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原文标题：《网络吵架，全变成“敌我”的故事之争》，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上周，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iPad失物招领”事件的讨论文章，剖析了这种对于女性或其他少数群体的疯狂的暴力及压迫的“猎巫”情绪从何而来。
今天，我们希望分享来自李厚辰的另一种视角，看待这一事件和后续的网络讨论，所折射出的“网络公共正义讨论领域”的问题。
很多时候，网络争吵会陷入到各种模版固定的“故事”之中，这种故事中，往往包含着一套“敌我斗争”的叙事；参与者再将自己带入其中一种，从而互联网上的讨论变逐渐演变为争吵、甚至一种运动式的战争。
李厚辰强调，很多时候，重点不是哪一套故事正确与否，我们恰恰需要警惕，“故事”的存在本身。
最近的文章都关于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意识，即互联网到底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正义的样貌。在上次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互联网开辟出了一大片完全免除责任的远距离公共正义讨论领域，就像上海刘阿姨的导盲犬事件，我们全网激愤，声讨恶人。
就在上周，网上爆发出对北京市老年代步车与城市秩序的争议，网络舆论换上另一副面孔，对老年人生存处境的担忧和同情一扫而空，大家再次取得空前共识：绝不允许老年代步车合法化。
谴责刘阿姨邻居的，与谴责老年代步车的，一定都觉得自己真理在握，拥有对公共问题善恶判断的能力。这里面的矛盾是一种在互联网舆论时代被格外凸显的矛盾，即我们生活的小区可能没有刘阿姨和导盲犬，可我们生活的小区真的有老年代步车。
互联网的影响不只一个面向，今天我希望回溯电子科技大学“iPad失物招领”事件的前前后后，来说明拥有互联网之后，另一种被放大的情绪和人们面对公共事件的态度。
我们中有谁，不将自己代入群体？
这件事本身当然荒唐，荒唐之处较为精确的表述，是将自己放置进入一件和自己丝毫无关的事件中。
一人丢了iPad，另一人发起失物招领，对旁观者来说，最自然的情感是感觉这个环境很安全，自己的贵重物品遗失可以得到其他人真心的帮助。
但我们仔细想想，那些发起网络暴力的旁观者是如何将自己代入到这个事件的，这没什么神秘的，旁观者认为这件事有超出“失物招领”的更大价值，放置在更大的背景中，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典型事例，事关“我们”与“他们（外国人）”的宏观对抗。
荒唐吧，想太多吧？
而上述心态的背后，当然都可以问一句，为何我们过去都对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呢？这一切都指向一种“崇洋媚外”的传统心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电子科大同学的反应，又有什么奇怪呢？
前几周，网上又爆发出韩国人在巴基斯坦冒充中国人骗吃骗喝，套取巴基斯坦对中国人超国民优势待遇的新闻，一次性满足了中国人享受超国民待遇和韩国人依附于中国身份的双重快感，在网上一时引发狂欢。
如此看来，电子科大的这件事又有什么奇怪呢？
明星的粉丝在豆瓣为没有读过的新书打分“养号”，好在未来为明星作品打分时，拥有更高的算法权重。这充其量是粉丝与书籍出版方的争议，却被视为“饭圈文化”对“文青文化”的入侵而大加讨伐。
昆山一电子厂以侮辱性的方式粗暴发放员工的工作证，将其投掷到地上，对于涉事的员工，当然可以对他施加谴责，不过这件事立即变成一个“普通人对普通人的戕害”，成为时代困境的注解。
还有事关民族主义的、性别的、省份的、职业的、阶层的一切，这不是一个孤例，而是反映着整体结构之冲突的沧海一粟，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叙事模式了。
如此看来，电子科大这件事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反对它，只因为它讲的不是我们的故事罢了。
在故事中的“我们”
“要激发认同感，集体这一点尤为强大。这里面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我们’、‘他们’。要有一个对立面出来，通过描写‘我们’的共同点，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对立越强烈，每个群体内的集体认同感也就越强烈。”
上面这句话来自一篇叫做《4招增强文章共鸣，爆文也不难》的公众号文章，紧接上段，下面的例子是：“咪蒙老师尤其擅长这一招，她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挑逗一群人，去 diss 另外一群人。”
虽然咪蒙在互联网舆论圈已经几乎鲜有发声，可这不代表她所主张的方式已经离我们远去。
我们渴望把自己放进一个“故事”之中。
明明是iPad丢失者与iPad拾获者的简单关系，借着一个名为“中外之争”的故事，一些电子科大学子，将自己置入这场宏大叙事的洪流中。
明明是这样一场针对个人的狭隘又冲动的网络暴力，借着一个名为“父权文化”的故事外衣，围观着正义又凛然的我们成功将自己放入一场千年的历史叙事中。
