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幕味儿（ID：movie1958），作者：Yinanaa，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前，奥斯卡最佳影片似乎就已经越来越不好看了。


一个旁证是，在过去10年内，该奖项的提名数由每年5部增加到10部，又改为5~10部——在“小年”，似乎连凑够质量相当的10部都困难。


与此相反，最佳外语片（于2019年改名最佳国际电影长片（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为方便阅读本文仍称为“最佳外语片”）这一项却佳作频出，竞争激烈，被视为奥斯卡最“艺术”的一个奖项。


本文将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历史谈起，聊聊今年的情况。



著名电影学家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回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名作《偷自行车的人》（1948）时曾指出，本片当年“墙内开花墙外香”：保守的威尼斯电影节漠视了它，却在其他欧洲国家好评如潮。


这样，待到1949年它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时，早已名声大噪。于是影评人的盛赞和奥斯卡的表彰（获当年的一项荣誉奖，是最佳外语片奖的前身）也是顺理成章（这段往事详见Realism in the Cinema: Bicycle Thieves. In K. Thompson, Breaking the Glass Armor, Neoformalist Film Analysis (pp. 197-217).）。


而在美国的热度又反馈到欧洲，新现实主义运动在这样的激荡中向前。


费里尼的《大路》更是在1957年成为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正式确立后的第一部获奖电影。



汤普森指出，尽管美国观众并不一定多关心《偷自行车的人》反映的意大利战后惨况和社会问题，本片却赶上了当时美国人对艺术电影的需要（美国可能是唯一未受二战重创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娱乐（“entertainment in a new and defamiliarizing guise”）。


尽管以当代的眼光去看，《偷自行车的人》的现实主义已说不上多么革新，但仅仅是其走出摄影棚—走到大街上的创新，对当年的好莱坞而言已是新力量。



这段往事反映出，一部电影的传播和社会接受是一个双向反馈机制。


在碰撞和反馈中，电影创作和生产的新因素和新力量得以涌现，这也是最佳外语片之类奖项的宗旨所在——学院一向以倡导包容和创新自居，这一基本姿态由从“外语片”（foreign language film）到“国际影片”（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的改名也可一窥。


从费里尼到黑泽明，学院从不吝啬在非英语电影创作者们的桂冠上再镶嵌一颗明珠。



尽管如此，细看那以后的70多年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正如其他奥斯卡奖项，也有其“口味”：以小见大的社会现实题材，关怀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免于艰深晦涩的观众友好度，若以上能再配上一定作者特质或艺术风格就更好了。


2007年获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正是这样一套口味的完美客体：一位东德的秘密警察被艺术家唤醒了人性和爱，帮助他逃过一劫。


这个故事中过于美好，以致东德人出来批评说——但是当年并没有出过这样的秘密警察。



新世纪以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有名的一次爆冷大概是2010年哈内克的《白丝带》惜败阿根廷电影《谜一样的双眼》。


《白丝带》被认为是哈内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深刻地揭示了容克贵族统治的德国是如何生产出此后的纳粹，揭示罪恶从来不是无端而起。


《白丝带》先摘金棕榈，又摘金球，在前哨站和风向标大杀四方，却在奥斯卡被并未获得金球奖提名的《谜一样的双眼》截胡。


一般认为，《谜一样的双眼》以追凶故事和爱情悲剧直指腐败体系是悲剧根源，酷似《窃听风暴》，又在结尾留有“正义虽迟但到，救赎并非幻影”的希望。与此相反，《白丝带》刻骨的阴暗和绝望（“人人皆可成为纳粹”）则显得不讨喜了。



值得一提的是，《白丝带》在艺术层面登峰造极，《谜一样的双眼》则堪称西语国家类型电影的杰作。


在那之后，此类电影的生产越来越成熟，其传播也越来越出圈，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就有《看不见的客人》《黑暗面》等。这其中未必没有奥斯卡表彰的影响。


一尊小金人对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内部、外部投资，国际合作，技术交流等），要大于它给一部获奖影片的直接收益。



在2013年以前，保守的口味是由于评选机制：与其他奖项不同，最佳外语片的评选由几百位影评人组成的一个独立评审委员会进行。


“外国电影在美国发行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纽约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影评家的口味。（埃曼努尔·利维，《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第246页）” 这种口味被戏称为“学院老白男”审美。


