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经营报(ID:chinabusinessjournal),作者:李丹,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杨帆今年36岁,刚压哨考上公务员。他形容自己此前的人生“疲于奔命,虚与委蛇”,未来的日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34岁那年,原单位改组失败,给他发了16个月工资“买断工龄”。托熟人关系进了家新公司,碰上高层内斗,他被“扔”出来做牺牲品。后来,理财项目暴雷,血本无归,他整理好前十几年的人生,想考进体制内,寻找久违的安全感。


对于初出学校的年轻人来说,“被父母逼”是常见的考试理由,因为体制内“一眼能望到头”。但对于“杨帆们”而言,用早已失去的十几年青春,换往后几十年的坦然,也还算值当。尽管,值当并非顺遂。


2021年3月7日晚,#建议公务员考试打破35岁门槛#话题登顶微博热搜,阅读量6亿次,有2.6万人次参与话题讨论。该话题下,有人担心“要是放开,年轻人更找不到工作了”,有人认为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基层组织都要求干部年轻化”,也有人深表赞同,“有些工作就需要有点阅历的人来干”。


为此,笔者和几位35岁考进体制内的人聊了聊。对于他们而言,考进体制内,意味着什么?顺利考上,就能完美错开“35岁危机”了吗?


“兜兜转转,用十多年才走到别人的起点”


重新走进公务员考试考场时,杨帆35岁9个月。


13年前,他也考过一次公务员,但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就是走走过场,“刚大学毕业,心大得很,想做项目经理,做高级工程师,挣很多很多钱”。笔试成绩排名第31位,无缘面试,他也便不了了之。


13年里,不是没有难关,但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化解掉,比如跳槽。进入30岁关卡,杨帆发现,自己面对生活开始无力。


单位解散后,杨帆给十几个老熟人打电话、问工作,他觉得自己当时是“厚着脸皮”,但比起求助于人脉,去求职网站上应聘基础性岗位更让他觉得“过不了心理那关”。一番联系下来,有两个机会,到一家民营企业负责喝酒应酬,家人不同意,到离家1000公里的城市做汽车销售负责人,最后“黄”了。


2020年底,35岁的杨帆报考了深圳某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岗。相比于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这次备考,他更上心。白天,他在区里的一家单位做公共辅助员(劳务派遣性质),回家后,“家里的事情完全不管”,看书、看教学视频、刷题、整理素材,然后睡觉,周而复始。


笔试第二,面试第一,所幸上岸。随后,杨帆在某问答社区里记录下这段经历,“好歹生活又走上了正轨”,“终于来到了你们的起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问答社区里有这么一个提问:“35岁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该问题得到了2767人的关注,以及243万余次浏览。被冠以“危机”后缀的35岁和被普遍等同于“安稳”的公务员联系在一起,牵出不少讲述自己“来时路”的故事。


方铭鹏毕业于国内某985高校,本科毕业后,他放弃保研,投身互联网领域。在经历大企业内斗、创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身患重病所幸无事后,他成功考进体制内。随后,他写下这样一句话:也许在其他人看来,35岁还考公务员很失败,但你做到了,还能坚持走下去,就等于给类似情况的同龄人开辟了一条路。


曾黎更早走上这条路,也更幸运地走得更远。2011年,随着新领导上任,曾黎所在部门的200多人被“打包裁掉”。父亲劝她,趁年龄还符合条件,考体制内吧,起码不会在你卖力13年后让你走人。曾黎这次终于听进去了。她把2岁大的孩子送回老家,周一到周五疯狂刷题,周末上辅导班,半年后,34岁的她考上了。和她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大多是比她小10岁,“基本上是25、26岁”。


“安全感”


为什么想进入体制内?大概率是,“更有安全感”。


从29岁到35岁,闫洋连续考了6年公务员。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只差0.8分。那是苏州昆山水电站的一个维护工作,只招一个人,他笔试第四,面试第二,综合成绩第二。


闫洋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考公务员,他把这种坚持解释成“为了梦想”,但被追问“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时,他觉得,就是“生重大疾病不会被裁”,“可以过完整的节假日”,“公司不会用千奇百怪的理由扣钱”。


离职的前3年,闫洋同部门一个43岁的老同事被裁,“他患有帕金森病”,不是公司定期体检查出来的,公司压根不安排体检。老同事当时有些手抖,请假去医院,查出有帕金森,同事闲聊的话语传到老板耳朵里。不久后,老同事走了,“说是不能胜任工作,也没给补偿”。


