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任性？
官博非常佛系，热搜什么的爱上不上，每天就“懒洋洋”搞一些宣发，评论区经常只有几十个人互动。
电视剧每天只更新一集，还动不动停播，一不小心就停更10天。
急得一群人排队跑到官博下面抖机灵：
“胡适之一天泡的妹子都没你停更的天数多。”
“陈仲甫一天的抱的男人都没你停更天数多。”
“李大钊家养的鸭子都没你停更天数多。”
还有，“辜鸿铭漱口的次数都没你停更天数多。”
李大钊养鸭子？胡适搞对象？陈独秀抱男人？这是什么电视剧吗，正经吗
这部剧叫《觉醒年代》，是一部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过程，再现了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知识分子、热血青年们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打住。
这么“主旋律”的电视剧，应该只有老年人在看吧？
那你就错了。
微博上拉着爸妈追剧的大有人在。
有人天天盼着《觉醒年代》上热搜。
还有人已经“疯”了，在线为电视剧“讨饭”，求营销号关注。
我点开看了两集，然后就没忍住熬夜刷到了25集。
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100年前的年轻人，也太爽了吧，他们吃火锅、嗑瓜子、谈理想、搞革命，人人热血沸腾，每天激情燃烧，堪称最好的时代。
可是100年的中国，明明是最坏的时候。
01
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乱”足以形容一切。
前脚，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后脚，北洋军阀袁世凯就镇压了南方的二次革命，坐上了大总统的职位。
大总统位置坐了两年不到，袁世凯又暗箱操作，推翻共和，自己当了土皇帝。
皇帝的新装刚穿了82天，袁大总统又被革命的的护国运动席卷下台，恢复了共和。
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制，只适合君主制”，张勋又搞了复辟，一夜之间，街头巷尾人人都在哄抢假辫子。
仅仅12天后，复辟失败，黄袍子又得收起来，无所适从的民众，甚至舍不得扔掉刚刚买来的假辫子，生怕哪天又有人想做皇帝。
军阀连年混战、政客各为私利，一轮又一轮的战争与革命此起彼伏，国家风雨飘摇，民众亦苦不堪言。
在《觉醒年代》里，到处都是吃人的社会现实。
被迫嫁人的小女孩，只能坐在小毛驴上哭。
吃不饱饭的穷人家，只能卖掉孩子，以求一餐温饱。
长辛店的劳工，住在窝棚里，连过年都吃不上一口白面。
打工的人不知认字为何物，结算工钱要靠在墙上“画道道”。
等等，电视里的民国，不都是斯文的知识分子、漂亮的太太小姐、大家一起抽烟喝酒、风花雪月吗？
也有。
在车里吃着三明治看热闹的富家孩子。
有能力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企业家。
养着小妾的政府官员。
出入有随从服侍的教授。
但这样的好日子，又有多少人能过得上呢？
美国摄影师甘博曾拍摄过一系列民国初期的老照片，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无家可归的老人，只能住在木板搭的棚子里。
出卖苦力的人，因为常年劳作留下来驼背。
沿街乞讨的母亲，怀中尚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乞丐。
乞丐。
守在富人门口讨饭的乞丐。
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两个字：苦难。
贪婪的政客，腐朽的体制，虎视眈眈的西方国家，摇摇欲坠的旧世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答案。
02
推翻旧社会，应该靠武力吗？
端起枪来，横扫旧日君王，然后呢，只不过是换了个统治者而已。
推翻旧谁会，应该寄希望于别人吗？
抱着强国的大腿，用国家利益，换一点残羹冷炙，任何一个有脊梁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
前路漫漫，一筹莫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旧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制度上的问题，而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问题。
当务之急，便是开民智、启民心，从根本上改造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才是中国的“药方”。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于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的概念介绍给当时的年轻人。
陈独秀在第一卷写下了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青年六义”：
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即使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六义”也毫不过时，可以想象当年，如此“新潮”的思想，对一个闭关锁国多年、信奉三纲五常的国家来说，无异于一颗惊雷。
儒家孔学传承了数千年，你说推翻就推翻，合适吗？
新文化运动很快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
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学者林纾便连作《荆生》、《妖梦》，影射新文化运动，犹如粪便，臭不可闻。
胡适回国授课，引用古希腊名言，被“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文凭”的辜鸿铭奚落发音不标准。
没错，就是那个说话必漱口的辜鸿铭文人的对峙，尚且可以看到学者的“清高”，而少数的政客，则完全是作恶。
张长礼将蔡元培、陈独秀弹劾至国会，诬陷他们“蛊惑青年”，其侄子张丰载，更是组织学生到陈独秀家门口闹事，高喊“陈独秀，卖国贼”。
