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膺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巴纳吉夫妇，在新著《艰难时世的“好经济学”》一书中，试图从美国社会中移民与自由贸易所得收益在区域和阶层中分配极度不均，以及信息时代新媒体“回音壁”效应如何加速社会与政党的分裂等方面，去理解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的时代困境。著作还在反思传统主流经济学缺陷基础之上，就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读书》2021年4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作者：卢周来，原文标题：《卢周来：谁“制造”了特朗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作为美国历史上第四十五届总统，在执政仅一个任期且期内前无古人地遭到两次弹劾后，黯然离开白宫，结束了其执政生涯。然而，正如诸多政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位时间不长，但特朗普当年的获选，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出现，以及行为如此迥异于传统政客的他，何以得到众多美国民众拥戴，这是知识精英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有两部著作格外引人注目。一部是美国作家万斯（J. 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被认为是“用一部小说讲透了美国社会底层如何失去了社会流动、上升、奋斗自强的空间、机会和动力的”。
另一部是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故土的陌生人》，通过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深入访谈，穿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美国保守派在面对全球化与移民冲击中呈现出的愤怒与哀痛。美国权威媒体评论认为，读懂了这两部书，就“读懂了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在这场关于理解特朗普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讨论中，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缺席。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lfo），因共同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膺二〇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俩人合作出版了《艰难时世的“好经济学”》（以下简称《好经济学》）。
书中对“特朗普现象”所代表的时代非常悲观，甚至冠之以“艰难时世”（Hard times）。而且，在著作的结语中，他们更是直言：“这个世界制造了唐纳德·特朗普……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将制造更多灾难。”但著作并非简单谴责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悖逆，而是试图从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去理解特朗普及其拥护者的困境。著作还在反思传统主流经济学缺陷基础之上——这种缺陷无疑助推了特朗普时代——就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分量不仅可以比肩《乡下人的悲歌》以及《故土的陌生人》，而且可以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对后者的观点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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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乡下人的悲歌》还是《故土的陌生人》，都潜存着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的出现，首先是诸多美国人的“美国梦”破灭的结果；而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庞大的“失意者”群体的代表。但这两部著作都无法清晰地解释，主流经济学及共和党人在历史上曾支持的移民与贸易自由，何以使得本土部分美国人反而成了“受害者”？
众所周知，特朗普二〇一六年得以当选，得益于他“美国优先”的政治主张。而这一主张，恰呼应了美国社会中两个最大诉求：一是限制移民；二是保护美国本土企业。这两大诉求，后来也的确成为特朗普执政后最大的施政重点。
在限制移民方面，特朗普不仅对来自中东北非地区动乱国家的难民关上大门，而且还兑现竞选时关于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来自南美偷渡者的承诺；在保护美国本土企业方面，特朗普不仅挑起了与中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而且以退出各种全球性或区域性贸易协定或施加制裁相威胁，迫使昔日盟友让步，掀起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逆流。这一切，都在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失意者群体认为，移民与自由贸易，正一点点侵蚀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工作岗位与福利。
关于移民与自由贸易对国家的经济影响，主流经济学界此前是有共识的。
在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框架下，移民的到来，是不会造成当地劳动者的失业或工资水平的下降的。因为移民的到来，固然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但同时也会因增加了当地的总需求而增加原有企业的开工率或新劳动岗位。与此同时，移民还因能进一步细化涌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分工水平，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主流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也同样如此。正如《好经济学》一书指出的那样：“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在主流经济学界看来，由于贸易使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因此，只要贸易发生，所有国家的总收入都会增长，也就是说，贸易带来的收益将必然超过其可能带来的局部损失。
尽管在过去两百多年间，这一结论虽然受到过挑战，但挑战者几乎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且他们提出的观点也几乎一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其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而独享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无论如何，自由贸易将有利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真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吗？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对待特朗普政策的态度中可看出，移民及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真是有利的。
