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黄河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地位尊崇。 在古代，李白为它写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名句；到了近代，冼星海谱下的《黄河大合唱》更是一代中国人铿锵激昂的集体回忆。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不过在90后、00后的集体记忆中，我们对黄河的印象似乎就没有先辈们那么深刻了。地理知识较为扎实的，可能还记得黄河是依次经过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后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的。 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的是，历史上桀骜不羁的黄河曾经多次泛滥改道。改道最北时，它向上冲至天津大沽口出海；而改道最南时，它甚至能“夺”淮河河道汇入长江，再流入黄海。




黄河历次改道图

从西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有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多达1593次，较大改道26次，其中又有影响巨大的六次“黄河大迁徙”。每一次决口、泛滥、改道，都有无数周边百姓遭殃。

轻则屋田损毁，不得不背井离乡另谋生路；重则整个城市瞬间被冲毁淹没，死伤无数，哀鸿遍野……

那么，黄河为何会如此危险呢？




壶口瀑布

主要原因，就在黄河的含沙量极高这一特质上。因为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时会冲刷下大量泥沙，黄河是这个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一条大河。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就是黄河水文特征的真实写照。 正是这独特的“万里沙”，让黄河成为了一条无时不刻在酝酿着危险的忧患河。中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会导致下游河床被不断抬高，而为了防止河水漫出，人们自然就会不断加高河堤。 但长此以往，黄河河床高度会渐渐超过两岸城市地面，形成更加危险的地上悬河。这种情况下一旦在汛期决堤，高度差将更进一步增加泛滥河水的冲击力。到那时候就不是河水漫出淹毁农田的问题了，一瞬间冲毁附近的整座城池都不在话下。




在这样的自然之力面前 人类实在太渺小了

1981年，河南省开封市龙亭东湖抽水清淤，结果意外发现湖底藏着一座明代周王府的遗址。考古人员继续发掘，惊喜地发现更深处还叠着一座北宋皇宫的遗址。 接着小心翼翼地往下发掘时，新的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黄河边上的开封城下，层层叠叠地摞着6座城池：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 考古结果显示，它们都是在历朝历代的黄河决堤泛滥中被冲毁淹没的。中华民族面对飘忽不定的黄河曾经付出的巨大代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些古代背景的武侠游戏中 开封是被河围绕的“水城”

但我们当然不是习惯坐以待毙的民族。

尽管以古代的科技力量实在难以彻底解决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诸多问题，我国还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水利学家，倾其所能地试图“驯服”桀骜不羁的黄河，为一方百姓谋取百年乃至千年安居乐业的时光。

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该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了。




其实在大禹治水之前，还有一位名为鲧（gǔn）的治水官员，他是大禹的父亲。鲧采用的是在岸边设河堤的“障水法”治理黄河，但随着时间推移水位还是越涨越高。他用了九年的时间治水，却依旧灾祸不断。

大禹治水十三年，最终疏通九河，引流入海，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所使用的方式是疏导河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这是我们治水方式的第一次认知上的大进步——明白了“堵不如疏”。




不过疏通河道入海，并不能完全解决黄河多泥沙的问题。水流确实会带走一部分沙土入海，但依旧会有大量的泥沙淤积于下游河道。

公元前602年，黄河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决堤改道。这是史载大禹治水后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最终使得黄河的入海口从天津往下南移到了河北沧州的黄骅县。

这一丁点的河道迁徙，就不知造成了多少百姓的伤亡，成千上万家庭多年的颠沛流离与洪灾饥荒。




公元前168年，黄河又在酸枣（今河南新乡延津县）决堤。据史记记载，当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治河思想还是沿着旧河道加固堤防，未能提出更先进的治水方案。

一百多年后，西汉朝廷不堪忍受黄河频频泛滥，周边百姓一年被征去救灾的时间还多过劳作生产的时间，于是对外征集治河方案。公元前7年，水利学家贾让上书，提出了著名的“治河三策”。

在贾让的方案中，年年修补旧堤是最下策；开渠引水、拓宽河道、分流治理是“分杀水怒”的中策；而让时处悬河下游的冀州百姓全部撤离，再凿开黎阳的堤坝人工改道让黄河水由北入海，才是“不与水争地”的上策。

贾让三策中，依旧沿袭了大禹治水顺应地势高低来引流的基本做法。但他同时也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中策的开渠引水，已经涉及到了利用黄河水流来灌溉农田，甚至发展航运的想法。

