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病毒的传播，旧秩序的崩溃，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辛格在今年4月向全世界呐喊：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全球秩序。
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看中国，我们控制了疫情，跑赢了经济，那接下来的中国能否在礼崩乐坏的秩序中为人类指引新的方向、让熄灭的灯塔在黑暗中重燃？
这个问题有点儿虚，但又是当下的中国实实在在面临的问题。
而想要搞清楚中国究竟能否引领世界，就必须搞清楚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真实地位。带着这些疑问，我在2018年出版的《枢纽》一书中找到了答案，书的副标题是“3000年的中国”，作者是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老蒋试图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把这些问题说明白。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能为全球秩序提供什么价值观念？
01
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也不是一般的大国，金灿荣教授在演讲中将中国称之为“超大型国家”，而在《枢纽》一书中，中国被归类为“超大规模国家”，这样的国家，注定就是要引领世界的。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口，中国今天有14亿人，是世界第一。然而回看历史，中国的人口暴增实际上是从清朝才开始的。
▲中国历史人口变化图
在清朝，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1亿，并在清末增长到四亿，这样的人口大爆发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分析清朝人口爆发的原因，很多人会想到美洲作物的引进，但这个解释有问题，因为直到清末民初，美洲作物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也没有超过10%。
清朝人口爆发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和平红利。
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与草原部落经常打仗，这里先说下中原和草原的一个根本区别：中原是农耕，草原是游牧。
在中原农耕地区，资源丰富，而且人都是定居的，统治者可以低成本地征税；而在草原游牧地区，资源贫乏，人是无法定居的，所以没有办法低成本地征税。
草原上资源贫乏，他们想要活得更滋润，就需要去中原地区掠夺资源；而中原地区为了防止资源被掠夺，就不断地抵御侵略甚至远征漠北。总之，中原和草原就一直打来打去打个不停。
任何时候，打仗都是要烧钱、烧粮食、烧资源的，但古代打仗不能直接发金圆券，所以只能向老百姓征收军饷。上面说了，中原可以征税，中原的军队就是靠中原农耕地区老百姓交的税来养；而草原没办法征税，那草原打仗的“军费”就仍然只能靠去中原地区抢，相当于“以战养战”，所以草原的军队也是靠中原农耕地区的老百姓来养。
说白了，中原老百姓既要供养中原王朝的军队、又要供养草原部落的军队，这两支军队经常打仗，属于高强度动员的军队，动员强度大，所需的资源就多，那么中原老百姓的负担就重、生活成本就高、生养就少。所以只要草原与中原的战争不停止，中国的人口规模就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要想让中原与草原停止战争，只能把这两家整合成一家，但问题在于这两家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原是依靠税收去养活庞大的官僚体系去治理社会，而草原无法征税、只能依靠部落联盟去掠夺资源。
▲游牧区、农耕区分界线—400mm等降水量线
（几乎与长城重合）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就一直面临着一个难以突破的困境：
中原王朝难以长期、稳定、低成本地统治草原，草原部落也无法长期、稳定、低成本地统治中原，两边就只能一直打下去。
但清朝建立之后，这一切就变了。
大清是在东北地区崛起的，东北地区属于中原和草原的过渡地带，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所以他们既懂得征税去建立官僚体系、也懂得怎么笼络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
当同时掌握中原和草原两种治理方式的大清统一中国之后，他就可以在中原和草原分别实行长期、稳定、低成本地统治，还可以用从中原地区收来的税把草原上的军事贵族全都收买，这种“转移支付”的成本比长期打仗要低得多，所以康熙才有底气喊出“永不加赋”。
中原和草原不打仗了，“中华帝国”的版图扩大到极致，帝国内部在大一统的状态下展开低成本地运行，旧有的“内耗”就消失了，这就是和平红利。
紧接着，雍正继承了明朝的“一条鞭法”强推“摊丁入亩”，你要没有地就不用纳税，那老百姓的生存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所以中国人口在乾隆年间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大关，中国“超大规模”的基础也就完备了。
人口暴增之后，很快新的困境又来了。
爆发工业革命凭的不是英国的自然科学有多牛逼，改进蒸汽机的瓦特、发明飞梭的凯伊，他们都是普通的技术工人，懂个屁的科学。要想爆发工业革命，你首先得有需求，但是大清不缺劳动力，根本没有这种需求。
▲蒸汽机驱动的火车
人口暴增、又爆发不了工业革命，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农业经济消化不了过剩人口，得靠工业经济才行。人口越来越多，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又有限，那么过剩的人口只能通过“自我屠杀”（内战）的方式消耗掉。
但这个时候，西方人来了。
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需求引进了先进的工业技术，并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加入全球经济秩序。西方工业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到来，让中国过剩的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化吸收，中国也就从“内卷化”困境中跳了出来。
跳出来之后，中国马上又面临新的问题。
