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芯谋研究（ID：icwise），作者：顾文军，原文标题：《外企在华新抉择：本土全球化还是全球本土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导言
2021年4月1日，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联合推出题为《加强不确定时代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报告。这份报告一方面敦促美国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建设，增强本土制造能力；另一方面认为，如果每个主要市场都建立独立完整的半导体供应链，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将抵消整个行业的利润，所以全球半导体应该继续依靠全球供应链。
这份报告真实展现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矛盾状态：人人都知道应该坚持全球化，但每个主要市场又都在不同程度地建设独立的供应链。实际上，SIA与BCG的半导体全球化策略在理念上动人，但却说服不了任何人，亚洲人不信，欧洲人不信，美国人自己也不相信。
首先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的是美国。
此前的全球化模式以效率最大化为中心：西方国家居于技术优势地位，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则在成本和效率方面有优势，各有所长各有所需，此时的全球化可以稳定运转。但当东方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下获得长足进步，效率开始高于西方，成本仍然低于西方，开始技术突破后，全球化首先从西方心理层面坍塌了。
以华为为例，华为通过与高通、台积电等国际供应链的合作，背靠国内巨大终端市场，快速崛起，在最重要的通讯和手机处理器领域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如果继续之前的全球化，中国充分享受这样的国际分工，可能会有更多的“华为”出现。
美国开始担心了。近些年，我们看到太多描述美国现状的书籍《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谁偷走了美国梦》《看不见的美国》《扫地出门：美国的贫穷和暴力》，直到这些书中的主角多到足以把特朗普送上台。此时，认为美国是现行全球化模式受害者的观点在美国占了主流。
所以，继续推动半导体供应链的全球化——至少是之前1.0时代的全球化已没有太多说服力。尽管全球化一直是效率最优的代名词，但此时的半导体供应链全球化已不是效率至上了。
效率不是全球化的唯一维度，在当下更应兼顾主要经济体的产业安全。所以半导体供应链的全球化模式必须做出改变，要在两个极端，即效率为王和自主可控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找到兼顾效率和安全的新全球化之路。
具体而言，就是国际企业立足于各大市场，实施全新的、充分的本土化，在责权利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等同于本土企业，兼顾产业效率与本土安全与发展的需求，建设一个分布式、去中心化的全球化市场。
如何实现国际企业尤其半导体企业的新本土化？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西方更需要本土化
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外企再准入
人和资本都往利多处走
中国市场召唤外企本土化
中国改善营商环境，西方爱上产业政策
美国合纵，中国连横
外企本土化的实际困难
外企本土化的根本逻辑
本土化路线图
总之，国际企业本土化将是全球各大经济体的一致目标，而非中国特需。当然，只有中国保护好国际企业权益，它们才能深度本土化；反过来，只有它们深度本土化，才能充分享受中国市场红利，也才更能全球化。
初看，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政府，应该主动靠前，跨出一步，伸出更加温暖的双手，利用更有竞争力的政策，依靠中国最大市场的优势，争取更多国际企业与中国的合作。
一、西方更需要本土化
1986年1月，正值日美国际摩擦高潮之际，身高1米60的丰田汽车公司掌门丰田章一郎抬手在北美落下一子，丰田的第一家北美独资公司（TMMK）奠基肯塔基州乔治城。日后这家公司成长为美国汽车巨人，它出产的凯美瑞车系连续18年成为美国最受欢迎车型，原创的雷克萨斯品牌成为美国名车。
这个项目之所以如此成功，关键就是本土化。TMMK是一个独立实体，日本人将它作为美国公司来运营，其生产、销售甚至研发独立于日本丰田，这里造的车不仅供应美国市场，也销往全球市场。
TMMK的高度本土化在美国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从TMMK走出去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美国汽车业带去了精益管理的丰田生产模式，美国老牌汽车厂商通用、福特们籍此告别古老的福特模式，逐步走出困境。
在TMMK落地美国之前，美国汽车业在日系车的打击下，亏损直追大萧条时代，创造了福特T系列的美国汽车人束手无策，羞愧难当。某种程度上，这家日本公司的到来间接拯救了美国汽车业，所以美国人也将其视为美国企业，充分接纳，不做任何限制。
在1980年代的日美纺织、钢铁、彩电、半导体、汽车贸易摩擦中，TMMK几乎是日本争取到的唯一善果。TMMK成为丰田海外最大的工厂，丰田也就此成为全球性企业。这家公司更成为丰田的黄埔军校，走出了日后成为丰田汽车公司总裁的张富士夫等丰田未来之星。
