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提议修改《民法典》1047条的规定，将结婚降到十八周岁。
关于结婚之后的事，也有代表建议夫妻双方合休产假，男性至少要休42天。
这个提议他最近三年每年都提，但是今年国家卫健委终于对此回应：争取实现。
另有政协委员建议增设国民育儿基金，以制度性措施减轻新生儿养育负担。
还有人建议尽快出台全国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
并且，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切实减负，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部分地区，已经刻不容缓。
几个月前，东北为了为解决人口流失问题，也同样提出了放开生育政策限制的建议，呼吁当地人生三胎。
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生育率大概在0.5%左右，比日本的1.3%还要少一半，比韩国的0.64%也要低。这样的生育率，人类历史上只有战争和饥荒的情况下才有。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0后、90后、00后、10后新生人口持续下降。
90后仅有2.1亿，比80后少1172万；00后又比90后少4700多万；10后比00后也少了24万。
为扭转这一趋势，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2011年双独二孩，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但出生人口数量却不及预期，政策调整的速度还是跟不上生育意愿下滑的速度。
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20后这一代人，甚至还会比10后再少35%。
中国社科院预测，如果中国总生育率一直持续目前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早在2011年，和中国五代领导人打交道、半辈子观察中美问题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答中国能否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曾这样表示：
“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
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毕竟，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汇聚了全世界的人才。
那么，基辛格的推断是否会成真？
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中国人多生孩子？当下的人口政策，会产生多大效果？
01
那我们想知道，生育率降低，会给社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首先，国家会很快“变老”，步入老龄化社会。
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为1.67亿，占人口总数的12.5%。
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已快速攀升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
根据推测，到2035年前后，我国每4个人里就会有1个是老年人。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个直接冲击，就是养老负担会加重。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快速有效的办法是，延长退休。
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目前，人社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
不出意外的话，80后会是第一批赶上延迟退休的人群。
延迟退休，只是权宜之计。养老保险，才是最主要的解决方案。
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是从当下劳动人口中征收一笔钱，支付给同一时期已经退休的人。
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那么老年人的退休金来源也将慢慢萎缩。
所以，人口危机如果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老龄化势必会让国家财政承担更大的压力。
其次，少子化的加剧，也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众所周知，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硬实力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科技水平。
最近10年，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正在快速追赶美国，无论是从在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还是从事科创新的人数，都距离美国非常接近。
但按照现在中国新增人口下降的速度来看，中国好不容易获得的人才优势，很快会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被逆转。
而美国因为具有移民效益——不光是自己国家人口的池子，还有其他国家人口的池子，所以对于本国人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比如在美国理工科博士生里面，有将近有一半都是海外出生的人，美国顶尖的企业家里面也有差不多一半是移民。
人口学家梁建章也曾说，“长远角度看，中美竞争态势只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中国是否有更多的孩子，一个是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吸引更多的移民。”
未来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拼的就是人口。
低生育危机导致的人口萎缩，短期看不出毛病，实则是一个有巨大隐患的“慢性癌症”。
谈到这一问题时，基辛格把时间线定在了2050年。
除了时间维度，更多的参考答案，也写在和我们并行的其他空间。
02
北欧是一个曾经因为政策改革而扭转生育率的地区，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学习北欧。
但是，北欧的药方，真的适合中国吗？
我们知道，欧洲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最早完成财富积累、步入发达阶段，生育率在近100年来都是全世界的“洼地”。
即使是二战后婴儿潮，欧洲各国的总和生育率，也远低于亚非拉。
瑞典等北欧国家在5、60年代的时候，又是欧洲这个洼地中的洼地，生育率比南欧西欧都要低。
但是，在80年代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一路下跌，北欧国家却不跌反涨，以至于今天成为了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地区。
那是什么原因让北欧生育率发生逆转呢？
很多人猜测是北欧特色的高福利，比如生育假，育儿补贴，大学免费等。
