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知学”（agnotology），就是研究“无知”的产生以及被遗忘和遗失的知识，关注原本可以知道或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知识。金凤花的堕胎药性使其与加勒比地区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被置于殖民扩张的背景中，具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张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姜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没有得到荷兰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让子女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他们用‘这种植物’的种子堕胎。”十七世纪探险博物学家玛丽亚·梅里安在《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提到的种子来自豆科的金凤花（Caesalpinia pulcherrima），原产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在世界各地广有栽培，包括我国南方。
然而，金凤花在全球传播、引种栽培的过程中，关于这种植物的隐秘知识——梅里安提到的堕胎药性，却没有跟随植物本身传播。火焰般绚烂的金凤花深受人们喜爱，但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鲜为人知，欧洲博物学家在三百多年前就知道的知识为何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断裂？
“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知道？”——这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的常见问题，但鲜有人试图回答：“我们不知道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这就是隆达·施宾格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中以金凤花为案例所要回答的问题，她采用了科学史家罗伯特·普罗克特称之为“无知学”（agnotology）的方法论。
玛丽亚·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的金凤花插图
《植物与帝国》探讨了名不见经传的植物——金凤花，它并没有像金鸡纳、罂粟、茶叶、土豆等植物那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作为观赏植物也未曾像玫瑰或郁金香般被狂热追捧。金凤花的特殊性在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整个十八世纪，金凤花被奴隶妇女当作反抗奴隶制的武器，她们用这种植物让自己流产，以免孩子生而为奴”（5页）。
其特殊性还在于，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并没有因为广泛引种被传播到欧洲。金凤花因此成为植物性别政治研究的绝佳案例，反映了欧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性别关系对欧洲博物学家生物勘探和移植的影响，也成为无知学的典型案例。
“无知往往不仅是知识的欠缺，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对某个时期或地方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都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本土和全球的关注重点、资金分配模式、机构和学科等级、个人和专业的眼界以及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2~3页）施宾格在无知学的解释框架下，探讨了植物的性别政治，并以此阐释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文化因素导致的无知。
金凤花，杨云拍摄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生物接触地带的知识、女性身体与政治
施宾格将玛丽·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里的“接触地带”具体化为“生物接触地带”（biocontact zones），聚焦于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在加勒比殖民地的相遇，“以探讨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这几类博物学家的互动，并突出该语境下植物以及它们在各种文化中的用途信息的交换和传播”（101页）。
生物接触地带的药物勘探是欧洲博物学家的主要目标，奴隶和本土人积累的大量医药知识成为博物学家攫取的对象。然而，如何有效获取这些知识？跨文化的知识交流面临着各种障碍。
在语言上，在接触地带形成的混杂文化和语言对交流有所帮助，但欧洲人不懂（或者不愿意学）本地语言和本地人对宗主国的抗拒等原因阻碍了交流，欧洲人常常只能了解一点皮毛知识。殖民关系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促使奴隶和印第安人严守自己的医药知识，拒绝提供给征服者，欧洲人不得不采用“收买、乞求和盗取”等非正当手段获取这些秘密。
