的声浪，父亲的叹息和惊讶的眼神，母亲的眼泪和欲言又止，她都微笑而坚决地抵挡了。
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死海，终于要游出去了。那些办公室里的尔虞我诈，五毛八分蝇头小利的计较，亲戚们逢年过节的花式催婚，父母对她感情生活密切的关注和刺探，都将随着新西兰的山风散去了，她终于能正常地呼吸。
Cora出国那年是28岁，自觉年龄不算大，心里没什么压力。
她没想到的是，新西兰的博士特别费时，她日夜不停地读书、研究，四年后毕业，已经成了同学们羡慕的“飞毛腿”，32岁生日时，她坐在宿舍，看着眼前的蛋糕，想着中国的父老乡亲，看着妈妈发来的微信，觉得恍如隔世。
不知不觉就32了，可是她还需要读博士后呢。
2021年，Cora35岁，还在做博士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和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本地学生博士毕业最早的二十六岁，她离开学校大概三十六岁。父母健在，独女远游，大龄回国，需要重新规划职业生涯，内心对未来没有把握，还一直让父母担心。
每每想到这些，Cora就觉得难过。
可是转头看看身边的同学，她也并非“大姐”级别。学校里不少博士和博士后都拖家带口，三十多岁的比二十多岁的还要多，年龄多在35-45之间。
白天在实验室埋头干活，晚上回家做饭带孩子，其中有个四十来岁的“师弟”，也是辞职来读书，妻儿在新西兰陪读。他没日没夜地熬了三年，就长了白头发。
Cora看见他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照白发的样子，觉得自己没有抱怨的资格。
“我们的压力都很大，有压力很正常，很普遍。决定出来了就得拼一下，我身边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拼，非常努力，但我们连被彼此感动的时间都没有。当你意识到读书和生存挂钩，你也会这么拼。”
一想到未来的职业规划，Cora形容自己“又焦虑又佛系”：“我现在尽量多发论文，以后尽量凭论文回国找一份工作，要么在公司做科研，要么在学校做科研。我来到新西兰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冒了很大很大的风险，我对前途完全没把握，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成功当然好，如果失败了，父母为我多付出了这么多年我会很抱歉，那只能找一个差不多的工作先干着，活下去肯定没问题的，机会慢慢找。”
焦虑等级从1-10递增，Cora自评8，但是她不后悔：“我看着周围的人，大家都很焦虑，但都在特别努力地活着，这和原来在事业单位的氛围完全不同，我喜欢这种感觉，让人觉得自己充满紧迫感和生命力。虽然焦虑，但是我不觉得自己狭隘了，新西兰让我对生活、对人更包容了。你在国外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有的人头一天见过你，第二天和你面对面走过也不打招呼，因为你们俩没有那么亲密，这很正常，反而让我觉得自在。”
“幸福指数，我自评9分。”她坚定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