但是，这些政策北欧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实行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那么真正驱动北欧生育率上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出乎很多人意料，这第一个因素，是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发达后离开城市中心，重返郊县和乡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去城镇化。
欧洲的中产在上世纪末全面城镇化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向郊县迁徙的历程。
在丹麦，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仅有26万人口，其他城市则都不超过二十万，并且即使是这些统计中的“城市居民”，超过一半人口也居住在距离核心城区三十公里外的下属郊县当中。
在这些家庭中有超过两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极低的实际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触底反弹的重要保障。
不论你愿不愿意相信，同样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前提下，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比我们印象中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得多。
生活在郊区，房子面积大，周遭环境空旷，舒适感和孤独感都会加强生育的需求。
相反，如果在逼仄的环境里，比如东京、纽约这样十几平的小房子、人山人海地铁，造人的欲望就会大大下降。
当然，这种“反城镇化”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出现的现象，因为低人口密度意味着高额的基建和服务成本。
北欧人口反弹第二大因素是，女性社会地位和保障的提升。
一般认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然而在北欧这个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这次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婚育观的重塑。
在北欧，最近20年来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吓人。
丹麦一项统计表明，2010年后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35%都是非婚生子，虽然这其中绝大部分其实是稳定的非婚同居关系。
但依然得承认，这个事实反映出民众尤其是女性对婚姻制度的依赖，变得越来越低。
瑞典和丹麦，甚至在1980年出台了《同居法》，其中就规定了对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护政策，包括社会和男方的责任义务。
这部法令再加上欧洲十多年来女权运动造成，女性婚育观的变化。
在传统的人口迭代中，无论出生与死亡怎么变化，人们基本都是沿着“婚姻-性-生育”这个顺序下来的。
但是北欧人民特别会玩，在《同居法》的保护下，他们现在已经开发出了很多新路线，比如“性-同居-生育”、“单身-性-生育”、“性-生育-结婚”……
欧洲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中，都是同居率很高、非婚生育率很高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法国等，生育率都在1.7以上。
而在文化比较保守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同居率很低，人们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所以这些国家少子化就更加严重，生育率都在1.4以下挣扎。
所以总结北欧生育率回升的原因，福利可能只是一部分原因，去城镇化，极度发达的男女平等关系，以及整体低风险性的社会，才是确保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但可惜的是，即使有同居法这样的“杀手锏”，北欧这种涨势也没有保持太久，最近几年，挪威、瑞典等国家的生育率再次持续下滑。
2019年1月，芬兰生育率再创新低，已经低至1.3左右，生育率问题再次陷入死胡同，大部分新生儿仍要依靠移民来推动。
再者，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平均一对夫妻生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平衡。
而早在1970年代，欧洲总和生育率就跌破2.1。
如今北欧总和生育率虽然高达1.7，也只是相对的高，只是补救手段做得比较好。但是，仍然无法维持人口的正增长。
因此，北欧，并不是我们的药方。
也有专家表示，日韩和我们遭遇的困境差不多，文化环境也更相近，更具有参考价值。
1970年代，全球第一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日本，步入老龄化阶段。日政府便陆续通过放开生育，以及“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人口福利政策，刺激生育。
2006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1.3，处在世界超低生育水平。
韩国是在1990年代，开放了生育政策，并在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的各个环节都进行福利补贴，甚至为月收入过低的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样在200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低，只有1.2。
2年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将日本少子化称为“国难”；韩国总统文在寅3年前就表态“必须动员一切政策手段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日韩诉诸一切手段鼓励生育，但结果如何？
如今，日本人口连续12年负增长，韩国生育率跌破0.84，全球最低。
所以短期来看，像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些办法，比如全面放开生育等等，短期或许有效。但是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
那么，低生育率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03
我认为主要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至少包括：
一个是生活成本大，尤其是大城市房价对于年轻人的收入来说，过高；
其次，生育、教育、养老成本过重。
想要解决生育难题，非翻过这几座大山不可。
而这些大山，主要压在了年轻人身上。
房子，是公认的压力最重的部分。
或许与大多数人的常识相违背，在经济发达、收入高、福利优渥的欧洲，买得起房子的年轻人并不多。
并且，欧洲也并不免俗，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年轻人压力越大。
瑞士、德国，欧洲公认的经济强国。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房屋自有率在欧盟各国中，常年垫底。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