TMMK大概是自“古典”的全球化至今，最为经典和超前的本土化案例。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这种本土化未必是效率最优方案，因为新增的独立实体必然增加成本，派出机构的人才流动也会把关键技术带给竞争对手。但这种模式对化解贸易摩擦，是一种不完美但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居于市场、人才、技术、成本的洼地。居下流者纳百川, 纳百川者成沧海。西水顺势东来，带来了人才、技术、资本。这40年里的大多数时候，西方资本、技术、人才向中国单向流动，外企以轻本土化模式顺利进入中国，可谓“自由贸易”的田园牧歌时代。
但水聚则海成，海成则水升。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成长进步，东西方的要素势差逐渐缩小，甚至于东西方的海平面逐渐一样高了，西水东流不如以前通畅，反过来，东水还要溯流西进，因此波澜渐起。
而之前的西水东流让人们形成错觉，以为货物以及外企轻本土化地进入另一个市场就是全球化，就是自由贸易。但一个主权政府归根结底要为本国国民的就业和收入负责。由于每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长、生活成本不尽相同，如果继续实施绝对的自由贸易，有的国家必然空心化，这时主权政府无法向国民交代。
以母国为结算中心、研发中心、制造中心的相对低溢出、轻本土化模式，为所在市场所做贡献显然要少于深度本土化外企的贡献，少于本土企业的贡献。这种模式遭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几十年来中国成为最专心商业化的经济体，成为最具活力的科技企业策源地，在现行全球化框架下，东水沿着旧沟渠回溯西方。此时，西方更需要兼顾本土利益的全球化，否则贸易摩擦永不可免，美日贸易摩擦、美欧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都是国家求生存，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只是表象。
当然，在国际企业本土化大势所趋的前提下，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本土化范例，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当今全球民粹主义的泛滥，TMMK案例有其特殊性。我们需要符合当今潮流的新型本土化模式。
二、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外企再准入
2021年2月25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正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这部法律对谷歌、脸书等数字平台使用新闻内容做出了规范，规定澳大利亚新闻机构有权要求数字平台为使用其新闻内容付费，并就此与互联网巨头开展单独或集体谈判。
3月23日，欧盟表示，针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数字税，将在今年6月前出台征税建议草案，2023年正式开始征税。
欧洲和澳洲对互联网巨头施以重拳，实质是一个信息化高边疆的问题。
1982年，美国退役陆军中将丹尼尔·格雷厄姆撰写的报告《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出版，这份受时任总统里根请求完成的报告提出了相对于传统边疆即低边疆的“高边疆”概念，将美苏争霸的战场扩展到太空。此后，人们将这一概念扩展至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方方面面。
在信息化进入所有领域的当下，数据和信息成为生产资料，信息与数据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同时，经过疫情，尤其贸易战的教训，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包括知识产权的使用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数字信息、供应链以及知识产权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高边疆。
有了新的边疆，主权国家的市场就有了新的边界，自然需要新的准入标准。跨国企业如果要更深入地进入主权市场，甚至像本土企业那样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需要再次获得主权国家的市场准入，在信息安全、供应链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安全领域达到本土企业一样的标准。
三、人和资本都往利多处走
随着本土市场和资本的进步，中国科技企业的薪资水平越来越具有竞争力，逐渐接近甚至超越外企。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最优秀人才的择业，从首选全球500强企业转向了本土科技公司，尤其是科创板的开通，高科技企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相关企业以股权为杀手锏，在人才市场上形成一边倒的优势。
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优秀人才离开外企，在本土创业的案例比比皆是。原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副总裁刘二壮离职后，出任紫光集团执行副总裁；原飞思卡尔半导体（Freescale Semiconductor）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汪凯，目前出任芯擎科技首席执行官 ；原英伟达（NVIDIA）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张建中离职后，创立摩尔线程；原德州仪器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胡煜华离职后，出任汇顶科技总裁……