而生物接触地带的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因为种族、阶层和性别等因素被多重边缘化，她们所掌握的医药和植物知识显得更加隐秘，也极少以文字留存。尤其是关于她们自身的疾病、治疗和生育等知识，通常仅限于女性之间传播，从她们身上获取本土知识自然更加困难。
例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艾维斯在印度想收买一位葡萄牙寡妇治性病的秘方，被拒绝后他竟然派人跟踪对方，最终找到了有神奇疗效的植物（90~91页）。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文化目标也加剧了交流的障碍，对印第安人来说树木能否造船、果实是否可食远比欧洲博物学家关心的分类特征重要。
欧洲人对自己的知识体系充满自信和优越感，不屑于原始、落后的本土知识，他们将植物活体或标本剥离原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引种到欧洲的植物园和私家花园，或者陈列于珍奇柜，用“统一”的分类体系和命名法则进行归类和命名。在施宾格看来，“标准”以拉丁文为全世界植物定名的做法，无异于一种“语言帝国主义”，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扼杀了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
具体到女性身体、疾病和生育的知识，尤其是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堕胎实践和药物知识，情况则更加复杂微妙。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中，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欧洲的财产和征服工具。欧洲底层女性曾被运送到殖民地，以平衡欧洲殖民者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
奴隶女性在殖民经济和政治中则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她们的身体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欧洲男性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恣意占有黑人女性，殖民地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化，殖民地的生活缺乏法律制约，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殖民地的主要人口……都是暴躁的男性。”（158页）
她们不得不为奴隶主和其他欧洲人提供性服务，即使她们可能有丈夫或情人。生育则是更重要的职责，因为在殖民地经济中，奴隶人口的健康和增长与经济繁荣紧密相连。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奴隶贸易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殖民者更加重视奴隶的生育。
然而，奴隶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一直很低，“疾病、繁重的劳动、糟糕的生活条件和长时间哺乳对排卵功能的抑制”等原因都容易导致不孕，而堕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170~171页）。
穿着晨礼服的风流种植园主人（来源：约翰·斯特德曼《镇压苏里南反叛黑奴五年远征记》，由诗人威廉·布莱克绘制）
对女性来说，堕胎（甚至杀婴）与逃亡、自杀、怠工、造反一样，都是殖民地奴隶反征服的政治斗争方式，与生育计划关系不大。
梅里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而当时大部分欧洲医生却认为，奴隶女性堕胎不过是非洲人放荡的本性使然，因为怀孕会减少她们的欢愉时光和卖淫收入。殖民地的欧洲医生时时提防妇女装病骗他们开药，尤其是泻药和通经剂，以防她们用来流产，因为医生们认为不少通经剂和堕胎药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剂量上的差异。
例如，汉斯·斯隆在牙买加提到一种野凤梨时说道：“通经效果也很好，如果剂量不当，会引起大出血。它会引起孕妇流产，娼妓经常会故意用它打掉自己的孩子。”（166页）在梅里安的探险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奴隶制批判者开始重申她的观点：奴隶女性以拒绝生育报复奴隶主，让后代免遭奴役。奴隶制的残暴导致妇女丧失了连动物都有的母性本能，违背天性，毫无生育的欲望，甚至与接生婆密谋杀婴。与欧洲帝国的白人女性相比，奴隶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工具和财物，也成为她们参与政治抗争的武器。相比性别政治，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对她们的压迫更为残酷。
金凤花的性别政治与无知学
金凤花的堕胎药性使它与加勒比地区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中承载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本书主角。作者采用国内学界还相对陌生的方法论工具——无知学，重构了金凤花所彰显的性别政治。无知学研究“无知”的产生以及被遗忘和遗失的知识，关注原本可以知道或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知识。