从移民角度看，美国本身就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移民在推动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美国创业中心（CAE）报告显示，二〇一七年《财富》五百强中的美国企业，43%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十三个最具品牌价值的企业，有九个是由移民创立的。在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九十一家美国“独角兽”科技初创公司中，有五十家的创始人至少有一名移民。即使是非技术性移民，也被认为“鼓励企业雇用了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同时使得本地劳动力转向了辅助性技术性更强且回报率更高的工作”。
自由贸易对美国的好处更是被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经济学界大咖所确认。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提升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价值供所有人分配。”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还使得美国人享受到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因而被认为提高了普通人的福利。
也因此，当二〇一八年三月，特朗普在美国钢铁业从业者压力下，签署针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材征收新关税的行政令时，被认为聚焦了美国顶级经济学系的高级经济学教授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会（IGM）咨询小组中，有65%的人表示“坚决不赞同”，剩下的35%均表示“不赞同”，竟然无一人表示同意。
但是，如果只是确认了上述事实，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是特朗普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政策，在普通美国人当中的支持率，却高达54%？而在美国“红州”，明确反对“移民抢去了当地人的饭碗”这一观点的普通人，仅仅只占调查对象的21%？这正是《好经济学》一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当然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好经济学》认为，即使认同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移民与自由贸易能增加总国民收入这一观点，也存在着增加了的国民收入如何分配这一更深层次问题。
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来说，来自移民与自由贸易的收益本身就不相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分配”。比如，对劳动密集型以及传统钢铁与汽车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非技术移民与同质性商品进口，的确会对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同时也会对本地产品市场进行侵蚀和瓜分，进一步拉低本地就业率。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进行由移民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再分配，劳动密集型以及传统产业聚集地区，必定会成为局部受害者。
当然，理论上讲，“假设社会向自由贸易的赢家收税（比如美国大湾区、波士顿、西雅图等）并将这笔钱分配给输家（如底特律），那么即便是美国工人，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况且，“既然许多人确实受益，我们应该愿意并能够补偿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政府二次分配”。然而，正如《好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二次分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不幸的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近半个世纪的对国家在再分配中角色的质疑，使得执政者越来越没有意愿与能力掌控好这一政治过程”，导致局部受害地区与人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根据一项研究成果，受自由贸易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人均收入下降了五百四十九美元，而政府的福利支出仅上升了约五十八美元；而这上升的五十八美元人均福利支出，还因涌入的移民正逐渐拉低。
同样，来自“移民与自由贸易收益”分配的不平等，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并非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又有另外一个观点：只要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这种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还是能够被抑制。也就是说，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因移民或自由贸易导致本地劳动力收入被拉低时，只要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那么，本土劳动力将会往收益高的地区或行业流动。当某地区一个行业因为受进口冲击而亏损时，资本会往其他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其结果是，只要在美国，劳动力最终拿到的工资，以及资本得到的回报，都会趋向均等化。
但是，《好经济学》的两位作者结合他们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事实情况并非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言。
从劳动力迁徙看，即便没有任何法律对迁徙自由设限，作为移民与自由贸易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低技术劳动力，其流动至少受到三种制约。首先是对迁徙与职业转换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恐惧。相对富裕地区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同样不高，而低技术劳动力要寻找并适应高技术岗位，则时间成本与学习成本很高。二是低技术劳动力从所谓铁锈地带向富裕地区转移，房价与房租之高造成的住房成本就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因为美国相对富裕地区的房价，已经让高技术劳动力及富裕阶层抬得很高了。三是一个劳动力背后往往连带着一个家庭，离开家庭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可能失业后的“财务和情感上的安全网”。正因此，即使是在美国国内，大多数失业者在心理上与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一样，把迁徙视为“鲨口余生”的畏途。
最后的结果，美国国内人口年搬家率从五十年代的7%，下降至现在不到4%。低技术工人往富裕地区移民的速度，反而低于他们往相对贫困及失业率更高的贫困地区移民的速度！此时，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及中美洲的移民，同样是低技术劳动力，他们的涌入非但没有改善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反而二者的确构成了残酷竞争。