“我们”，“他们”，在故事中被发明，能够亲身参与一场伟大的争斗，其中关于终极的善恶，人类历史最大的不公，这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这一切的开端，就是“我们”想要参与进入一切事件的冲动。
互联网“故事”入侵真实生活
在有互联网之前，维持这样的故事并不那么容易，简单来说，故事的素材和重复性都不够，在这样的故事中，“我们”和“他们”并不指向任何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公共的人格，一种抽象的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需要在舆论过程中数量不低的重复才可能完成。
也没有那么多的媒体、自媒体，能够借互联网流量的生意，炮制“我们”和“他们”的故事，更没有那么多实际可参与的争端，让这个敌我对应的故事成为现实。
在“网络女权主义者”于B站《无职转生》风波中直接与品牌淘宝客服沟通，使得多个品牌与B站解除合作关系之后；这边“网络男权主义者”已经用同样的方式，让英特尔和长城汽车与杨笠解约。
故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可经验重复，一切就像真的一样，倒退两年还完全不是如此。我们将生活和世界理解为什么样，这样的理解也会主宰我们的言行，这些言行主要在互联网完成集结，并以互联网言论运动的方式影响真实的生活。
我最想提醒的就是，iPad事件就是这样一场故事对正常生活事件的入侵，如果我们并不充分地自知，我们会简单地用名为“父权制”的另一套故事来反对其“民族主义”故事。
并且我们认为，只有故事可以反对故事，直接陈述的方式被斥为“理中客”，是一种消解力量的蛊惑。
因为在故事中，人们“联合起来”，整齐划一的认识，整齐划一的话语，整齐划一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带来整齐划一的行动，借着互联网的功能作为抓手，积累出前所未有的“公共人格”。
就事论事的描述比起这样一场故事的运动，损失了巨大的“齐一性”。
“身份政治”四个字不足以说明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因为斥责他人开展“身份政治”的，却正在对抗他人“身份政治”的过程中，发明和巩固自己的身份。“身份政治”不是开端，而是结果，其开端为我们在应接不暇的公共事件和其渲染的危机中呼唤的“齐一性”，没有这样的“齐一性”会如何呢？
在过去，我们总是喜欢猜忌个体的“无力感”，认为个体在互联网上结成群体的冲动来源于他们自己的自卑和软弱，这样的想法太“精神分析”了，太直觉了。仿佛只要“个体充盈”，他们就会自然地摆脱“身份政治”，这是个懒惰的心理学归因。
要我说，其根本还是对“齐一性”的追求，基于互联网的功能，追求齐一性的话语，齐一性的表达，齐一性的故事，齐一性的“我们”和“他们”。
这一切被“点赞”、“在看”、“#”等功能推动，所有概念和迷因，成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博弈信号”，是形成“故事”的要素，重复这些概念，话语，简明的叙事，称为在互联网上加入“故事”的方式。
这和“人的软弱自卑”关系很小，更像是我们在网上总是会集结和传播迷因与梗、俏皮话、网络流行语。这种短小精干的“概念”是互联网合作和集结的产物与模式，建基在这种咒语般概念复读语言游戏之上的，是故事，和故事中齐一性的理解、感受、动向。
另外的可能
我不会认为我们必然受到这种故事的主宰，毕竟人是自由的。了解互联网的这种特征，是为了反对它，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认识到我们在互联网是没有负担的道义慷慨，是为了知道，我们需要拓宽生活经验，才能有饱含承担的爱。
因此了解到故事，我们才能敏感于故事，拒绝故事。
即便存在一种实用主义的“敌我观”，让我们不得不接受互联网的“故事诱惑”，我们也可以抵制一种将对方渲染为绝对恶的冲动，和认为只要有所节制，就一定会失败的恐惧。毕竟在互联网上，说不上什么必然的失败。
这只是我们的底限，而汉娜·阿伦特更是指出，一旦进入敌我的逻辑，故事便不可遏制地会走向一种紧张状态，建立无条件的“排他性我们”的冲动就开始形成，底线外的手段，出格的言语，反而成为“即便如此过分我们都还是我们”的一种证明。
阿伦特敏锐地指出，这就是我们呼唤极权的根源，这样的权力还不仅仅在于国家间的政治中，网络上的“我们”都强调一种自我的净化和提纯，强调超过限度的竞争，强迫“我们”中的他人承认这种超过限度的竞争作为维系“我们”的手段。
这是“排他性我们”故事的必然走向，也是我们反对和抵制这样故事的原因。
尤其不要袖手旁观
在电子科技大学论坛上的网络暴力中，为拾获iPad这个人发言的人是如此之少，敢于捍卫他的尊严的人是如此之少，原因有以下两个。
在这样一种“我们”和“他们”的故事冲突中，伤害都是从个人到公共人格，对拾获者的网络暴力，快速上升为对“崇洋媚外”公共人格的批判和侮辱，而我们对这种“抽象伤害”确实有极大的容忍和接受能力，因为在网上这样的东西太多了。
第二，因为施加网暴的人在一个明确的“敌我”故事中，若反对的人不用另一个“故事”，你的反对总显得漏洞百出，显得“理客中”而缺乏立场，你就像是抱着一团棉花走入搏击场去劝架。在我们逐渐发育的“互联网脑”中，似乎只有故事可以反对故事。具有明确历史故事的一方总是张牙舞爪，咄咄逼人。
但就因为这样，抱着这团棉花下场才显得必要和珍贵，反对“我们”和“他们”的故事，反对互联网迷因和概念的复读，将事实还给事实，常识还给常识该存在的地方，生活呈现为生活自然的样貌。
让我们逐渐学会反对互联网入侵我们的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