瑞士房地产咨询公司Raiffeisen Casa数据显示，71%的瑞士人拥有的财富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一套单户住宅。
不仅大部分瑞士人买不起房，很多人连首付也交不起。在瑞士买房，首付平均是房价20%，折合人民币144万元。
在德国，仅仅12%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回头再看北欧的去城镇化，其实也是一场“逃离北上广”运动，到压力更低的地方生存。
韩国的房价压力，也高得离谱。在过去的3年，韩国出台了23项房地产政策，但是从2017年6月到2020年6月，首尔的房价还是上涨了52%。
由于房价居高不下，韩国人首次购房平均年龄高达43岁。近半数的20—30岁的年轻人认为买房无望。
日本，比较特殊。
1980年代，日本房价疯狂上涨。巅峰时期，仅仅东京的房价，就抵得上整个美国地产总值。
199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房价跌去高峰期的70%，全民财富蒸发，遍地破产。
与财富一同蒸发的是出生人口，1993年之后，日本劳动力人口从8040万人巅峰，一路下滑。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60岁以上人口快速增长。如今日本60岁以上人口超过3500万，约占总人口的3成。
这就是说，日本大约2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
日本年轻人的压力不仅于此，生活成本也逐年攀升。1989年日本制定消费税为3%，2019年已经提升到10%。
再者，日本人生了孩子也不一定养得起。日本公立小学免费，教育质量更高的私立小学，费用高昂，每年要多花约100万日元。
繁重的房子以及生育、养老成本，就是年轻人最好的避孕药。
我国年轻人的压力，或许不如瑞士、德国、日本，却也一直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房子方面。
前几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刚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房地产领域的泡沫仍然有比较大的担心，并称很多人买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投机。
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房价仍然处于高点的位置。
但房地产牵扯到一个国家的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说随便降就降。
关于这一点，曾经从生育陷阱中爬出的新加坡，走过的路或许更值得我们借鉴。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其房价也是位于亚洲顶级，每平方米折合人民币在5-20万之间。但是，新加坡依然做到了“居者有其屋”。
他们的秘诀之一，在于推行组屋制度。
在此之前，新加坡也面临过住房供应不足、居住环境恶劣、生存压力大等困境，但这些问题都随着组屋的推行得到了缓解。
什么是组屋呢？
它是新加坡一种政府建的福利性房子，于1960年由政府大批建设，并以低廉的价格租售给公民居住。
组屋对购买者的月薪有要求，比如，家庭收入必须低于12000新币。
1968年，政府引入中央公积金制度，可以支付组屋的首付款以及月供，进一步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拥有自己的住所。
政府组屋的覆盖率从1959年的9%，一跃至80年代的80%。
到了2008年，新加坡85%的公民都居住在政府组屋。
组屋有很多优势，首先它的设施配套非常齐全。
它不是印象中的“廉租房”，而是标配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小区，包括地下停车场和屋顶花园，就连风向在设计之初都会考虑进去。
每一个组屋区都有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交车站和地铁站，有些甚至还有交通枢纽站。
更关键的是，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组屋的房价，会比市面上的商品楼便宜非常多，正常面积的商品房在新加坡都是100万新币起步，地点稍微好点的要几百万上千万。
但组屋最贵的四居室，仅仅50万—70万。
对于经济拮据的购房者，政府也会施予补助，补助的类型取决于一个人的月收入，越穷补助越多。
有的甚至能拿三十几万人民币的补助，加上公积金，有时候只要10几万人民币（注意是全款）就能买个两个卧室的房子，年轻人20万人民币首付就能买到不错的房子。
对于贷款买房的人，政府也有补助。组屋还能享受低息房屋贷款，可以占总房价的80%，利率低至3%左右。
为了控制组屋的房价，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很多政策——
比如，年轻人要买，必须有婚姻关系。单身人士要买，则要等到35岁以后。需要屋主住满五年才可以买卖，严格限购，每年盖新组屋，定时增加存量……
让年轻人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住上自己的房子，并且是周边资源达到及格线以上的房子。
年轻人活得体面，不用政策安排，人口也就上来了。
自2009年以来，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持续回升，总人口规模保持正增长。
2020年，新加坡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还是因为疫情，导致非居民人口下滑，本国公民人口仍增长了0.6%。
尾声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步入发达阶段的国家，几乎都在经历少子化和老龄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个国家都用尽办法。
欧美、日韩，都出台各种促进生育、减轻教育压力、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文化开放的北欧，甚至出台法律改变人类最稳定的婚姻契约关系，支持非婚生子。
但是，这些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缓解当下的压力，并不是根除压力。
当这些手段都不奏效时，就转而开放移民政策。
然而引入移民，必然会遭受一系列治安问题，甚至种族冲突，这也是目前欧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安倍晋三曾一度想扩大就劳签证大力引进外国人，这只是工作签证，还不是移民政策，就已经遭受日本国民的一致抵制。
可见在东亚文化圈，对移民是不那么欢迎。
这也为我国敲响了警钟，到底以后要不要走这条路。
如今，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5警戒线，人口增长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面对不敢生的年轻人，他们期待的不是简单的“催生”政策，而是解决他们不想生、不敢生、生不起的根源问题。
日韩、北美，已经证明，再美好的催生政策和福利制度，都是问题出现之后的遮盖物，都不能解决根源问题。
新加坡，是个不错的参考。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实际情况，与新加坡大不相同。
中国，当有中国的答案。
对此，希望我们的代表，能结合我们的实情，提出更多建设性、可行性的提议。
假如20年、50年后的今天，后世的年轻人向作为父辈的我们追问解决人口问题答案，我希望，我们能回答：我们这代人已经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