资本投资同样表现出黏性。一些被进口产品冲击较大的地区，企业倒闭产生了一系列“鬼城”，不仅有像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也有田纳西布鲁斯顿（Bruceton）这样的小镇。按理说，这里因失业者众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房地产价格及租金低，资本可以投资于其他方向如非制造业。
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相反，由于这些地区原来产业集群化程度高，基础设施转换难，失业者众又导致当地商店和餐馆等门店消费萧条，地区税基灾难性的减少导致正常的治安、供水、教育、照明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都难以维持。因此，即使有联邦政府的鼓励再投资措施，但真正来进行非制造业投资的资本少之又少，更谈不上能抵挡这些地区陷入“黏性陷阱”的厄运。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移民与自由贸易的确总体有益于美国，但收益却集中于富裕地区与相对富裕人群；承担了成本的那部分人，却并未得到额外的补偿，成为失意者。而又由于劳动力迁徙成本高、资本黏性强，这些失意者很难再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职业前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也恰是这些人和因恐惧未来将加入他们中间的部分边缘中产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铁杆支持者。他们共同制造出了这位美国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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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好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无论是二〇一六年还是二〇二〇年的美国大选，要预测某一个人是否支持特朗普，有效的办法是，“看他是否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高度认同的共和党人”。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种族问题与党派问题。特朗普之所以在二〇一六年当选，并在二〇二〇年大选中掀起如此大的风暴，就是因为他利用并扩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与党派上的对立。这也与美国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看法一致，后者亦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物。《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国政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化的。
首先还是从传统主流经济学“偏好”这一概念说起。所谓“偏好”，就是一个人在掌握了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后，依然倾向于的那个选择。这一概念的主要贡献者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也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被改变的；而整个社会的偏好则是连续性的，服从正态分布的。如果真是这样，则意味着社会中秉持中间立场的人总是大多数，且社会不会被分裂成两个极端。这也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偏好”基础。
然而，《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近年来新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成果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都代表一种偏好。而最终哪种偏好在特定情境下占上风，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或者说，社会环境在决定我们的偏好，并持续塑造我们的偏好。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恰好就证明了这一点。
![[美]阿比吉特·班纳吉：《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来源：douban.com）<br>](https://i.aiapi.me/h/2021/03/31/Mar_31_2021_15_35_48_4203518850809503.jpeg)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社会，黑人、少数族裔人群甚至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曾长期处于被歧视以及被各种政治和社会安排所排斥的地位，比如，没有投票权，公交车上只能坐后排座位等。是这种大环境，造就了白人的偏好：公开的赤裸裸的自身优越感及对少数裔和移民的排斥。六十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先是从制度安排层面废除了歧视，接着从社会政策与文化层面推出了旨在促进平等与融合的诸多举措。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以奥巴马当选总统为标志，证明了平权运动是卓有成效的。而从塑造社会“偏好”的角度看，当族群平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时，这一过程压抑了白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与排斥，并逐渐使这一“偏好”日渐式微。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的，首先是自由贸易与移民政策造成的不平等加剧，使得庞大的白人失意者群体，对少数裔尤其是源源不断涌入的新移民的经济焦虑，转化为日益增强的不满甚至愤怒。即使如此，在强调“政治正确性”环境中，他们也不敢公然公开表达。只是从新世纪以来，在美国政客的操纵下，并借助舆论及新媒体的发展，“白人优先”这一社会偏好重新“被塑造、被强化”，同时引发两党政治分裂并走向极端。
《好经济学》一书列举了诸多强化偏见撕裂社会的例子。包括“统计歧视”，即把现象与特定对象联系起来；“积极信念”，即从自己初始立场出发去理解一切事等等。但其中比较典型的则是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惜将对手及对手支持者标签化，以及舆论尤其是新媒体制造的“回音壁”及“信息茧房”效应。
行为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罗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实验——类似的实验后来被重复过很多次。经济学家邀请二十名青少年男孩到俄克拉何马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参加一个夏令营。到营地后，男孩被划分为两组，并分别被冠以“老鹰”“猎豹”组名。实验组从拔河比赛开始，一点点引导抢夺水源地这样的竞争。一段时间后，原来毫无关系的两组男孩，在明知道活动不过是组织方安排的游戏情况下，依然各自在内部建立起亲密关系，而与另外一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最后发展到相互侮辱、殴打与破坏财物。实验还发现，甚至在最初，当男孩们被分为两组，并且冠名之后，这种任意的冠名都引发了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组内成员之间立即亲热起来，而对另一组成员则有意疏远。
正如《好经济学》一书所言，“罗伯斯山洞”实验表明，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制造分裂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要把人群按某个标准进行“标签化”，就会立即激发起彼此之间“非我族类”的敌对情绪；如果再进行适当程度的挑拨，“非我族类”的情绪很快就可能发展到“其必诛之”的仇恨。
