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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豪华”教师名单显示，2020年该校新入职老师共66人，包括了硕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后6人。其中不乏剑桥、牛津、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毕业院校为北京大学的有17人，清华大学有16人。
这些学历背景金光闪闪，一个比一个能打的名校留学生，为什么都跑去当中学老师？
网友们议论纷纷：精英学子们主动“退向”编制，到底是不是一种人才浪费？忙于春招的国内毕业生以及回国留学生们更是心生焦虑：怎么大家心目中该去搞科学、搞科研的高材生们都在和我抢工作？这世界未免太卷了......
但名校毕业生回归教育行业，一定意味着“屈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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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校生入驻中学引争议
社会对于名校毕业生们总是给予某种独特的期待，在我们的传统认知和固有理念的熏陶下，大多会默认高学历者必定选择“高”择业，投身于金融、科技、传媒等听起来就无比“高大上”的领域。
但名校毕业生回归教育行业，一定意味着“屈就”吗？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的拟招聘应届毕业生信息表
招聘人员清一色是国（境）内外名校毕业生
绝大部分网友认为应该支持高学历的人才成为老师，这样会给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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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网友认为，学子们十几年寒窗苦读是为了光耀门楣，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最后却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大多的反应是惋惜。
这种惋惜里面，既有人觉得去高中做老师是因为福利待遇好，假期多，工资高，认为他们“寻求安逸、混吃混喝”。也有人觉得这是因为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大，导致高素质人的工作倾向向下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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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站在学生家长的角度来看，所有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名师教导，但当清北毕业生们踏入教育行业，他们又纷纷替名校学历不值，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职业选择存在的某种固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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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不管什么样学历的学生都拥有自己的择业权，我们可以对他们有期待，但不能替他们做选择。不论是科研还是教书，职业存在都有它的价值，更不要说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了。
高校学子的主动“下沉”，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下，大学生追求稳定工作的就业倾向。福利待遇是每个人踏入职场都会考虑的重要因素，高学历的他们想要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享受传道授业解惑的乐趣，并不是什么值得诟病的事。
当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进入到教师这一行业，虽然竞争压力上升，但同时对于教师的筛选和选拔要求也将更加严格，这对国家教育质量的提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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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好不一定教的好
藤校毕业生选择当老师不是问题，但如何当好老师却是一个问题。
在南外高级中学校招2020届毕业生拟聘名单中，只有最后一位是北师大本硕连读的毕业生，其他均不是师范专业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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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19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考试报名人数高达590万人，本次报考的考生中，师范生占比仅有26%，非师范生则达到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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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教师职业吸引力的不断上升，非师范专业毕业生申请从事教师工作已经慢慢成为一种显著趋势。然而申请人是否受到过系统的师范专业训练，似乎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
教师资格证书等于为教师行业设置了准入门槛，目的是为了筛选出合适的人进入教育工作者的行列。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就意味着已经具备作为教师的基本专业技能，他们也就能站上讲堂。但问题是，非师范专业毕业的老师在教学能力和课堂把控上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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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的父母都是老师，在父母的建议下，毫无教育背景的她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母校任教，成为了深圳一所名校的英语老师。
虽然知识储备绰绰有余，但对于王丹来说，上好课依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如何做好备课、活跃课堂气氛、快速讲解知识点...... 这些都需要自己细细摸索，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挫败感很强。
她表示：“上课挺懵的，不知道该怎么上，就算我爸妈都是老师，但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老师是怎么工作的。” 这样举步维艰的状况大概持续4个多月，在此期间，王丹一直尝试听课提升，花了很久课堂效果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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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丹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在教学课堂上，985名校毕业生们的学术经历不一定能够带来额外的光环。
的确，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实行，促进了教师来源多元化，有助于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储备，是提高我国师资水平的重要途径。但与国外成熟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相比，我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教师资格标准过于笼统宽泛，不能科学评估教师所具备的教育教学能力；评定标准单一，不能契合学校对于不同层次教师的需求，甚至于不同学科的教师资格之间还会出现“兼容”的现象。
教书育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们对于教师职业的崇敬和期待意味着“为人师表”的高要求。而作为一份专业化的职业，它更需要有专门的课程和要求对从事教师行业的人才进行系统性的教育培养。
因此，除了要对申请人的职业道德、学科水平、专业知识储备进行考量之外，还必须要对教育活动和学生的认知水平、制定教学方案、组织课堂教学、教学效果自我评估及其他教师写作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
高学历人才进入教育行业不是问题，问题在乎如何更大地发挥他们的价值，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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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中学”加剧教育资源不平衡
高校毕业生扎堆“超级中学”的现象也引发了人们的第二个疑问，那就是它对于教育生态平衡及公平性带来的挑战。
第一点担忧在于，如果“超级中学”持续发展，可能会更多地垄断一流大学的入学资源。目前在深圳排名前几的中学，例如深圳中学、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实验等，其重本率均超过了90%，这对小城市的普通中学来说根本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此外，这些“超级中学”大多设置有“国际班”，对于这群手握丰富资源的孩子们来说，“高考”这座独木桥早就不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单一选择，他们很多人会转而申请国外的优质大学，一流的生源加上一流的师资，教育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名牌大学毕业生和超级中学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精英”链条，其形成的知识层面和现实利益只在精英内部循环利用，人们担心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会加剧社会阶层固化。
英国教育学者萨莉·鲍尔曾在《教育与中产阶级》一书中写道：“教育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有现实依据”，虽然文章中主要针对的是英国国情，但对中国的社会环境而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教育资源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也意味着拥有更多教育资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的机率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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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的担忧在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一线大城市的中学里从来不缺少高学历老师的身影，但在其他城市或者是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体系中高学历的教师其实占比很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比例仅为3.10%，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初中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平均比例为45.5%的数字相比相差甚远。而其中大部分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师们都聚集在大城市的优质中学里。
也就是说，精英人才的“下沉”并没有为薄弱地区的教育环境带来丝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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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样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算得上是“必然”，好的资源待遇必然吸引高素质的人才，人们无法通过诟病高学历人才的个人选择改变现状，这是社会结构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海燕表示：“我们需要捍卫教育的公平性，但我们不能为了单方面考虑教育公平的问题就阻止高层次的人才向基础教育流入的脚步，我们看到今天在基础教育领域里面的高层次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想要推动教育公平，不应该是片面地抵制高素质人才的进入，而是应该鼓励更多的高材生加入到教育行业，尤其是在那些基础教育薄弱的地区。在这一点上，政府无疑承担了巨大的责任，譬如提升部分地区的教师待遇、促进教师资源的流动等等......
未来的中国教育任重道远，我们需要考量的也还有很多。
北大校长许智宏曾提到，“北大学生可以做领导人，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
受过精英教育的莘莘学子，可以选择朝着功名利禄的世俗方向前进，也可以选择拥抱平凡生活与微末职业中的“小确幸”。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卖猪肉、当老师、去街道办走基层，都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来，只要自己愿意，就不存在“屈就”。
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在家人的建议下卖猪肉，
一度卷入舆论风暴的中心。
而我们的社会，应该在他人选择奋进时给予掌声，也在他人拥抱平庸时加以尊重，当每个人都能做到宽容与平和，包括连做出抉择的当事人，也能坦然地自我接纳。
或许到那时，精英教育，才算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