当然，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并不统一。
胡适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多议国事，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全盘向美国学习。
李大钊则信奉马克思注意，觉得俄国的十月革命更有参考意义，坚持知识分子应该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认为无政府主义才是真理。
钱玄同更是主张废除汉字，连文字都得学习西方。
这个时候，坐镇北大的蔡元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坚持学术就应该兼容并包，他说：北大是一个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地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北大人应该有雅量，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正是因为蔡元培，各方各派才能坐到一起各抒己见，这才有了北大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也正是由于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与从中调和，新文化运动才能在不断思辩、不断求索、不断结合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无论是襟怀宽容的蔡元培，还是振臂高呼的陈独秀、李大钊，或者是笔锋犀利的鲁迅，为人谦和的胡适，哪怕是顽固的辜鸿铭、林纾，都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要知道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可是非常吃香的存在，他们在北大教书，再加上文章的稿费，一个月赚100多大洋不成问题。
100多大洋是什么概念？
有学者统计过，民国初期，100块大洋够一个五口之家过一年，300块大洋就能买一套北京的四合院。
明明可以稳赚闲钱，却偏偏要吃力不讨好，做那个叫醒沉默的大多数的人。
即使遭遇非难，也绝不会与旧势力同流合污。
他们以笔为刀，用文人的“理想主义”，为这个国家的改变贡献哪怕一星半点的力量。
反观当今和平年代里，有多少知识分子只会键盘论政，又有多少知识分子阴阳怪气，嘲笑着这个国家的进步。
这些人，不配做知识分子。
03
《觉醒年代》更令人上头的地方在于，他把一段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落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身上。
历史书上的陈独秀，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文化领袖。
但在《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却是个大大咧咧的“干饭人”。
和胡适聊白话文，吃老北京涮羊肉。
和蔡元培聊当北大教授，吃花生。
新青年同人编辑聊新文化，嗑瓜子。
甚至一出场，连别人吃剩的盒饭也不放过。
李大钊问他，“该如何救这个中国？”
陈独秀嘴里喊着菜，漫不经心地说，“这样（旧）的国，无可救药”——新的国家如何去建，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爱国青年追着揍。
课本上的鲁迅，总是一脸忧心忡忡，像个“愤青”。
但《觉醒年代》里的鲁迅，更像个实力冲天的“怪咖”。
明明抱着救国救民的心情回国，却在绍兴会馆里钞古碑。
看透了民国教育部的行径，就扛个“不干了”的牌匾去抗议。
鲁迅先生的出场，更是高度还原了其小说《药》中的场景。
菜市口砍头，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乞讨的一家三口、遛鸟的遗老遗少、好奇的小女孩、吃大饼的年轻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看客”。
大清的刀法更好，蘸了人血的馒头可以救命，麻木的民众，吃人的现实，每天都在上演。
鲁迅深有感怀，拿起笔来，一鼓作气，写下了《狂人日记》。
再看李大钊，是个接地气的真汉子，回国第一天就把自己的怀表、鞋子当去，还预支稿费，只为救路上素不相识的孩子，因为他坚信，“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翩翩公子胡适，留美博士，白话诗写得好，人也优雅，明明像个“芳心纵火犯”，却偏偏是个敬爱妻子的“妻管严”，守着10点的宵禁，半点不敢耽误，老婆大人说在家吃早饭，他绝不会在外喝一口豆浆。
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在剧中是个精于世故的“心机boy”——他到北大走马上任要约法三章，营救自己学生也要假意请辞，因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没有如此“心计”，很容易被时局牵着走，连带着北大，恐怕也会在各方斗争之下，成为炮灰。
在《觉醒年代》里，再牛批的伟人大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聊事情也会嗑瓜子，邀稿、催稿也靠耍无赖，会装腔作势，也会挺身而出。
100年前的人与事，以鲜活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奔走呼号，他们苦心孤诣，仿佛我们也跟着魂回百年，参与了那一场激情澎湃的社会改革。
难怪有人说，看《觉醒年代》最大的感受，就是吾辈当自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生在和平年代，但决不能因此坐享其成、骄傲自大。
我们应该接过前辈交与我们的这么好的国家，然后把她建设得更好，再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向前！向前！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