芯谋研究认为，由于中国市场更大，增速更快，中国资本市场对初创企业的估值要远超成熟市场，使得这些企业可以获得大量融资。为尽快组建团队和继续融资，它们愿意在行业水平之上加薪100%、200%，甚至还可以更高。但外企有自己的薪酬体系，不可能全面做出太大调整来应对人才竞争，更无法在配股方面与本土初创企业竞争。
资本红利之外，一些本土政策也在发挥作用。随着人才竞争的加剧，户口、孩子教育等方面的福利也成为引才的重要筹码。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在这方面能够得到政策倾斜，有些福利外企无法享受，因而外企在人才竞争中逐渐落得下风。
海外顶级人才也在加速回流，甚至已出现了欧美本土人才向中国流动的趋势，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算法等前沿领域已吸引了一批欧美人才落地。譬如，芯耀辉全球总裁安华（Anwar Awad），此前为新思科技（Synopsys）全球研发副总裁，英特尔全球副总裁。
全球半导体人才并不充裕，此处多了彼处就少了，如果欧美本土人才背井离乡到中国创业成为明显趋势，外企的本土化更势在必行。
四、中国市场召唤外企本土化
首先，中国的市场规模、多样化的市场需要外企再本土化。
中国市场接纳新产品、新技术的速度领先全球。这里不得不再次强调中国市场的独特性：中国是全球最大、增速最快、新产品接受度最高的芯片市场，除了电子信息和互联网等传统强势领域，中国市场还有不断出现的新增长点。
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多样的市场需求，中国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技术标准。譬如，在3G时代，中国推出自己的3G标准TD-SCDMA以后，结合这个标准开发产品的外企在中国市场获得了机会；没有使用这个技术标准的企业，就退出了中国市场。
再以入户光纤为例，目前中国开发的50G入户光纤比欧美标准要高，如果外企不按这个标准生产，就将失去中国市场。
其次，本土终端企业的成长使得它们在产品定义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此前，中国终端公司研发能力不足，在产品定义上缺乏能力，基本上跟着国际竞争对手或者芯片供应商走。但随着中国企业的快速进步，它们逐渐具备产品定义能力，华为事件之后对国产芯片的采纳又有了动力。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打压，国内半导体企业一改轻视本土供应商的做法，开始重视并培育本土供应链。
前几年，国产芯片在性能接近国际水平的基础上，价格不便宜30%、40%便无人问津。现在只要产品性能基本达标，国内企业就可以接受。展望未来，一旦国产芯片借助国内终端企业成长起来，那么国际企业“再回归”就更加艰难。
由于中国市场的技术加速度超过了外企的预期，有些外企的半导体知识产权很快会过期。以恩智浦为例，四五年前，中国地方政府招商时往往希望恩智浦将它们的安全芯片（如银行卡芯片之类产品）放在国内制造，但恩智浦认为那是高端产品，不愿意将其转移到国内生产。今天，恩智浦反过来再去找地方政府，政府对这个话题早已失去兴趣，因为中国公司的产品早已替代了恩智浦的安全芯片。
综合来看，中国市场超大规模、且快速迭代的需求，使得国际企业只有深入并且融入这个市场，才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需要外企的再本土化。
五、中国改善营商环境，西方爱上产业政策
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排名比前一年上升15位，列第31名，其中合同执行一项位列全球第6。
这些年来，中国的“城市竞争”越来越激烈，营商环境成为地方招商引资竞赛中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有巨大动力。即便企业到了东南沿海之外的很多区域，也能明显感受到地方营商环境和政府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
因为中国市场极为广阔，单个行政区域自身体量巨大，有些省市GDP几乎等同一个中等强国的体量，这些行政区划可以单独上马大型项目，行政区之间没有譬如国境之类的限制，要素流动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大的行政区划、小的行政区划无处不在激烈竞争，其程度冠绝全球，这保证了中国经济活力和纠错能力。
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重实践轻规划。无论半导体还是新能源的产业政策的真正出台和成型，都不是某个宏大理论的产物，而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断试错的结果。譬如中国动力电池的发展路线，虽然国家层面有过规划，但其实质走向还是以市场为主。
在中国营商环境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同时，西方国家自己出现了有趣的变化。
之前，产业政策在主流经济学里是一个偏贬义的概念，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往往会遭到严厉批评。但近些年来，随着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利用政府干预，在新兴技术领域，尤其半导体领域实现了一次次赶超，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西方政府逐渐理解和修正了对产业政策的负面看法，现在干脆大范围推出自己的产业政策。
譬如，欧盟出巨资发展动力电池、新能源车和半导体。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出巨资发展半导体制造和新基建。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推出了5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建设19个先进的晶圆厂。