外来技术和外部市场确实可以消化过剩人口、拉动中国经济，但是中国太大太大了，根本无法被整体性地拉动起来、只能拉动一些沿海、沿江的口岸地区，如此一来，这些地方和广大的内陆、农村地区就会产生巨大的撕裂，沿海地区越发展，他和内陆地区的“裂隙”就会越来越大。比如，民国时期的上海虽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歌舞升平，但离上海几百公里的内陆农村地区可能就是饿殍遍野。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必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整合，从而整体性地加入到全球经济秩序当中。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地发展，否则越发展就越撕裂。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整合，这太难了。
中国各路势力折腾了好几十年，直到1949年才完成政治上的统一，统一之后又下大力气搞社会改造，搞土改、搞扫盲，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全部推倒、把数亿人口全部纳入高效的治理体系当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完成之后，才有了“全国一盘棋”、才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资源才得以被高效地组织动员起来、真正的“人口红利”才会出现。
▲印度的人口资源无法获得高效的组织动员
在建国之后继续进行政治整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急速推进。可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工业化过程也是政治整合的一部分，因为他把大量的人口都整合到了现代生产体系当中。
政治整合的过程走完之后，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重新加入全球经济秩序。虽然刚开始也是部分沿海地区先开放，但这会儿不用担心撕裂，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整合，整个开放的过程是循序渐进、平稳可控的，而且还有一套“转移支付”的机制进行资源分配。
这一次，中国成功地、整体性地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秩序当中，中国经济也因此重新获得了崛起。
在未加入全球经济秩序之前，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实际上会成为某种负担，但是当我们加入到全球经济秩序之后，超大规模的人口反而会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
你人多了，那你的劳动力成本就低，西方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就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由于中国足够大、人足够多，所以中国可以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全都给承包过来，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体系也在技术的推动和需求的拉动下变得愈发完备，中国也就变成了“世界工厂”。
而在西方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技术也在快速迭代、生产分工也就越来越细，单个工厂为了追求效率只负责单一的生产环节，成百上千家工厂组合起来就是一张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
中国的规模足够大、这使得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就足够大，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就会向东南亚地区溢出，但大部分仍然是留在中国，因为东南亚国家的体量太小，无法承接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转移。
所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成为“永久性”的全球生产中心，全球经济秩序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双循环的新结构：
▲可以把图中的非洲理解为广大的亚非拉地区
在这个双循环的新结构中，中国就是全球经济秩序的枢纽。
在可见的未来里，全球这种双循环的经贸结构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中国在这其中的地位，从上图就可以看出：缺了中国，世界就不转了。
02
中国能为全球秩序提供什么价值观念？
当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全球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美国主导的旧有秩序已经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秩序混乱的时代，这就需要人类去建立能够顺应未来发展的新秩序。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当然可以在未来秩序的建构中出一份力。
人类想要建立一套新秩序，就必须要找到一套新的价值观念，这套观念要有非常高的普世性，要让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相信，这套观念可以引领人类走向未来。
这种普世价值观念，在过去是有的，但现在都不怎么灵了。
在冷战时代，苏联和美国把整个世界劈成两半，而且各自分别向全世界输出了一套普遍主义的观念，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
苏联和美国之所以能输出这种观念，是因为这俩国家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精神动力，他们相信，自己就是要拯救全人类、就是要领导全世界！
先说苏俄。
由于宗教和历史的缘故，俄罗斯自诩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弥赛亚帝国”，“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语中“基督”的意思，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承受苦难、救赎人类。2001年，俄罗斯社会学家做了一项社会调查，问俄罗斯人对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结果大部分人都认为俄罗斯人是“各族人民解放者”、“大文化创造者”、“各族人民保护者”。
俄国人的这种弥赛亚意识，与共产主义的天然普遍性有着高度的契合，所以俄国人在革命成功以后，他的弥赛亚意识也能随着革命的输出得到释放，然后他们成立共产国际、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的观念和革命，以求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再说美国。
