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一出，争议四起。
文中所定义的城市“蹲族”，可以视为“三和大神”的写字楼版本。只不过“三和大神”是在网吧和临时工地之间反复跳跃，城市“蹲族”则是在出租屋和写字楼之间来回穿梭。
他们的共同点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凑合着过，并保持着极低的消费习惯。 “只要不花钱，就没人能强迫我上班”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有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为社会问题，政策原因，并提出了“疑问三连”，且收获了最多的点赞。
也有不少人“共鸣”跟帖，认为自己小时候是补习班，长大后是996，都是生活在高压下，暂时的“下蹲”是在思考未来的选择和工作的意义。
这不是个例，文中还指出，原本标志性出现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城市“蹲族”，已在二三线城市蔓延开来。
与城市“蹲族”相比，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不是“就地躺平”，而是选择“放低身段”，向下俯冲。
不久前，深圳中学公布的2020年新入职教师名单显示，该校新入职老师共66人，其中硕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后）6人。有17人毕业于北大，16人来自清华，同时不乏来自剑桥、牛津等国外顶尖高校的毕业生。
这也不是个例，除了深圳，放眼全国，广州、杭州、武汉等地中小学都在大力招聘清华北大硕士、博士生进入教师岗位。
除了进中学之外，这些清北硕博对街道办也青睐有加。
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就曾公开表示，自2017年至目前，至少有102名清北硕博来余杭区工作。
以前流传一句话，“清北高材生跑部委”，现在变成了街道办。
把这些现象联系到一起，我们不得不承认，内卷正在向高端人才蔓延。
内卷是近两年流行起来的词，可以狭义理解为，社会新增的就业岗位，跟不上人才增加的速度，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待遇降低。
我本不愿意提这个严肃而又庞大的话题，但是近日研读“两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现：
十三五期间，因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而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提高到60%。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会越来越严峻、内卷愈演愈烈？
仔细研究《纲要》之后，我却发现，背后有着一个天大的局。或者说，这是一个已经预谋很久，还将继续下去的大局。
此事，关乎这届年轻人找不找得到合适的工作，以及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01
有没有想过，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为什么能够快速承接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
是国际环境？国家政策？还是引入外资？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推动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国家普及了基础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想挣钱而又有能力挣钱的人。
这一切，要从1985年讲起。
这一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搞经济，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同时，邓公还指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并在多次会议中强调，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于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简称“普九”）。
要完成“普九”的目标，立法保障是前提。可是，法规该怎么写，写什么，可行性如何，执行优先级有多高？
一连串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
当时，全国教委为了《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人选，物色了十几人都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我国基层教育，并具备一定政务经验的专业人员，才能胜任该工作。
《义务教育法》既要立足于现在，又要着眼于未来。
随着挑选范围的不断扩大，教委遴选人员注意到了柳斌的简历，并推荐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
“这个就可以嘛！学师范的，当过大学和中学老师，对教育比较熟悉，又爬过各种台阶。”万里对柳斌赞许有加。
于是，柳斌成为了国家教委副主任，并担任《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组织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
确实，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既在偏远的江西萍乡二中任过职，又当过江西省副省长，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其钟爱的教育事业的柳斌，是该岗位的不二人选。
义务教育并不是什么新名词，当时我国已经有将近40年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鉴于当时的国情和较低的经济水平，法律制定过程困难不少。
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制定《义务教育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普九”是否全部免费？
