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每个人上网时都会给自己起个网名。如果说本名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那么网名就更能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和价值取向。今天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了一个追逃人员通过网名找到潜逃20年逃犯的故事,这位逃犯给自己起了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网名——“不堪回首”。

“一个人的微信名叫‘不堪回首’,会让你想到什么?这个人应该‘有故事’,而且充满悔恨。”通过这个线索,追逃人员顺藤摸瓜,一举抓获职务犯罪嫌疑人齐跃。

据悉,2000年,当时42岁的齐跃担任北京市宣粮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在一次粮油销售过程中给公司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萌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2000年12月,齐跃侵吞自己负责收取的货款13万余元潜逃,一逃就是20年。出逃之后,齐跃侵吞的公款就被花光,身无长物的他只能选择藏匿在流动人口多、位置偏僻的房山区某村以打零工为生。

13万元换得20年的颠沛流离,齐跃不仅毁了自己,也给家人带来巨大的创伤。“不堪回首”这个网名简直就是他20年潜逃生涯的真实写照。



北京市

西城区纪委监委追逃追赃专案组抓捕齐跃现场。齐欣 摄

市委书记“人间蒸发”16年,因网名落网

同样因网名而暴露行踪的还有潜逃16年的原伊春市委书记吴杰凯。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1月21日,涉嫌职务犯罪、潜逃16年的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吴杰凯被成功抓获归案,他也成为监察体制改革以来,黑龙江追回的级别最高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吴杰凯,1974年8月参加工作后,历任黑龙江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伊春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2004年9月,吴杰凯擅自离职、下落不明。



1月21日23时许,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吴杰凯被办案人员押解归案。 赵新宇 摄

经过多年的追逃,2020年8月,一个网名叫“墨竹”的人进入办案人员的视野。办案人员发现,“墨竹”的网络头像背景是东北雪景,而吴杰凯写作能力强,擅长诗词、爱好摄影,“墨竹”可能源于其擅长和爱好而命名。发现重要线索后,案件终于找到重要突破口,追逃专班综合种种信息,初步研判“墨竹”就是吴杰凯。

1月20日,追逃人员连夜飞抵成都,次日天蒙蒙亮便直奔“墨竹”居住的小区蹲守。21日上午11时,“墨竹”在小区一出现就被追逃人员控制。经再次比对,确认“墨竹”就是潜逃16年之久的吴杰凯。当晚23时15分,追逃人员将吴杰凯安全押解回哈尔滨,移交哈尔滨市监委依法办理。

网名为某些官员贪腐行为埋下伏笔

有时候,官员给自己起的网名还会为日后的贪腐行为埋下伏笔。比如有人贪财,他可能取名叫“钱多多”;有人贪色,可能给自己安一个“风流才子”的雅号;有人贪权,可能会称自己“霸王”“将军”。

贵州有位县长,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鸽子花王”。这个名字粗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仔细推敲却细思恐极。要知道,贵州省纳雍县因生长大片野生珙桐树被誉为“中国珙桐之乡”。珙桐树花呈白色,形似鸽子,亦称“鸽子花”。赴任纳雍县长之后,郑成芳就把网名改成“鸽子花王”,恐怕在他心里,自己已成为纳雍的“王”,可以雄霸一方。正是因为这种自我膨胀心理,郑成芳常以推进工作为名搞“一言堂”,在招商引资、项目引进、资金调度上多是个人先定调,或是匆忙在会上过一下,给外界造成自己有魄力、说话做得了主的印象。

有人想当官,有人想发财。原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大副主席钱光将自己的微信昵称取名为“钱多多”,隐晦地表达了他对“钱”景的向往。在钱光分管矿山资源的几年间,逢年过节,镇内矿山企业主都会到钱光办公室以过节探望的名义,在离开时丢下一个节日红包,少则1万,多则数万,最多的一笔高达5万元。几年下来,钱光共在办公室31次收受节日红包,总额高达70余万元。日积月累,钱光的思想被金钱所腐蚀,麻将一场输赢六七千,名衣名包香水装扮一身。直到他被留置的当天,钱光手里还拎着围猎者送的上万元的LV名包,包里还放着商人们“孝敬”的一沓水果票。

也有的人利用网名树立自己光辉伟岸的形象,背地里却干尽了违法乱纪的勾当,是彻头彻尾的“两面人”。衢州市柯城原区委副书记、区长方庆建多年来以“正能量”为微信昵称,每天至少要在朋友圈发两条正能量状态,企图在有4000多名好友的朋友圈中树立起自己廉洁自律的形象。然而背地里,方庆建却大搞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来者不拒,养成了穿名牌衣、抽高档烟、喝高档酒、买奢侈品的不良嗜好。而他的妻子夏某更是将他受贿所得大肆用于购置奢侈品。办案人员透露:“夏某购买和他人所送高档服装、皮包等奢侈品价值达数十万元,最贵的一件衣服要6万元。”



2020年8月7日,此为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衢州市柯城原区委副书记、区长方庆建受贿一案现场。

官员绰号往往是腐败的信号

除了官员自己起的网名之外,很多坊间给官员冠上的绰号也同样形象生动。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称为“许三多”——暗指他钱多、房多、女人多;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被称为“吃喝嫖赌吹”五毒俱全的“五毒书记”;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因大拆大建、学日本语气说话而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

透过这些带着戏谑色彩的绰号,往往能“窥斑见豹”,简单了解贪腐官员“东窗事发”前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也能从侧面透露出当地群众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寥寥几字便将一个腐败官员的“丑态陋行”刻画无遗。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和方庆建一样,也是个一边秀伟光正形象,一边贪污的“两面人”。落马前,坊间称他为“六百帝”,因为万庆良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工作20多年还没有买房,还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当然政府补贴一些。”



万庆良受审时落泪

一位长年从事办案工作的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在日常监督和案件侦办过程中,办案人员会收集官员的绰号、官员所在单位的声望、官员在主管行业领域的口碑等相关信息,“这些实际上都是官员是否清廉,是否经得起各种诱惑的有力佐证,也是深度侦办案件的重要因素。”

专家表示,针对落马官员的“绰号”,应该有的放矢地清理这些绰号背后暴露出的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干部队伍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既是为了保障党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反腐败应抓早抓苗头性问题,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