既然该发生的事情没发生，该传播的知识没有传播，必然缺乏历史记载，那该如何证明没发生的事件和未传播的知识？施宾格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就金凤花而言，同时期有大量新大陆的植物得到开发利用，经过药物实验后被收录在欧洲各大药典。金凤花能导致流产的知识没有传播到欧洲，不是因为知识欠缺，而是源自政治和文化的张力。
这段历史“揭示了探险者如何在浩瀚的自然知识中进行精心挑选，他们受到国家和全球的战略、资助和外贸模式、发展中的学科层级、个人兴趣、专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遗失了大量有用知识”（280页）。
南美洲阿拉瓦克妇女形象（来源：同上）
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让欧洲医生难以参与奴隶女性的生育实践和疾病医治。她们通常在自己的小屋或种植园的“暖房”分娩，负责接生的也是奴隶女性，医生只有在难产时才出现。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在男医生面前对自己的疾病也难于启齿，社会文化环境鼓励她们自行应对各种病症，避孕和堕胎更是女性的专属话题。
然而，与行会、商业和军事机密不同，堕胎药的知识并没有因为保密性而被隔离，也没有像巫术那样被列为危险知识遭到公开禁止，至少在堕胎法案确立前如此。长期生活在殖民地的欧洲医生和博物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殖民统治，前者维持殖民地人口（尤其是奴隶）的健康，监管奴隶的生育，后者探索本土食用植物，以降低奴隶食物的成本。
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了解到了本土的堕胎手段和药物，他们也非常关注这类知识，尽管很少详细记录。例如，著名博物学家洪堡曾震惊地发现，印第安妇女用草药堕胎后没有危及性命，还可以再怀孕，并以此方式计划怀孕时间。其他欧洲人也发现黑人女性可以熟练使用草药终止妊娠，而且效果显著（154~155页）。
米歇尔·艾蒂安·德库尔蒂《安的列斯群岛植物与医药图鉴》最后一卷讨论了十九种通经剂，其中五种在加大剂量时可以引起流产（167~168页）。具体到金凤花，其药用价值在十七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一直有记载，尤其是作为退烧药，“在欧洲受到欢迎，对四日热特别有效，法国军队医院就因为这个药性进口了一些”（210页）。
它的堕胎药性在梅里安、斯隆和德库尔蒂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提到，斯隆将其称为“花篱”，“能刺激经血，会引起流产”；德库尔蒂的说法是大剂量的花（而不是梅里安说的种子）可以通经，但使用时要非常小心，因为黑人妇女会用来堕胎（130页，132页）。因此，不管是金凤花还是其他用来流产的植物，都不是因为知识欠缺导致了欧洲人对它们的无知，而是这些知识的传播过程被人为终止了。
遭鞭打的女奴隶（来源：同上）
如前文所言，重商主义的欧洲帝国将人口视为国家财富，奴隶人口被降格为财物，即使欧洲女性也有道德上的义务，通过生育实现自己的公共价值和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重商主义也是强烈的多生育主义”（275页），堕胎因此被当成罪行，堕胎药物也被污名化。
十八世纪的欧洲已有标准化的药物实验程序，动物实验、人体实验、自体实验、性差异实验和种族间实验一应俱全。堕胎药物却没有经过全套的实验，甚至没有和通经剂一样被纳入药物实验，尽管两者在药理上被认为并无本质差别，更何况通经剂还经常被滥用。
博物学家和医生通过药物勘探和殖民地人口管理参与帝国的战略计划，心照不宣地践行着重商主义的帝国理念。他们认为堕胎和堕胎药不仅危险，还令人反感，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小产以保持人口增长，无视女性对安全堕胎方法的渴望。
医生即使做了堕胎手术，也拒绝传播相关的技术和知识。政府当局自然也不支持堕胎，尤其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先后立法，将堕胎行为定罪，堕胎药物随之成为违禁药。十八世纪牙买加卫生官员威廉·赖特在自己的药物书里记载了金凤花的多种用途，却没有将它写进官方报告或药典。斯隆热衷于推广殖民地药物和植物产品，他没有大量采集金凤花这类植物，也没有在行医中使用堕胎药（211页）。
在重商主义的殖民扩张背景中，金凤花和其他新大陆堕胎药物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将女性身体、性别政治、知识传播、本土文化等各种因素联系起来。施宾格在无知学的解释框架和性别视野下，勾勒出殖民地植物学别样的历史图景。
另外，诚如作者所言：“欧洲人关于堕胎药的‘无知学’指的是他们不想接受殖民地收集到的知识，源自‘谁应该控制女性生育’的长期抗争。”（280页）在新大陆药物传播的另一端——欧洲，异国堕胎知识传播中断所造成的无知也限制了欧洲女性的生育和职业自由，被打造成父权制下完美的“家庭天使”。
参考：《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美]隆达·施宾格著，姜虹译，中国工人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姜虹，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