其实美国是一个有长远产业政策传统的国家。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产业政策施行者。冷战时间，美国以政府购买方式大力刺激半导体产业发展，由此确立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王座地位。
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向国会正式提交“无尽前沿法案”，该法案直接对标中国计划，将投资1000多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机器人等领域的研究。拜登新政府上任后立刻发布 “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用美国制造的清洁能源车型取代联邦政府车队，这方面的举措与中国的新能源政策别无二致。
这种相互学习、相互靠近，客观上让中国和西方的市场差异越来越小。尤其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现出极强的调适能力，当某一项产业政策出现偏差后能迅速调整。经过不断改进，中国产业政策的行政色彩越来越淡，市场化风格越来越浓，譬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科创板都是市场化运作，都有相当专业的软约束机制。
当东西方的发展理念越来越趋同时，外企本土化的排异效应会越来越小，外企的本土化成本也会越来越小。
六、美国合纵，中国连横
纵成必霸，横成必王。六国联合攻秦是谓合纵，秦分化六国联盟，联合东方强国是谓连横。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于大国科技竞争有着不尽的启示。
特朗普时代，美国通过行政禁令直接打压中国半导体。拜登上台以来，改变四处树敌、单打独斗的打法，与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友改善关系，试图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同盟，编织一个更绵密，也貌似遵守国际规则的封锁网。中美高科技之争，正被引向中国与美国为主的芯片产业联盟的竞争。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这个联盟，以禁令+市场竞争的手段，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部分集中到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围追堵截。这种既使用外力，又注重内在竞争的打法更为危险狠辣。
4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召开“恢复半导体和供应链首席执行官峰会”，动员全球半导体头部企业加大美国供应，在美国设厂。
4月16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日本产经新闻认为，此次会谈在半导体领域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美日讨论在日本设置推进新技术开发的共同研究基地合作；二是敦促日本实施像美国一样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相关出口实施管制。
诸如此类的半导体会盟将不断上演，拜登的套路逐渐清晰，美国正在以芯片制造为抓手，加速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完全掌控在美国手中。美国此举非常精明，芯片制造投入巨大，每个企业的预算是一定的，如果在美国建厂，到中国建厂的可能性就低了。尽管美国建厂的成本较高，但是在政治角力的情势下，成本已经不是建厂的首要考量因素，况且美国正在加大补贴。只要芯片生态链和产业链大规模建成，成本会因为规模效应而逐渐降低，全产业链的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行业生态也会更为丰富，美国对半导体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就更加强大了。
正如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所言，“强大的半导体产业将掌握着国家的命运。”
我们不能被过往的疼痛麻木了神经，等闲视之。必须行动起来，你有合纵，我有连横。
在高技术领域里，美日韩欧和中国台湾等主宰着半导体全球供应链，我们的朋友圈中则缺乏半导体“高手”，所以我们必须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拿出更能打动全球企业的本土化策略，吸引全球半导体巨头加速落地中国。
譬如，2018年在贸易战高潮到来前夕，中国打破对外资车企的限制，促成特斯拉独资在上海落地，展现出我们对外企的善意，体现出中国继续开放的决心，这彻底改变了全球新能源车的格局。既使特斯拉凤凰涅槃，又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车产业的中心。
从这个思路出发，对于自主意识更强的欧洲，我们应该更为着力取得互信，甚至与亚洲的国际企业也有合作机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高层已经展开此类努力，中德高层近日通话；4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出席中国德国商会，介绍中国十四五规划和发展格局。