对于1985年的中国来说，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但“普九”是个硬指标，必须要执行下去。于是，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后，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费，但收取一部分杂费，用于学校办公用品、水电等日常支出。
而这一政策，一启动，就是全国普及。
正如柳斌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办这么规模宏大的义务教育，确实是举世无双。全国都在为筹措义务教育经费而努力奋斗, 并且奋斗了几十年。”
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时间里，我国筹款达数千亿，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也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我们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 2000年的人均8.1年。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教育投入，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人口红利，开始显露。
这些接受过完整九年义务教育的产业工人，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
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问题。
杂费，刚开始确实极低，但这个口子后来却成为了部分学校乱收费的借口，杂费雪球越滚越大，甚至让一些贫困学生因此上不起学。
这个杂费，一直是柳斌的心结。他说，义务教育一定要全免费，而且还要给困难学子补助，这才是我们普九的初衷。
随后，柳斌一直为此奔波，“无论有何困难，一定要让娃娃们上满九年学。”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6年，国务院将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那一年9月1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这还不够，从2007年开始，全国农村在免除学杂费基础上，还免收书本费，1.5亿学生因此受益。并且，从2008年开始，再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额外补助生活费。
至此，教育的公平性，被最大化摊平。
随着教育的普及，我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成了和美国同一量级的经济大国。
不过，我们挣的却是最辛苦的那一部分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代工”，而附加值高的品牌和研发大多数都被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代工，对外依赖程度高。一旦国际环境有变，出口受阻、内需有限，工厂就开始卷了。
直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年我的堂叔初中毕业后去南方广州打工，却碰了一鼻子灰。大部分厂子要么不招人，要么挂一个“只招女工”的牌子，工资给得也更低。
稍微年长一点的读者，应该记得当初富士康的“13连跳”。他们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有的还念过高中。
他们曾经也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但是，长期以来，日夜颠倒，高强度、高时长的流水线工作，把人当作了机器，他们不堪重负。
他们的底薪只有900元，即便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领到的薪水也不过2000元。
他们扛不住了，走了极端，最年轻的仅18岁，年长的也不过20出头。
我们不能总为发达国家打工，我们流水线上的工人就该996，就该日夜颠倒么？
眼下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向下俯冲。博士生挤死硕士生，硕士生挤死本科生，本科生挤死专科生，专科生挤死中学生……
让产业和人才恶行循环。
另一条是，向上冲刺。低端产业升级成中端，中端升级成高端，高端冲刺研发和品牌，制定行业标准……
让产业和人才良性循环。
很明显，我们国家选择了第二条路。
我们现有的人才已经这么多，“内卷”这么严重，还需要扩招吗？
02
关于高等教育的扩招，与一位经济学家有关。
有人称他为“教育产业之父”，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局面，让更多学生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命运。
怎么夸赞都不为过。
也有人称他为“学历贬值”的始作俑者，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举全家之力供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工资少得可怜。
怎么痛骂都不解恨。
这个人叫汤敏，一个被知识改变命运的人。
1977年，从报纸上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汤敏非常兴奋。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知道知识的重要了。”
那一年，他心无旁骛，全面备考，最终被武汉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在武大，除了数学，汤敏又学习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课程。
60、70年代的中国，初、高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更何况在武大数学和经济学双修的汤敏。
他一毕业就被母校留下，任教经济管理系。并于1984年被公派留学到美国依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汤敏受聘于亚洲开发银行，命运再度转折。
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曾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这部专著还是他撰写的众多经济类文章，其影响力都远不及他与妻子左小蕾1998年撰写、被国家采纳的高校扩招谏言——《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
