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名言叫“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这本是十九世纪末墨西哥总统的一句感叹，但却可以用于形容很多地区居民的处境。 波多黎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波多黎各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早前是西班牙的殖民据点，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被美军占领，如今是美国的一个自由邦。
波多黎各的地理位置
波多黎各岛上的居民属于美国公民，但没有美国总统投票权，只有当他们移居美国本土后才能拥有此权利，尽管波多黎各的总人口超过了美国22个州。 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区，却在医学试验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193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排了一支小队前往波多黎各开展为期6个月的工作，研究热带环境下的贫血病。 其中的一位成员科尼利厄斯·罗德斯（Cornelius P.Rhoads）在工作期间搞出了大新闻。
科尼利厄斯·罗德斯（Cornelius P.Rhoads）
某日夜晚，罗德斯参加一个聚会，结束时他显然已经喝醉了，准备离开时却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回到实验室里，他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波多黎各人毫无疑问是居住在这个区域里最肮脏、最懒散、最堕落和最邪恶的种族，与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岛上会让您感到恶心，他们甚至比意大利人还要低贱。岛上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工作，而是洪水大潮之类能灭绝人口的东西，那样才可能变得宜居。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杀死了8个人，并将癌细胞移植到另外几个人体内，从而进一步灭绝他们……” 信件本要寄给罗德斯在波士顿的同事费迪，或许因为当时他还没从醉酒中清醒过来，他把信件留在了自己的办工作上便离开了。 第二天，信件被一名实验室助理发现，他显然意识到了当中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以及谋杀的内容，便将其抄送给同事和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党领袖。 事情很快就传开了，罗德斯本人将信里的争议内容解释为“写给友人的玩笑”，毕竟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什么都有可能干得出。
此段风波还被刊登于1932年2月的《时代》杂志中，但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有13名患者在罗德斯的照顾下死亡，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被谋杀的。 他回到纽约后的仕途也并未受到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德斯还担任陆军医疗队化学武器部的医疗负责人，对包括非洲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在内的种族进行了秘密的试验，并得到了“与有毒气体和化学战的其他进步作斗争”的表彰。 此后他开始专注于癌症，尤其是癌症的化学疗法的研究，并在1949年6月作为封面人物再次登上了《时代》杂志，但此次并没有提及1930年代的丑闻，几乎被彻底洗白，直到2002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想要以罗德斯的名义设立纪念奖，种族灭绝的丑闻才再次被人提出。
科尼利厄斯·罗德斯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没有人知道罗德斯到底有没有对波多黎各人下了毒手，尽管如此，事件在今天的互联网上还是被称作“波多黎各癌症试验”，也体现出在“纯正”美国人的观念里波多黎各人的卑贱地位。 “波多黎各癌症试验”仅仅是序章，真正的“波多黎各避孕试验”即将到来。 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多半会称赞避孕用品的发明，它们是现代人摆脱生育束缚的有力武器。不过，在最早的避孕药上市前，还有一段黑暗的故事。 避孕的需求其实很早就存在，但受制于社会观念的保守，研究和发展总是充满了坎坷。比如美国节育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她曾在1916年在纽约的贫穷地区开设了全美第一家节育诊所。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桑格认为，妇女有能力支配自己身体，才能获得自由，尤其是生育自由。然而，她却因为散发避孕信息而被捕，节育诊所仅开业9天就倒闭了。 不过，避孕的事业并未因此停滞，桑格开始寻找并投资更先进的节育方式，比如口服避孕药。当时，有关生育的研究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监管，实际上没有办法公开地研究。 1953年，产科医生格雷戈里·平库斯（Gregory Pincus）和约翰·洛克（John Rock）携手合作，两人在桑格和慈善家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的资助下开始了对激素避孕的秘密研究。
雷戈里·平库斯（Gregory Pincus）和约翰·洛克（John Rock）
平库斯早在1934年就已经凭借兔子的体外受精研究，在圈内颇有名气，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横空出世——墨西哥的一种野生薯蓣提取物可以合成孕酮。 在此之前，医学界已经发现激素对人的生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受限于法律，相关的研究仅仅用于治疗不育症。另一方面孕激素的来源也是大问题，动物体内的孕激素含量少且提取困难，用植物为原料合成孕酮把成本降低到了可商业化的水平。
墨西哥农民搬运巨大的薯蓣
平库斯和洛克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法律同样也禁止避孕用品的研究，两人便以孕激素预防大鼠和兔子怀孕为名目展开研究，事实证明高剂量的孕激素的确可以阻止排卵，从而达到避孕的效果。 可是动物实验是动物实验，避孕药最终要给人用，如何证明它对人类也同样有效呢？当然是人体试验。起初两人在伍斯特州立精神病院内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但也因诸多限制无法扩大规模。 他们选择了波多黎各。原因如下，第一，波多黎各当时社会动荡，人口激增但贫困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生育控制；第二，波多黎各地位低下，以当时盛行的优生学观点，减少“低端人口”势在必行；第三，波多黎各岛上已经实施了生育控制，仅有的手段是绝育，当地妇女并不太支持。
1960年，工作人员在波多黎各讲授节育方法
总之，波多黎各被认为是一个完美的试验场，当地的妇女在未被告知风险的情况下接受这些避孕药，显然她们也明白，控制生育能够明显降低家庭的负担，也愿意尝试药物避孕。 然而，没有人知道这种药物用于人体的合适剂量，也没有人能确定会带来哪些不良反应。回过头去看，当时这款“Enovid”避孕药的剂量为10毫克，是今天同类药品可接受剂量的10倍之多。
几年来共有约1500名妇女服用了避孕药，其中有17%的妇女报告了恶心、头晕、头痛、胃痛和呕吐的不良反应，但好消息是波多黎各的避孕人体试验有效率达到100%，没有妇女在服药后怀孕。 另外，还有3名妇女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死亡，但未对她们进行尸检，也无法确定死亡与服用避孕药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 尽管在波多黎各的人体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仅仅带来了一些可接受的副作用，并且也的确帮助了一些家庭摆脱无节制生育的困境。
10mg规格的Enovid避孕药
1960年，美国FDA批准Enovid避孕药上市，因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口服避孕药的出现确实让妇女有条件从生育中解放出来，甚至推动了性别平等。 从人类利益的角度看，参与波多黎各试验的妇女们为世界第一款口服避孕药的诞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人类避孕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从伦理道德上看，这些参与试验的妇女事先并未被告知存在的风险，她们身先士卒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不少亲历者认为自己承担了试验的风险，但最大受益者却是美国本土富裕的白人女性，这就是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