中欧半导体有广阔的合作空间，ASML、恩智浦、英飞凌和ST等欧洲企业在全球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应该拿出全新的、特殊的、可持续的措施，吸引这些国际企业在中国深度本土化，保证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动态平衡的多中心分布态势。
七、外企本土化的实际困难
风起青萍之末，无论多重要的趋势，最初总会在细微处露出苗头。全球化概念发生重大变化，外企本土化应该是未来几十年全球化最重要的议题。从议题到落地，我们需要从解决外企的困难入手。芯谋研究认为，外企本土化的实际困难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本土化对外企的好处是什么？
国际龙头企业的本土化策略对国际企业具有风向标作用，但龙头企业在中国市场往往遥遥领先。一般说来，半导体细分行业全球排名前三的企业通常占全行业收入的50%至90%。因此，龙头企业对于主动调整或心有不甘，或认为时机未到。
不少国际企业的中国业务持续增长，中国竞争对手往往难望其项背。如果要本土化，势必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归属，如把知识产权放在中国，外企会认为培养一个潜在竞争对手，难下决心。
其二，中国市场能不能撑得起外企的本土化？
如果未来出现中美两个生态，小企业两头押注，能博得一些机会，但大公司就会遭遇挑战，有些重磅产品可能会因为市场不够大而导致失败。很多半导体项目的难度超乎人类想象，相应的研发成本非常昂贵。这决定了半导体市场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撑得住高昂的研发费用。
以一家苹果供应商为例。苹果将其一半需求都交给这家企业，按苹果的采购量，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坚持了几年后，这家企业仍放弃了，因为服务于这个项目，仅工程师就需要3000人，这个采购依然无力平衡成本。
尽管中国市场庞大，但有时候并不能独自撑得起一个产品，譬如有些汽车芯片；又或者仅仅只能容纳几家企业，不足以容纳更多后来者，譬如有些数字工具产品（EDA）。
所以，让外企单独为中国市场开发一个产品或者新成立一个实体，有时候并不划算。
其三，外企不理解科创板的商业逻辑。
国际企业往往有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久的发展规划，很少在意短期发展目标。以西门子为例，它们每年有千亿美元的营收，没有来得及执行的订单也超过千亿美元。即便在中国市场投资的EDA企业上市套现了，这里产生的收益仍不足以影响公司董事会做出一个短期决策。最关键的是，这样的短线操作不能为公司业务带来实质好处，不能为客户带来更大价值。
为什么同一个项目同一拨人，新成立一家公司去科创板上市就能成功，用原来的方式继续服务市场就不成功？
其四，外企新全球化面临本国政治压力。
即便在相对中立的欧洲，如果欧洲企业将知识产权和就业岗位向外转移，依然会受到欧洲议会和各国政府的严格审核，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其五，外企从中国外迁冲动。
随着中国人力成本上升，有些半导体外企越来越在意在中国做研发的投入产出比。
十几年前，中国和印度的人才成本差不多，大致相当于美国人力成本的四分之一。但现在，中国的人力成本达到美国的60%~70%，而印度的人力成本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随着中国半导体市场的火热，外企的骨干工程师流失严重，有些外企则把研发工作放到境外，只在中国市场配置销售力量。一直以来，在华半导体外企为中国市场培养了大量人才，目前活跃在各个初创公司的骨干几乎全部来自外企，如果外企的研发部门流失，更引发外企在中国投资的顾虑。
八、外企本土化的根本逻辑
以上所列，是外企本土化亟需解决的主要和具体难题。但归根结底，首要问题是，外企为什么必须本土化。
已出现的安谋中国模式和新思科技模式是最近较为突出的案例，共同特点是转移知识产权给本土实体。对此，有外企高管表示，从其它行业一再应验的经验看，只要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崛起，外企就无力竞争。所以，外企转让知识产权扶植本土企业成长，虽然短期内能分一杯羹，但当本土企业成长之后，外企就会失去市场。
因而，这种扶持相当于自杀；即便不投资中国半导体初创企业，按中国企业成长态势，本土杀手迟早还是会崛起，照样要击败外企，这相当于他杀。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谁能心甘情愿，躬身入局呢？
如何做？以EDA领域为例，新思科技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芯片接口供应商、EDA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信息安全和软件质量巨头，它在中国展开了深度本土化尝试，已与芯耀辉、芯行纪、芯华章、芯思原这四家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创立了从“新”到“芯”的模式。
其逻辑好似下图所示，全球企业巨头在原有市场之外，通过在中国的本土化获得增量市场，同时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大发展，实现了与中国的双赢。
实际上，在EDA领域，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不到1%，新思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外企。新思要面对很多对手，持续进步才是关键，不会因为出现了本土对手就担心自己的竞争力不够。此外，中国市场有远高于其它市场的增速，中国市场有足够的空间，中国因素是外企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五年前美国没有意识到中国硬科技的进步速度，现在突然要卡中国半导体的脖子，这是意识到错判中国进步速度的反应。
但现在很多外企没有看清楚这个趋势。外企今天与中国合作还有本钱，要是过几年再和中国合作，本钱就不够了。