图源：腾讯教育这个具备前瞻性的建议书被国家采纳后，中国的高校扩招在1999年正式拉开序幕。
然而，要猛然间放开口子，把高校招生量扩大一倍，各利益阵营争议四起。
尤其是高学历的既得利益者、精英，一旦扩招，他们的稀缺性就会大大降低。
针对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汤敏认为，高校扩招不能等，经济发展也不能等，高等教育一定是面向大众、面向产业的。
而不是现在由财政全揽并包分配的“精英教育”。
何为精英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上有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划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
划分标准是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率，一般认为如果低于15%为精英教育，超过20%后称之为进入大众化教育时期。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特别低，把正规大学、自学考试、电大全部加起来也才4%。
为什么这么低？
主要还是因为国家穷。
因为当时的大学是计划经济模式，住宿不要钱，学费不要钱，一大半学生还有助学金，只要能考上，毕业就是干部身份，是铁饭碗。农村娃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城里娃也不用接替“提前退休”父母的岗位。
当时，谁村要是出一个大学生，是要大摆宴席的，在全村面前“长脸”的家长牛气过谢广坤。
不过，高等教育庞大的资金投入，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所以每年只招收了极少部分人。
严格说来，当时的高校教育是名副其实的精英教育模式。
不过，很快，中国又像当初勒紧裤腰带搞“普九”一样，又勒起裤腰带搞起了高等教育。
道理很简单，高等教育不能普及是因为国家穷。国家穷，是因为缺少高端产业。缺少高端产业，是因为能做高端产业的人。
要打破这一“死循环”，就要普及高等教育。
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在100万左右。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00万。
仅仅十年间，中国大学毕业人数就增长了5倍之多，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2009年的500万高校毕业人数只是开始，到了2019年，数字涨到了800万。
还是十年时间，通过对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和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几乎变成了普及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的确为工厂源源不断地输出了优质劳动力，但中低端制造已经做到全球最大，劳动力已经饱和。
我们需要抓住机会，向中高端产业冲刺。
互联网产业，就是一个典型得正面案例。
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在美国爆发，并在本世纪初蔓延到了中国。
马云、李彦宏、王兴、张一鸣等创业者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红利，更多的普通人也扎堆到互联网大潮中。
截至到200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5190万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2161万人。
互联网是一个资金和人才密集型行业，在我们扩招的第一个十年中，互联网、通信、电子等工业和科技领域，容纳了上千万高校毕业生。
至今，互联网还是平均工资最高的产业之一。
而在扩招的第二个十年，截止到201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超过1.2亿人。
不过，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尾声，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感受到越来越重的就业压力。
于是，内卷的呼声纷至沓来。
此时，我们看到，互联网的风口止息之后，能够容纳更多劳动力、吸纳更多资本的制造业，浮出水面。
尤其是更能挣钱的高端制造业，才是我们持久的战地。
因此，打破西方垄断已久的高端制造业，释放出更多岗位，成为了百年大局中最关键的一环。
往小了说是解决人才内卷，让我们的人才享受同西方相同的工作待遇，不再充当他们的“打工仔”；往大了说关乎国运，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
当下，我们处在产业升级、打破西方垄断的“阵痛期”。
度过去，前途一片光明。过不去，甚至连汤也喝不到。
03
要发展高端制造业，谈何容易？
《纲要》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我们要培养大量高精端人才在高端制造领域攻城掠地。
有人会说了，连博士生都“降低身段”，去中学和街道办了，我们的高端人才难道还不够么？
事实上，还真不够。
截至2019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88.03万人。2020年被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尚未公布，但估计在6.5万人左右。如果加上这6.5万，那到目前为止，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有94.53万人。
保守地按14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博士占人口的比重为1/1481、万分之6.75，远低于主流发达国家水平（美国约为1%）。
可见，对于抢占高端制造业阵地来说，我们的博士生还远远不够。
“十四五”期间正是第一个百年的总结和第二个百年的开端，如何打响第二个百年的制造业“头炮”？《纲要》已经明确写出了：
那就是掀起攻克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大浪潮。