“普通人不就图个安全感吗?除了百里挑一的人中龙凤,99%的人都是螺丝钉。”闫杨想找到他能镶嵌进的更稳定的“机床”。


进入体制内的第一年,曾黎就有了关于“安全感”的切身感受。之前的13年,工资是印在纸条上或者显现在电脑屏幕上的一串数字。考上公务员后,她被分配到做办公室工作,负责财务兼人事,其中一项是全单位社保的缴纳、核对、变更。现在,她第一年交的社保差不多等于民企10多年的总和。


同样能直面“安全感”的还有杨帆。35岁以前,挣钱是他最大的执念。2012年,从事建筑工作的杨帆能明显感觉到“行业在走下坡路”,“单位随时有解散的风险”。为了抵御风险,他把所有钱投进P2P,“自己当时不稳定,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之后,投资项目爆雷,他血本无归。


成功上岸后,杨帆每个月能拿到稳定的工资,“不用在外面做乱七八糟的投资了,也不用考虑给自己留后路”,只要不违法乱纪,退休后生活都有着落。


冯超林从事公务员考试培训已经有8年。每年,他都会接触到两三个临近35岁报考公务员的,最多的一年,有十几个。他给这些学生的“画像”是:都有孩子,生活条件没那么优越,但也没太差。“对于他们而言,安全感异常重要。”


“两个世界”


在体制内,有一句话,“三十五,不提处,仕途基本止步”。意思是说,如果过了35岁,还没被提拔到处级干部的位置,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杨帆估摸过,自己退休时能解决正科级就不错了,曾莉觉得自己最多能当个正处级调研员(非领导职务)


但杨帆后来发现,公务员系统不仅有“上限”,还有一套独自运转的规则,仅凭自己前13年的“体制外”经验,很难完全驾驭。


刚入职时,整个部门就杨帆一个新人。领导看他有设计院的工作经验,给他分配了“城市更新”方面的工作。因为是新人,文字宣传、会议记录、述职报告、谈心谈话材料、汇报函、讲话稿等等文字工作,也都由他负责。


“不管在吃饭、开车,还是睡觉,单位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得立马响应。”前3个月,杨帆觉得心理压力很大,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他不擅长文字工作,调动之前所有的工作经验,也难以完全胜任,“体制内的工作和之前完全没有相关性”。


今年1月份,杨帆完全接手了城市更新工作。他开始加倍努力——想逃离文字工作,只能让自己忙起来,起码是自己还比较熟悉的领域,也能着实学到新东西。


曾莉用了大概十年,才勉强适应体制内的工作逻辑,“和自己原有的工作惯性做对抗”。以前在民营学校,她负责管理几十人的团队,也养成了“遇事就得解决”的习惯。但现在,丁就是丁,卯就是卯,绝不能越界。


“敏感”的35岁


2021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她认为35岁的年龄上限会导致从业者35岁以前过度“内卷”。实际上,早在2017年,广东团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曾提议“废除公务员招考年龄35周岁的上限”。


但在现行规定下,35岁仍然是一道坎,不少人试图赶在35岁以前进入到体制内。辞职备考6年的闫洋就是其中之一。


阔别职场6年,在公务员向他彻底关上大门后,他想重回职场。无奈,40多份求职申请全部有去无回。35岁的他,在工作这条路上猛然走到了头。


35岁,又被称为“职场枯荣线”。尽管官方层面从未对求职年龄有过明确规定,但随着#35岁以上职场人去了哪儿#、#35岁定律#、#如何应对35岁危机#等话题屡屡冲上热搜,“35岁危机”已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曾经有学者对上海和成都的30万份招聘广告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上海八成以上的岗位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而成都的该比例也接近七成。百度指数显示,“中年危机”的讨论量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达到高峰。彼时,正值新版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之时。


“35岁现象,其实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科锐国际高级业务总监、职涯规划专家朱冬琴解释称,该现象根源在于两方面因素:其一,我国人口比较多,“尤其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岗位上,企业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其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充分,企业本身生存压力巨大。


“这(35岁现象)不由个体决定,而是市场在推动。”朱冬琴表示,与其将该现象理解成“歧视”,不如将其视为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某种结果。


在她看来,求职者需要扬长避短。一方面,尽早显现出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适时转换赛道。


5年前,曾黎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心理学课程。她同样不擅长文书类工作,希望之后能有机会被调到工会或者党办部门,“有了心理学同等硕士学历,之后调动的可能性更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帆、方铭鹏、曾黎、闫洋、冯超林均为化名)


(编辑:黄玉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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