美国和欧洲都天天倡导自由民主、普世人权那套东西，他们都有一种普遍主义的信念，但是美国的普遍主义信念来自于清教精神。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的清教更讲究信仰的“无条件性”，就是不许质疑，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反思。那么，美国人在推广普世价值的时候，就会比欧洲拥有更坚决的意志、更强劲的动力。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清教精神不仅会使得美国表现出普世主义的一面，也会使美国表现出孤立主义的一面。如果美国的力量很强，他就觉得世界需要美国去拯救；如果他的力量相对弱了，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堕落了、就会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
二战之后，美国的力量变得无比强大，同时发现有一个同样强大的苏联也在推广一套普遍主义观念，这套观念还恰恰跟美国的自由主义是相冲突的，那美国普世主义的一面马上就激发出来了：美国要做“自由世界”的领导者！
苏联的共产主义倡导阶级利益，美国的自由主义倡导个体权利，这两套观念都具有非常高的普世性，从而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并且可以让接受其观念的国家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念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但是价值观念这种东西毕竟还是有点儿虚，想让其他国家相信，就必须给他们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我信了你宣扬的那套观念、没变得更好反而混得更差了，那我为什么要信你？
所以，价值观念的输出与维系需要以其他国家切实地获利为前提。对于苏联或美国来说，想要让其他国家长期信奉自己倡导的观念，就必须与这些国家建立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合作。
冷战中，苏联建立经互会，打造起大陆秩序中的计划经济共同体；美国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打造起海洋秩序中的市场经济共同体。这两套相互平行的体系，使得苏联和美国都能与他们各自的小弟之间开展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合作。
苏联是大陆国家、美国是海洋国家，苏联主导大陆秩序开展计划经济、美国主导海洋秩序开展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主导不了海洋秩序，美国也主导不了大陆秩序。
当美苏双方都存在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可以相互指责说：不是我的价值观念不行、而是对方这样的“邪恶力量”太强大了，我们必须打败他！但我们发现，当其中一方不行了之后，另一方也就不行了。
苏联后来渐渐不行的原因有很多很多，这里就只说一下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就是极度地抑制创新（这里的创新既包括创意本身，也包括创意的落地；苏联创新成果的“物化”需要10-12年，而美国只需5年、日本只需3年）。苏联崛起正吃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重工业、大工厂、大机器生产，这个其实并不是以创新作为驱动的，它特别适合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真正需要以创新作为驱动的时候，计划经济的模式也就走到头了。
当苏联快不行的时候，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觉得“自由民主”以后就独步天下了。苏联倒台之后，美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四处开战、或者是搞颜色革命，很多还触及到了苏联的传统势力范围，然而结果却很悲催，很多地方美国用武力根本打不下来，而且他与一些大陆深处的国家难以开展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合作。
▲美军在阿富汗
所以即使苏联解体了，美国也无法在新的地方建立起良好的秩序，这时候儿大家反应过来了，你美国人的那套普世价值，是真的不行。
苏联不行了，美国也不行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也都不行了，那中国是不是可以提供新的价值观念呢？
苏联的解体使得大陆秩序陷入了某种混乱的状态，美国试图进入苏联的传统势力范围重建秩序，但是他失败了，这些地方变得越来越混乱，然后美国感到力不从心、也不想玩儿了，美国精神传统中孤立主义的一面就被激发出来、进而各种退群，使得美国曾经主导的海洋秩序也开始陷入混乱。
因此，能够重新整合起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国家，只有中国。
由于中国是全球经济秩序的枢纽，所以理论上中国可以同时整合起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使得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实现良好的经理循环。苏联和美国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就有可能被中国完成。
中国想要做到这一点，既要与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同时建立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合作，也要尝试提供一套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大部分的国家相信，中国真的可以引领全世界。
中国与大陆世界、海洋世界同时开展的经济合作，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可以整合东北亚、东南亚经济，融合之后再通往欧洲，在沿途地区带动中亚内陆国家的发展，从而完成欧亚经济的海陆大整合。
“一带一路”既可以帮助中亚这些传统的大陆国家实现经济腾飞、使失序的大陆秩序回归正常，也可以使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联动，从而使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区域乃至全球的共同发展。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有着“帝国坟场”之称的阿富汗成为首批积极响应的国家。
在冷战时代，阿富汗身处苏联主导的大陆秩序之中，但是政权一直不稳，苏联想用武力在阿富汗重建自己可以主导的秩序，打了十年不仅没把秩序建立起来、还把自己耗死了；美国也一样，美国想通过武力把这个地方纳入自己主导的海洋秩序当中，打了二十年、同样是无功而返。