自新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就经历了各种“标签化”带来的从分裂到敌对的过程。民粹倾向的竞选者为了获得支持，“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而其竞选对手往往避开问题本身、去简单指责前者及其支持者是“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学界与媒体则公开讨论所谓“文明的冲突”，公开讨论“移民是否拿走了我们的工作，还威胁到白人生存”“要不要在美墨边境建立起一堵墙”等话题。在这种政治与舆论环境下，原本和谐相处的大社会，迅速分化成内部抱团而彼此不信任甚至恐惧的小族群。更可怕的是，在政客与舆论的“鼓励”下，原来在“政治正确性”氛围下“不敢表达的某些观点的公开表达变得正当化”，使得恐惧与敌意向全社会弥漫。
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上新媒体造成的“回音壁”效应，再度放大并加速了社会与政党的分裂。
行为经济学已经表明，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和自己相像的人进行交往。同时，按“积极信念”的概念，人们也会倾向于在诸多信息中选择性相信有利于自我证实的信息。但一方面，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每个人要通过个人社会性交往去寻找到“同道者”，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正确性”的一部分，人们尤其是精英层即使是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去倾听不同意见，与“非我族类”保持交往。再加之社会平权运动的推进，美国社会总体维持了共同体意识及状态。即使到了二〇〇九年，根据一项调查成果，共和党人在当时网络媒体上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60.6%，而民主党人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53.1%。经济学家由此计算出的所谓“隔离指数”仅为7.5个百分点。
但是，随着脸书和推特等新媒体在近十年内的兴起，极大降低了寻找同道者的成本；加之政治与舆论环境持续恶化，又催生了人们寻找“同道者”的需要甚至是紧迫感。特别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在趋利本能的驱使下，各新媒体网站都根据访问者偏好，通过算法为用户精准推荐其想要交往的人及想要听到的观点。这更是为不同偏好的人走向“拉帮结派”并互相封闭甚至攻讦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于是，原本“正态分布”且“连续性”的社会偏好，迅速向“左”“右”两个极端龟缩。折中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根本站不住脚，只能选边站。这种“有相同想法的人只听彼此的话，形成意见对立的封闭群体”现象，被哈佛大学教授桑坦斯（Cass Sunstein）称为“回音壁”效应。
也因此，仅过了十年，在新媒体上，共和党人只关注共和党人观点的占到84%，而民主党人只关注民主党人观点的占到69%；民主党候选人推文的首次转发有86%来自自由派选民；而共和党人的相应数字则更是惊人的98%；自由主义者用户有92%的信息来自自由派，而保守主义者用户有93%的信息出自保守派。
以研究媒体问题著称的经济学家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kzow）和杰西·夏皮罗（Jesse Shapiro)这样评论：在美国，“事实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不再说同一种语言”。“民主党人谈论‘遗产税’‘无证工人’和‘富人的税收减免’，而共和党人则提到‘死亡税’‘非法移民’和‘税收改革’。”“现在只要听一听议员开口说一句话，就可能预测出他们隶属于哪个党派，准确率高达83%；而从一八七三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靠一句话推测出党派的准确率基本没有变化，仅从54%上升到55%。”
也因此，依靠利用越来越极端的社会分裂及偏见，特别是利用白人和共和党人中庞大的失意者群体原来积蓄在内心却无由也不敢公然表达的不满，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粉墨登场了。而二〇二一年他的离去，却不仅不能代表这一时代的离去，其遗产反而可能会使这一时代更加艰难。因为，造成美国社会分裂及政治极化的一切因素不仅都还在，而且在他任期内再次被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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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制造出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的“艰难时世”，也是《好经济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因此，走出“艰难时世”必须呼唤“好的经济学”。这里也有作者们作为经济学家的一种责任或自负。他们引用了凯恩斯的观点：那些在智力与能力上非常自信的实干家与为政者，都不过是某种经济思想的奴隶。
什么是“好经济学”，书中并没有给出逻辑上的说法。但是，我特别注意到，在结论部分，两位经济学家以例证形式列举什么是“坏经济学”，且认为“坏经济学”必须对“艰难时世”负部分责任。尽管我知道他们的观点必定在经济学界引起争议，尤其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看来似乎有些“反潮流”，但我还是想引用在这里，以期能引发思考。
书中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坏经济学支撑了对富人的慷慨施舍和对福利计划的压缩，宣扬了政府无能腐败及穷人懒惰的观念。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又导致穷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懒惰。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僵局。狭隘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更快的增长无处不在。只是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努力，且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盲目的经济学忽视了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爆发式扩大，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的加剧，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从而推迟了应有的行动，以致可能无法挽回”。
该书同样未能对如何构建好的经济学提出系统答案，但我同意两位作者最后的观点：构建起“好经济学”不仅要靠学院派经济学家，还要面向我们所有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还由于“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
（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lfo,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Better Answers to Our Biggest Problems , CITIC Press, 2020. 中译本《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中信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