九、本土化路线图
芯谋研究认为，不论安谋中国模式还是新思模式，都是外企本土化难能可贵的探索。
不过绝大多数外企正处于观望迷茫的十字路口，此时最重要的是，国家要做好外企本土化的顶层设计，化解外企本土化的难题，让外企看得到本土化的双赢机会，让外企本土化后不仅要能享受到本土化的红利，还能被广泛认同，尤其是在身份上。
基于此，芯谋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
其一，本土化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市场再次准入的问题。中国政府要清晰地告诉外企，中国希望外企变成什么模样，真正的本土化是什么，再准入需要满足什么要求。这些问题，中国要与外企深度协商后，制订出中国与外企都认可的规则。
如果中国要推动外企更深入的本土化，必须要让外企看到本土化的增量收益，要让外企看到本土化的理由。如果本土化只有额外的成本，没有更多的收益，肯定行不通。而且这个政策必须是引导型的，不能是强制型的。中国要从法律上界定，什么是独资、什么是合资，尤其关键的是要有操作细则，这样外企才可以照着细则去行动。如果外企达到本土化标准，中国应该将其视为己出，以本土企业对待，充分享受国民待遇。
其二，在推动外企本土化的初期，应该有一些策略性的办法，先从容易处入手。先争取相对中立的企业，先争取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在不伤及法律法规严肃性的前提下，出台一些谁先行动谁获益的鼓励政策，争取形成外企争先恐后本土化的态势。
其三，要想办法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回流，下力气吸引欧美人才洋插队，这是外企本土化的根本。可以尝试以重大项目吸引海外人才回归，譬如拨出专款吸引全球最有经验的芯片人才，到中国来研发相关高端产品，让他们到中国发展，而不仅仅依靠本土力量来攻关高端产品。
其四，在本土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本土院校和外企多方合作。一方面，高校希望获得一线设备和培训材料，另一方面外企也希望进入高校，直接培养人才。
以FPGA为例，由于中国这方面人才紧缺，FPGA领域的领先者英特尔不得不自带设备，走进高校自己培养，在大学开设一门时长达两三个月，周一到周五都要开课的大课。为扩大培训规模，英特尔还制作了9门46个门类的视频课程。
外企这样做，还可以让未来的行业人才更多了解和熟悉自己的产品，企业技术生态也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
其五，要想外企实现更充分的本土化，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更好。要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全球供应链，不能把自己限定在“自主可控”的窠臼里；要厘清产业扶持与市场竞争的边界，不要过度干预市场；要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被别人指责“市场换技术”；要给外企身份认同，无差别对接本土资源。
其六，外企也需要相向而行，加大向本土放权。中国为外企创造了理想的本土化条件之后，深度本土化的外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扩大。外企的业务会更加复杂，外企需要在中国投放更多的资源，才能服务本土。届时，外企必须向本土管理团队放权，才能适应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企业在全方位的前进，外企不可能有无穷尽的退路，外企只有充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结语
上期，就如何实现国际企业的新本土化，芯谋研究发表《时代变了：外企本土化进入下半场》一文，做了初步阐释。文章发表后，很多外企朋友第一时间向我们索要英文版，拟向公司总部汇报。
很多产业领袖认同我们的观点，也有更多外企朋友与我们展开探讨。就如其它重大趋势在乍现之初一样，人们第一时间总是观望、疑惧、忐忑。
半导体行业的外企朋友对形势的估量和判断，很容易受到外企依然强大的固有认知干扰，他们虽然也相信未来中国半导体前途不可限量，但对这个前景的认识是模糊的，不知道中国半导体未来会强大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强大。
因此，他们虽然隐约觉得有事要发生，但不愿马上接受下半场论，宁愿继续观望，直到趋势明了再做应对。他们似乎认为，距离中国半导体全面崛起尚远，现在做出改变并非最优选项。
之所以有这种求稳的保守态度，不是外企不愿改变，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变，因为中国的本土化政策还未明晰，缺少典型的本土化案例和关键助力者。
还有，部分外企对自己的优势估计太高，对中国半导体的发展速度、中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能力、中国营商环境的向好程度估计太低。
从以往历史看，在一个新趋势来临时，市场地位强势的企业最容易观望忌变，也最容易被趋势抛下。这方面的例子，远的如柯达、诺基亚，近的如欧美传统汽车企业。
在此，我们必须要一再强调一个事实：国际企业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人才培养、商业文明塑造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未来它们同样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需要和国际企业深度交流协商，帮助它们实现深度本土化，才能实现全球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芯谋研究（ID：icwise），作者：顾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