而当阿富汗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之后，他就可以引进外资、利用自身优势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并且与海洋世界和外部新兴市场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崛起，苏联和美国死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在中国提供的方案下得到解决。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不仅仅带动一个小小的阿富汗，而是要带动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共同发展，相比于“民主”、“人权”，“能发展、能赚钱”这样的朴素想法在人类世界显得更为普遍。
与大陆世界、海洋世界同时开展经济合作并不难，而为世界提供一套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其实也不是非常难。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自古以来就蕴含着一种普遍主义的精神动力：即天下观念。
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古人思考问题就不是局限于某一地、某一国，而是喜欢以“天下”为单位思考问题，这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视野，它伴随着后来的儒家文明，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精神传统当中。
中国古人讲的“天下”与今天我们讲的“天下”当然有所不同，但“天下”这个概念是随着中国人视野的扩大而扩大的，在古代，它可能就是单指中国或东亚，但到近代，它自然就代表全世界。
今天的中国人将全世界视作“天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平天下”。
商周时期，中国还没有大一统的王朝出现，所以中国最早的天下观念是一种“协和万邦”的普遍理想。当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开始形成的时候，中国人自然把“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担当。
到了现代，中国已经实现内部整合、并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当今中国人对于“天下”的期望，仍然是达成一种“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
天下观念被儒家文明发扬光大，它是儒家关于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一种宏大构想。
天下观念的核心，既包括“仁义礼智信”这种个人的价值追求，也包括“仁政”、“王道”、“和而不同”这种对于国家行为的倡导，儒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同社会”的构想，那么对应到今天，它不就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吗？
天下观念倡导的这套东西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它所蕴含的软力量绝不输于美国标榜的“普世人权”。天下观念在秩序混乱的今天，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比如，面对美国日益膨胀的霸权主义心态，天下观念倡导“王道政治”，“王道”与“霸权”天然就是势不两立的，“霸权”喜欢蛮力、而“王道”讲究“天下归心”；
再比如，面对日益剧烈的国际政治冲突，天下观念蕴含的普世力量可以压倒孤立主义，天下观念倡导“和而不同”、倡导“克己复礼”、倡导“天下大同”；
又比如，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自然危机，天下观念倡导“以天下为一家”、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当下，人类处在一个秩序混乱的时代、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处在一个阴云遍布的时代，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急切地需要团结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未像今天这样更有需求、更有意义。
我们相信，蕴含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不仅可以作为当今中国人独有的普遍理想，更可以作为未来世界全人类的普遍追求。
写在最后
2021已经来临。
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在目睹中国不断走向复兴、又因为疫情跌倒而重新站起来的同时，也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亲手推翻自己曾经建立的秩序、并一脚陷入疫情的泥潭里难以拔起。
1991年岁末，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落，美国开始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号令世界各地。然而到今天，仅仅过去了不到三十年，美国高喊的“自由民主”化为了中东战场的露野白骨，美国标榜的“普世人权”变成了在疫情中升天的数十万亡魂，美国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其实自从2016年特朗普胜选的那一刻开始，美国的堕落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然而美国不只是美国的美国，也是世界的美国，由于美国的堕落，人类世界渐渐走向失序。
2021年的今天，虽然拜登上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普世传统的回归，但世界仍然还在混乱的秩序中上下求索，人类还在疫情的长夜中艰难前行，谁也不知道新的秩序会何时重建，谁也不知道新的黎明会何时来临，人类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人类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混乱的世界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秩序当中。
旧秩序不行了，那就建立新的秩序。新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全人类的协作，更需要有担当的大国来引领。
这个唯一可以引领人类走出黑暗的大国，就是今天的中国。
引领未来，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大国的使命。
资料来源：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梁燕诚：天下观念—中国哲学对全球化危机的深度处理
郭沂：天下主义—世界秩序重- END -出品人：蒋校长