不过贾让的治河策略未及真正实施，公元11年黄河就在魏郡再次决口，迎来了第二次大改道。




东汉初年，黄河及其支流多处泛滥，中原百姓怨声载道。公元69年，汉明帝终于下决心复修汴河、黄河。

他召来先前修缮浚仪渠（据传为当时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汴河的开封段）有功的王景，赐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治理河流的专著，又于同年夏季发给他数十万兵卒以供调遣。

据后汉书记载：“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王景的治河策略是宽河筑堤，因势利导，更在堤内“立水门”以蓄洪并调节水流。

这一波高级操作虽然烧掉了朝廷“以百亿计”白花花的银两，却也让之后的黄河安稳了足足八百年。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美名。




王景选择的最佳黄河出海口在山东利津县，与现在的出海口十分接近

黄河安稳近千年后，进入北宋时期。仿佛是平静太久之后的爆发，在1034至1048短短十四年间，黄河就经历了“横陇改道”和“商胡改道”两次大决堤。

但是一反之前热衷治水的传统，北宋朝廷对此完全不管不问。因此北宋时期黄河流域极乱，一开始泛滥出了从东北入海的横陇河，后来又分出了天津入海的“北流”及山东入海的“东流”。

到了南宋时期，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时任东京府汴梁守将的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竟率兵在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人为掘开黄河堤防，造成历史上到达最南端的一次黄河改道。新河道由泗水入淮河，再从淮河进入黄海，史称黄河“夺淮入海”阶段。




夺淮入海

这种根本不顾及水利常识的瞎导，自然导致了黄河主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加飘忽不定，各支流（甚至已经分不清谁主谁支了）频频决堤泛滥，下游百姓苦不堪言。

而在1234年蒙古军攻至洛阳城下时，更有样学样地“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军”。这次造成了黄河河水“夺涡入淮”，河道又生变化。

在整个宋朝时期各方势力的“糟蹋”之下，数千年来逐步修筑的黄河各堤段均严重受损，其恶果最终由元代朝廷及无数百姓背负。




据元史记载，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黄河在开封等十五处同时决口。朝廷调集今开封附近民众多达20万余人修筑堤防，但仍难以抵御洪灾泛滥。

1297、1298年黄河再次两度决口，滔天大浪中，整座汴京城被携裹着大量泥沙的黄河再再再再次深埋于地底。但别忘了，同时被深埋的还有无数城中的百姓。

而活下来的人更不好过，据载当时“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百姓已其毒”。沿河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随处可见，饿死的、冻死的更是难以计数。




古代治河图

元朝末年，黄河泛滥区域的百姓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救世主——贾鲁。

公元1351年，55岁高龄的水利学家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领军士2万及15万民工兴役治河。面对彼时已千疮百孔的黄河，他大胆又冷静地狂下“猛剂”。

时年四月末兴工，他亲率大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沿着黄河旧道下游三百余里走了一趟：疏通、塞补、堤防、泄洪，到七月份硬生生凿成大致完好的河道280多里。




接着七八月秋汛来临，黄河怒吼着奔流泛滥，没人相信人力能让这样一江天降之水回归旧道。而他以大船收尾相连，内装重石。在各大堤决口处依次下沉，层层筑起一个个“石船大坝”，硬是让河水回转到新修缮好的河道中。

到该年11月，全线堤坝完工。黄河复归旧道，淮河平缓入海，这共计190天的惊险治河工程，史称“贾鲁治河”。而为了纪念他，现在河南省内还有一条被称为贾鲁河的大河。




明清时期，黄河又在河南境内多次决口。

与此同时，明朝也出现了一位以毕生之力庇佑一方百姓安居的大水利学家——潘季驯。

在1565至1592年间，他奉三朝命令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及周边运河。最重要的是，潘季驯看到了黄河多沙这个根本问题，并提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水利学界有名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

潘季驯看出了在黄河流域中，“急则沙随水流，缓则水漫沙停”的特征。因此他主张在原来防洪的大堤（又称遥堤）内部，再修建起用于约束水流使之变得湍急的“缕堤”。




在治河理念先进的他主持下，黄河又保持了多年稳定的局面。而他“束水攻沙”的这一套治河思想，至今也仍影响着当代水利治理。

面对桀骜不羁的黄河，是一位位杰出的水利学者率领着历朝历代不畏艰险的工人们不断修筑起保护百姓的水利工程。

到了现代，我们这一代更是在先辈们建起的三门峡、青铜峡、八盘峡、小浪底等等水利枢纽的庇护下，渐渐忘了黄河曾经的危险与暴躁。一想到黄河汛期，我们只会想着壶口瀑布变得有多壮观，而不必担心河道周边城市的安危。

而这，又何尝不是历朝历代“老基建狂魔”们最想实现的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