其中重点攻关的科研领域包括以下七大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这些领域势必会投入大量资金，以及吸引大量人才，并带动以下相关产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政府也制定了清晰的目标：未来5年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超过17%。
为此，《纲要》从多方面对发展高端制造业进行保驾护航。
在大环境方面：进一步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支撑点为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人才培养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并在2025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提高到60%。
在研发投入方面：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引入更多人才。
在资金保障方面：我们明确指出了，银行会给实体经济较大幅度的支持，比如说低息贷款。还有推进数字货币试点使用。
关于为何要推广数字人民币，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数字货币对于资金流向有很好的调控作用，比如保障更多资金流入到制造业，比如让国家补贴的费用越过“中间层”，直接下达到个人账户，以及反洗钱等等。
举个例子，毕业工作五年的张三想创业，向国家申请了一笔50万贷款，国家大笔一挥，钱立马到账。
但是，这笔钱是做实业的专项资金，如果张三想挪作他用，比如买房、炒股，那就不行，因为数字货币已经把这个口子封了。
为了高端制造业，《纲要》如此缜密排兵布阵，过分了吗？
不仅不过分，就算称之为百年大计，也并不为过。
高端制造业在国际上是零和游戏，不存在和谐共处。世界的竞争说白了，就是为了争抢高端制造业提供高薪就业岗位。
以美国打压我们的芯片产业为例，由于美国人掌握了芯片生产设备和高端芯片中的关键技术。
美国通过生产设备供给控制了芯片制造厂，禁止各个芯片代工厂为华为制造芯片，那么华为在该领域的工作岗位就会丢失。
失去了高端芯片供应的华为，营收就会下降，整个公司提供的高薪工作岗位数量也会下降，原本的高薪岗位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华为被美国打压的时候，不仅华为的十几万中国籍员工会面临就业问题，我们的高校毕业生的流向也会受到挤压。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2019届毕业生去向，有276人去了华为。
上海交大2019届毕业生去向，有高达336名毕业生去了华为。
除此之外，对于2019届毕业生，华为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聘了648名毕业生；在浙江大学招募了550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招聘了472人，每年招聘的应届生数量高达一万人。
而华为在境外的竞争对手是高通、苹果、爱立信等跨国巨头，因此华为一旦退出市场，意味着大量高薪的工作岗位会流向境外，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也会再次外流。
不只是华为，我国的航天产业、军事工业，生物技术，材料工业等等，都遭到了美国的压制。
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是，像联想、浪潮、小米、VIVO、OPPO等企业，美国如果孤注一掷，随时都可以掐着他们的脖子，甚至控制他们提供高端工作岗位的多少。
怎么办？只有自己争口气。
如果我们的高端制造业提供的高薪岗位够多，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么累。
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因为竞争激烈，天天打鸡血似的学习，我们的职场就不会有那么多“996”，甚至“007”。
只有我们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不断地扩大中高端工作岗位的供给，人人都有机会向上冲刺，不再回头向下俯冲，内卷才会缓解，甚至消失。
尾声
我想，此时，文章开头关于城市“蹲族”的争议和清北硕博“放低身段”的现象，大家心里应该有答案了。
不过，我还是要对城市“蹲族”争议中点赞最高的“疑问三连”：社会、政策方面的原因吗？谁不想找好工作？谁不想多挣钱？多说一句。
借用该文章后面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三个反问看似句句在理，实则完全是推卸责任的思维逻辑。
正如《觉醒年代》陈独秀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等事情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扛起来了。
再送给城市“蹲族”一句话——别混日子了，当心日子把你混了。
当国家非常困难时，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完成“普九”任务；当国家困难稍缓时，我们马不停蹄地把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正是这些年轻人，让我们在“质优价廉”赛道上一骑绝尘，“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
现在，我们要发力高端制造业，在“质优价高”这条赛道上同发达国家竞争。
我们喝腻了汤，也要吃肉。
尽管在人才质量和顶尖技术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距离，但是以我们的体量和人才储备速度，必然会把他们一个个挤下去，于是他们怕了，他们抱团，各种制裁毫不手软。
但我们不怕，狭路相逢勇者胜。
发展高端制造业，既凝结了历史经验又着眼于未来，是第二个百年中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争。
还是那句话，更多的高端人才，才能发展好高端产业，更多的高端产业才能承接更多的高等教育人才。
我国每年教育总投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教育支出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共财政支出。
很明显，这个钱还要继续花。并且，还要花得更多。
这注定是属于勇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