近年来，随着奥斯卡收视率和关注度的持续走低，学院不断推出各种革新，其中之一便是最佳外语片评选规则的改变。


现在，尽管入围的长名单和短名单仍由独立委员会（分别称为The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 Preliminary Voting Committee and Nominating Committee）决定，最终归属则活跃的、观看过所有提名电影的学院成员（“active and life Academy members who have viewed all five nominated films”）决定。



修改规则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对社会议题的回应。


2017年和2018年的获奖电影《推销员》（伊朗电影，当年由于特朗普限制穆斯林权利的禁令，导演甚至无法领奖）和《普通女人》（由跨性别演员出演的讲述跨性别人群生活的智利电影）均是如此。


两部在当年都面临实力强劲的对手（如《普通女人》同届提名有金棕榈奖《方形》和金熊奖《肉与灵》），也都不是热门，但都最终获奖。



这样的“政治化”也一向是人们诟病的集火点。


批评者认为，向政治倾斜就会削弱对艺术水准的考量，而其“政治化”也无非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呐喊。LGBT演员在好莱坞一旦出柜就会失去大量机会的现实正是对这些呐喊的无情打脸。


人们哀叹——历来，老白男审美统治其他奖项，最佳外语片对电影节的追捧使其还保留些对“艺术”的良心；如今，“净土”不保，好莱坞以新的政治正确驯化全球电影工业，正如亚文化在被盖章认可的同时也就被招安了。


这其中的得失，本文不敢妄断。



姿态也好，高调也罢，这样的表彰，这种独特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对促进电影行业现状的改变当然是好事。


去年，奉俊昊以《寄生虫》获得金球奖时曾说，跨越那一英寸高的字幕壁垒，观众就能看到更多电影。


“跨越那一英寸高的字幕壁垒”，这正是最佳外语片这类奖项存在的意义。而他本人恐怕都没想到，在多元化的突进之中，奥斯卡竟破天荒颁给了一部亚洲电影。


那么，即将颁发的9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将花落谁家？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全球电影工业受到打击，外语片提名名单显得久违的寂寥。


这样一个外语片的“小年”里，《酒精计划》无疑是最有望获奖的一部：以17个影评人协会奖领跑前哨，提名金球（而拿下金球的《米纳里》则在最佳影片一项获得提名，不形成竞争），又加冕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EFA）。


在过去10年，EFA获奖电影三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爱》《绝美之城》《修女艾达》）。此外，温特伯格凭此片提名最佳导演奖，更旁证了本片质量上乘，可谓又加一重砝码。


丹麦媒体指出，尽管通常来说，轻松愉快的电影相对严肃电影可能不易获得奖项，不失昂扬的《酒精计划》或许恰恰是在新冠、封锁和经济衰退一年后人们所需要的电影。


这正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200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优势之一。


当年，不少影评人指出，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个贫民窟少年梦想成真的故事是如何激励人心。



如果说《酒精计划》的“冲奥”之路还有什么拦路石，可能就是接受度的问题了。尽管诉诸存在主义哲学为其确立了一个普世框架，《酒精计划》还是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核寄托。


笔者的丹麦朋友说，《酒精计划》是关于青春和生命的焦虑，而这类焦虑最典型地见于北欧五国等福利国家的优势阶层（privileged class）——他们拥有一切，却脱离生活（because they are out of touch with life）。


这样的空虚和焦虑，对东亚人是陌生的，对以“美国梦”为价值的美国人会不会也有些遥远？而如果只从中年危机出发理解《酒精计划》，固然能快速代入，但那个角度看，它又不过是又一部平庸的《美国丽人》罢了。



最后，《少年的你》也值得一说。


在前哨的众多影评人协会奖和金球奖中均无水花，因此其空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着实令人瞩目。


《少年的你》是否有踢馆《酒精计划》的潜力呢？理论上，当然。一方面，校园霸凌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其题材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其对社会失序以致暴力横生、校园亦不幸免的隐约暗指，则正是上文提到过的受欢迎的象征结构（另一部入围的罗马尼亚电影《集体》也是如此）。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欧洲媒体在提到《少年的你》时，时常会提到其一波三折的上映过程。这似乎也能挣来一些“同情分”。


总之，鹿死谁手，拭目以待即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幕味儿（ID：movie1958），作者：Yinan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